1946年8月6日，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坐在苹果树下交谈。几只茶杯、酒盅、火柴盒，被毛泽东摆在石桌上，临时充当国际局势中的不同国家。那场谈话没有会场的庄严，却留下了一个传遍世界的政治比喻。
斯特朗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中国革命。1885年11月24日，她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个牧师家庭，1908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很早便参加社会改革和儿童福利活动，后来投身新闻事业，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社会立场。
1918年，西雅图总罢工期间，斯特朗担任工会报纸的特写编辑。1921年，她前往苏俄，此后长期生活在苏联，持续报道社会主义建设。她的文章不刻意隐藏立场，因此被称为“同情革命的女记者”。这份选择，也影响了她后来观察中国的方式。
1925年，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广州采访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再次来华，深入湖南农村，观察农民运动，也亲历武汉局势的剧烈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到八路军总部采访，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
她并非只在前线寻找惊险故事。1940年底，斯特朗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了解皖南事变的经过。回到美国后，她及时发表报道，向国外读者说明事件背景。对一名记者而言，这种行动意味着要承担舆论压力，也意味着不能只听一方说法。
1946年夏，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7月31日，她乘军调部飞机抵达延安。8月6日的会谈中，她问起国共谈判和美苏关系，话题很快转向原子弹以及美国援助蒋介石的问题。
毛泽东说，原子弹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陆定一最初将这个词译成“稻草人”，毛泽东认为意思不够准确，便进一步解释：纸老虎看上去凶猛，实际上经不起风雨。谈到蒋介石时，他还说：“蒋介石——纸老虎。”
斯特朗立即抓住了这句话的新闻价值，追问能否公开报道。毛泽东没有回避，而是补充说明：如果蒋介石拥护人民利益，可以成为“铁老虎”；如果抛弃人民、向人民发动战争，便会变成纸老虎。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一句俏皮话，而在于判断力量的根源。
毛泽东还谈到“小米加步枪”和飞机、坦克的较量。他认为，武器只是表面的强弱，决定战争走向的，是人民是否觉悟、是否愿意参加并支持斗争。这个判断后来经斯特朗传往海外，“纸老虎”也由一场延安谈话，变成国际舆论中经常被引用的政治词汇。
在延安期间，斯特朗还到清凉山为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讲新闻写作。她把标题比作新闻的眼睛，强调导语必须抓住核心，文字要有变化。条件很简陋，记者们却认真记录。有人后来回忆，这堂课让许多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新闻工作者懂得了怎样把事实讲清楚。
有意思的是，斯特朗并不满足于听取材料。她走访部队、农村和机关，观察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及军队纪律。毛泽东后来对她说，共产党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仅在战场，还在土地问题能否处理好。农民是否真正获得利益，决定他们是否愿意保卫新的生活。
1946年12月，毛泽东在王家坪会见外国记者时谈到斯特朗等外国朋友，指出共产党不排斥外国人，也希望记者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是反动派的代言人。这句话，实际也是对新闻责任的提醒：报道不能只追逐轰动，更要经得起事实检验。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2月10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特朗，向她分析撤离延安的可能性。他认为，延安当然重要，但人民战争不能把胜负系在一座城市上。2月14日，斯特朗离开延安，带走了有关解放区情况的资料。
离开前，周恩来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材料交给她，希望她向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斯特朗原本想随部队转移，因安全原因未获同意，遗憾地哭了。周恩来告诉她，离开同样是一项工作，她需要把在中国看到的事情带到世界各地。
回国后，斯特朗发表《中国的黎明》等著作，并在1950年以后继续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她还撰写《毛泽东思想》，发表于美国《美亚》杂志，被认为是较早向国外读者系统介绍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之一。由于相关谈话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她的名字也曾多年出现在中国中学语文课本中。
1958年，斯特朗来到中国并定居北京。1965年11月24日，她八十岁生日这天，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她。1970年3月30日，斯特朗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留下了“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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