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晋冀鲁豫解放区一处山沟里，正在深山执行任务的王士光，被人急忙叫回驻地。领导没有先谈工作，而是指着屋里那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半天说不出话来。王士光抬头看去，站在面前的，竟是已经被认定牺牲多年的妻子王新。
人群很快围了过来。七年没有见面，两人却都收到过对方牺牲的消息。王士光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常年操劳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王新也没有急着落泪，只是安静地看着他。
屋里的人渐渐散去，沉默许久，王士光才低声问：“我可以吸烟吗？”王新从不抽烟，却接过一支烟，说：“也给我一支。”两人点燃烟，像是借着这点烟雾，慢慢确认眼前并不是一场梦。
他们的相识，始于1938年的天津。那时，二十四岁的王士光已经投身革命，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姚依林考虑到地下电台需要家庭身份作掩护，安排他与一名女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夫妻。
王新当时还很年轻，是天津地下工作的骨干。她出身于东北一个较有影响的家庭，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到天津，十五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本她准备前往根据地学习，却临时接到命令，留下配合电台工作。
两人在旅社第一次见面时，王士光看到穿着蓝布旗袍的王新，脱口说了一句：“这么小！”王新心里很不舒服。她为了显得成熟，特意换下学生装，还把辫子上的白绸花换成黑丝带，没想到仍被当成孩子。
任务不等人。两人很快搬进一处小洋楼，对外以夫妻身份生活。王士光化名吴厚和，在电料行做技师，便于接触电台器材；王新化名黄慧，负责家务、警戒，也学习收发报技术。
真正危险的工作，往往发生在夜深之后。王士光经常凌晨一两点登楼操作电台，门窗紧闭，尽量不让灯光和声音暴露出去。王新则在附近观察动静，阳台上的跳绳，既是活动身体，也是一种安全信号。
有意思的是，假夫妻很快有了真感情。王士光生病时，王新守在床边照料；一次住所附近出现异常，两人连夜转移到旅馆，分别盘算着怎样让对方先脱险。那一刻，他们都明白，彼此早已不是任务中的搭档。
1938年底，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秘密电台原计划运行三个月，实际坚持到1939年底。随后，他们前往平西根据地工作，王士光负责无线电技术，王新开展妇女工作，聚少离多成为生活常态。
1940年春，因形势变化，两人随部队转移，从此失去联系。王士光曾托人寻找王新，却在东北局查到多个同名者。很快，关于王新牺牲的消息传来。这个消息没有让他停下，反而使他把全部精力压到工作上。
当时部队缴获两部国民党归航台，需要改装成广播电台。王士光缺少现成资料，只能带着技术人员一点点摸索。一次连续工作中，他高烧病倒，仍让人把门板卸下，躺在工作室里指挥线路改造。
烧得最重时，他嘴唇干裂，几度昏迷，连水都难以下咽。可一旦谈到图纸和机器，思路依旧清楚。体温稍有下降，他便重新站到工作台前。对他而言，电台不能停，广播不能断。
1946年末，延安面临军事压力，中央决定主动撤离，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承担接替播音的任务。王士光把中波设备改造成短波设备，使延安台转移期间仍能保持播音。敌方一度误判电台位置，广播却持续传出。
这项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士光因此获得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勋章。也正因为事迹见报，远在外地的王新才得知丈夫仍然活着，随后一路寻找，终于在1947年底与他重逢。
王新后来解释，夫妻多年没有音信，按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本可以各自重新生活，但她始终没有这样做。她说：“我想，既然是在工作中了解的，又都是党员，就应该等待。”这句话朴素，却正合乎他们共同经历过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两人一起观看时，王新提起初见那句“这么小”，王士光也笑着问她，自己那时是不是很邋遢。多年并肩工作留下的严肃记忆，偶尔也会露出生活气息。
1994年，王新骨折住院，身体一度瘦到三十五公斤以下。王士光变着花样做饭，还把电视里的剧情记下来，慢慢讲给她听。后来王新患病，情绪和生活都需要照料，他便耐心陪伴，在院子里种下多种颜色的月季。
2003年，王士光患喉癌病重。一次为王新填写材料，他坐在沙发上，用颤抖的手写了一个多小时。临终前已经无法说话，他拉住女儿的手，用口型反复嘱咐：“照顾妈妈。”王新后来偶尔念叨，那个一见面就嫌她小的人，怎么一直没有离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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