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书院讲会，读者的第一印象应该是850多年前那一次著名的“朱张会讲”。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远在2000多里外的福建，得闻张栻在善化（今长沙）阐胡宏之学，欣然携弟子前往交流。朱张二人首倡会讲，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并往来于善化城南书院、衡山南轩书院会讲，二人所讨论的核心议题——《中庸》的“中和”思想，亦与16字心传的义理脉络相承。
朱张会讲成了中国书院教育的一种创新。少长咸集，谈经论道，如此盛况，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可谓中外文化史上的奇景大观，也是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风采壮举，坚实了岳麓书院作为中华文化奥区与人文高地的地位。
但本文要谈的是明代书院讲会。会讲与讲会都发生在书院之中，文字位序不同，涵义则存在一定差异。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的《明代书院讲会研究》，不纠结于讲会与会讲的差异，而是以建立在大量个案分析和数据支撑上的史料研究和学术实证，试图突破传统书院史研究的界限，将讲会置于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政治史的多重视野下综合考察，通过对王阳明的书院教育实践对士人群体的深刻影响、泰州学派“百姓日用之学”的平民化传播对儒学诠释下移和地方教化的深化、晚明东林讲会“由会而党”的转向形成学术自由与政治干预的激烈矛盾等的梳理研究，全面解析明代书院讲学“以讲为学，以会为学”的主要特点，为读者系统了解明代讲会的学术内涵、组织架构、社会意义以及鼎革变迁等问题，提示了重要、客观而具体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路径。
该书以“从沉寂到复兴：王、湛之学与书院讲会”开篇，纵论王阳明、湛若水强化实践活动的书院观在书院讲会复兴的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作用。
王阳明出身于望族世家，为状元尚书之子，曾与书院并无多大关联。只因正德元年，他上疏援救御史戴铣等，忤逆擅政的权宦刘瑾，招致横祸，被贬谪贵州龙场。他在这一场特殊的修炼中悟道，开启了此后20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活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书院观。他在前往龙场途中，经过长沙，游历岳麓书院，并赋长诗纪游岳麓书事：“殿堂释菜礼从宜，下拜朱张息游地。凿石开山面势改，双峰辟阙见江渚。”他从先贤朱熹、张栻讲学书院，看到了自己在庙堂之外新的事业格局——做新书院事业的开山者，开儒学平民化之先河。
龙场民众为其创建书院，他写下著名的学规《教条示龙场诸生》，完成了其此后长时间从事书院教学实践的理论思考。他在龙冈书院宣讲知行合一新学说，引来了省城教育主管官员的推崇，邀请其赴文明书院讲学。贬谪生涯结束，阳明复出为官，仍四处讲学，作育门人，传播心学。平日里与各类学生朝夕开讲，志在兴起圣贤之学，以图挽救因书院教育沉寂百年而日益沉沦的人心士风。
王阳明并非孤军作战，与之年轻时在京订交并约定“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的好友湛若水，不论为官还是居家，都以讲学为己任。他不但在任职的南京周围各地讲学，还首开富山、斗山、天泉、新泉诸书院讲会。40岁伊始，此后大半个世纪他都奔波在国子监、州县学、书院精舍以及寺观、行窝讲学，弥留之际还在叮嘱学生要按照学规讲席。可以说，他们为了“倡明圣学”的约定深入践行，把半生许给了明代书院讲会事业。
王、湛分别奔走各地，倡导新的书院意义、教学方法、学术理念、教化功用，推动书院讲会的复兴。阳明后学们在本为儒家讲学之所的书院，因地制宜，将立会讲学活动推至极盛。学术型讲会、教学型讲会、教化型讲会，针对不同受众，分别指向学术创造、传播和普及等三个层面，自成特色，各有品位，再次明确书院是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文化的教育平台和学术载体。各地域书院讲会迅速兴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讲会会圈，促成了讲会至社团的跃迁。即便遭致直指王湛讲学的嘉靖之毁、张居正痛恨讲学的万历之毁、魏忠贤残害东林的天启之毁，明代讲会仍在几轮劫难中浴火涅槃，淬炼和提升了中国书院教育文化的品格。
在书中，邓洪波还梳理了现代以来诸多学问家对于讲会的研究和理解。胡适论述“会讲式的书院”，主要是内部交流，由山长开场，“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钱穆将讲会视为书院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是书院之灵魂所在，他认为明代王门讲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与乡约、书院相互融合后，演变成了晚明文人结社。吴景贤则认为二者在形式上若即若离，甚至可以视为“两种团体”，“讲会实为书院官学化后，学者借以自由传嬗学术思想之团体，亦可谓为书院堕落后，讲学精神之寄托”。邓洪波评价说，吴氏结论归属朱学阵营，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依据文本，言之有据，所做解剖麻雀式研究而得之观点，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
凡此林林总总，都是关于中国书院教育文化这座悠久而厚重的富矿的研究之一个切面。欲使其在新时代绽放更多的活跃光芒，只有深入研究此中嬗变与跃迁，才能更好地理绎书院复兴背后的时代思潮，探寻书院讲会对书院发展的学术博弈，审视传统书院向现代大学转化的教育价值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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