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给女上司登门送礼，她关上房门，指着床铺对我说道：“把衣服脱了。”
我愣在门口，手里的两瓶西凤酒差点没摔地上。
“周科长，您这是……”我咽了口唾沫，往后退了半步。
周秀兰靠在门框上，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领口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白净的脖颈。她比我大五岁，三十二，离了婚，是厂里供销科的科长。那时候能当上科长的女人不多，她有本事，也有手段。
“小张，你听不懂人话？”她笑了笑，眼神往我手里那两瓶酒上扫了一眼，“东西放下，把衣服脱了。我床上那床被面该换了，你帮我铺上。”
我这才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床上摊着一床崭新的牡丹花被面，针线篓搁在枕头边上。
我长长吐出一口气，额头上那层细汗慢慢凉下来。
“您早说啊。”我把酒放在门边的鞋柜上，走过去拿起被面，“这被面挺好看的，托人从上海买的吧？”
周秀兰没接话，转身去倒了杯茶，递给我：“喝口水，喘匀了再说。”
那是1979年的冬天，我在县国营纺织厂当供销科办事员，刚转正不到半年。
进厂的时候我十九岁，从乡下招工进来的。我爹是村里木匠，我娘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三个孩子，我老大，下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招工名额是村里争取来的，大队书记说我老实肯干，给了我。
我揣着铺盖卷进厂那天，天下着小雨。周秀兰站在厂门口的梧桐树下，穿着蓝色工装，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在脑后，手里夹着根烟。她看了我一眼，说：“多大了？”
“十九。”
“识几个字？”
“初中毕业。”
她把烟掐了，弹进路边水坑里：“供销科不养闲人。干得好留下，干不好，找你们大队书记去。”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会彻底改变我往后十年的人生。
供销科管着全厂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是厂里最要紧的部门。周秀兰当科长三年，把厂里的滞销布匹愣是跑出了省，销到了新疆和东北。她一个月有大半个月在外面跑，回来就往办公室一坐，点根烟，翻账本，谁也不敢在她面前说废话。
我跟着她学了半年，从怎么填调拨单、怎么跟火车站货运组打交道、怎么请客户吃饭不超标准，一样一样往脑子里记。她脾气急，骂人不带脏字，但句句戳心窝子。我挨过她三次骂，第三次她把茶杯都摔了，说我脑子是榆木做的。
但我没走。不是因为能忍，是因为我看得清楚——跟着她能学到真东西。
第四个月的时候，她开始让我单独跑一些小单子。去邻县拉棉纱，去市里送样布，去火车站催车皮。我每次都办得利利索索，回来一五一十跟她汇报。她嘴上不说好，但我看见她在本子上给我画了个勾。
1979年秋天，厂里出了大事。
省里下文件，要求国营厂实行经济责任制，年底要考核利润指标。纺织厂那年效益不好，仓库里堆了二十多万米布卖不出去。厂长急得嘴上起泡，把周秀兰叫去办公室骂了一通，说年底完不成指标，供销科全体扣年终奖。
周秀兰从厂长办公室出来，脸比锅底还黑。
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小张，你跟我去趟东北。”
“东北？”
“沈阳有家百货采购站，去年我搭上过线。他们缺中低档棉布，咱们仓库里那批正好对口。你跟我跑一趟，成了算你的，不成算我的。”
我点了头。
东北那趟跑了十八天。火车坐了两天两夜，硬座，人挤人，过道里都是烟味和脚臭味。到了沈阳，住的是办事处的大通铺，一晚上两毛钱。周秀兰带着我一家一家跑，百货站、纺织品公司、二级批发站，鞋底都磨薄了一层。
最后在沈阳南站附近一家纺织品二级站，签下了八万米布的合同。
回来的火车上，周秀兰破天荒请我喝了瓶啤酒。她靠在车窗边，看着外面黑乎乎的田野，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小张，人这辈子，能抓住的机会没几个。抓住了，就是你的。抓不住，怪不了别人。”
那年我二十岁，不太懂这句话的分量。后来才明白，她不光在说生意。
合同签回来，厂里炸了锅。厂长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供销科，说周秀兰立了大功。年终奖没扣，还多发了一个月的。周秀兰拿了三百六十块，我拿了八十块。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
过年前，我寻思着去周秀兰家坐坐。按规矩，徒弟过年得去看看师父。再说那趟东北，没有她带着，我一个毛头小子根本办不成事。
我托人从县副食店弄了两瓶西凤酒，又买了两斤水果糖，腊月二十三那天晚上，去了她家。
她住在厂家属院最后一排，两间平房，独门独户。丈夫前几年跟人跑了，说是去了深圳，再没回来。她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女儿小芳。
我敲了门，她来开的。屋里暖烘烘的，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响。小芳趴在桌上写作业，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写字。
“周科长，给您拜个早年。”我把东西递上去。
她接了酒，看了眼牌子，笑了：“还挺舍得。”
“应该的。”
她把糖递给小芳，转身去厨房切了盘萝卜干，又拿出一包花生米，倒了那杯茶。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她让我脱衣服，我以为是那床被面。结果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件灰色的中山装，递给我。
“试试，看合不合身。”
我接过衣服，愣住了。那时候一件中山装要二十多块，我三个月工资。
“这……”
“你天天跟着我跑外勤，穿得跟个要饭的似的，出去见客户丢我们供销科的人。”她把花生米推到我面前，“穿上。”
我穿上，不大不小，刚好。
“还行。”她上下打量我一眼，“就是人黑了点，穿上也显旧。”
我笑了。
那天晚上我坐到九点多才走。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塞给我一个纸包。我回去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毛线织的围巾，藏青色的，针脚有点歪，看得出来是新手织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织了一个月的。
1979年过去，1980年春天，厂里又来了新任务。省纺织公司要在全省搞展销会，每个厂出两个推销员。周秀兰点了我的名。
展销会在省城开了五天。我带着样品布，一天接待了三十多个客户，记了满满一本联系地址。最后拿下了四家百货站的意向订单，加起来五万多米。
回厂汇报的时候，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可以啊，供销科后继有人了。”
周秀兰坐在旁边，没说话，低头抽烟。
但我看见她嘴角动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跟周秀兰的关系在厂里传出了闲话。
有人说我一个大小伙子天天围着个离婚女人转，不知道安的什么心。有人说周秀兰提拔我是因为我跟她有一腿。最难听的一句是食堂打饭时我亲耳听到的——"一个寡妇养的，一个乡下小子，绝配。"
我没往心里去。周秀兰更不在乎。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嘴长在别人脸上，你管不了。你管得了的是自己手里的活儿干得漂不漂亮。"
但闲话还是传到了小芳耳朵里。
有天我去她家送一份展销会的总结报告，小芳开门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我问她怎么了，她咬着嘴唇不说。
周秀兰从里屋出来，脸色也不好看。
后来我才知道，家属院有个老太太当着小芳的面说，她妈不要脸，跟小年轻搞对象，也不怕人笑话。
小芳那年七岁，已经懂事了。
我站在院子里，拳头攥得咯咯响。周秀兰出来泼水，看见我那样，说：“你干嘛？想打架？”
“我去跟那老太太说说。”
“说什么？说你跟我没关系？”她冷笑一声，“你越说越描越黑。别管了，小孩子哭一场就忘了。”
可小芳没忘。
那年六一儿童节，学校要家长去参加活动。周秀兰正好去市里开会，回不来。小芳哭着跟我说，同学问她为什么没有爸爸，是不是她妈做坏事了。
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去了学校。
在操场上，小芳拉着我的手，跟同学说：“这是我张叔叔，他跟我妈一起工作的。”
那些小孩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
回家的路上，小芳坐在后座上，搂着我的腰，小声说：“张叔叔，你以后能不能经常来我家？”
我说：“好。”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1980年秋天，出了一件事。
厂里财务科对账，发现供销科有一笔两千块的货款对不上。钱是三个月前我经手的一单发往河北的布匹，对方收到货后汇了款，但财务说没收到。
周秀兰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小张，那笔河北的款，你再想想，汇款单号是多少？”
我翻了翻笔记本，报了单号。她去财务查了一趟，回来说，钱确实到了，但被记到了另一个户头上，是财务科一个新来的会计弄错了。
虚惊一场。
但那几天厂里已经传开了，说供销科有人贪了公款。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冲着我来的。
我那几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不是怕被冤枉，是怕周秀兰觉得我看人不准，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办是她瞎了眼。
她看出来了。
有天晚上加班，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她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我不会抽。她自己点了一根，说：“小张，你记住，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的。今天这事过去了，明天还有别的事。你要是连这点风浪都扛不住，趁早回你村里种地去。”
我把烟接过来，学着她的样子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她笑了。
“慢慢学。”
那根烟我没抽完，但那句话我记下了。
1981年，我二十一。周秀兰三十三。
这一年，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不是突然的，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她递给我茶杯时手指碰一下，她骂完我之后偷偷往我抽屉里塞个包子，她在我跑长途回来时站在厂门口等，说是等别人。
我也不是没感觉。但我一直压着。她比我大五岁，离过婚，带着个孩子。我是农村出来的，家里指望我出人头地，回去说跟一个离婚女人好上了，我爹得拿斧头追我八条街。
再说，她是我的上司。厂里那些闲话已经够难听了，真要是传出来，她这科长还当不当了？
所以我装傻。
她也不挑明。
两个人就这么耗着，像隔着一层窗户纸，谁都不捅。
直到那年冬天。
腊月里，厂里组织去省城拉原料。本来是周秀兰带队，但她女儿小芳发烧，她走不开。厂长临时让我带两个人去。
三天后回来，下了火车，天已经黑了。我直接回了厂里卸货，忙完已经快十点了。
骑着自行车路过她家那条巷子，看见她家门口还亮着灯。
我鬼使神差地推着车走了过去。
敲了门。她来开的，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散着，眼睛红红的。
“回来了？”她声音有点哑。
“嗯，刚到。小芳好点没？”
“退烧了，睡着了。”
她让我进屋。我站在门口没动。
“进来吧，外面冷。”
我进了屋。炉子快灭了，她弯腰去拨火，火星子一亮一亮的，映在她脸上。
“周科长，那批原料拉回来了，数量对得上，质量也行。明天我写个报告给您。”
她没应声。拨完火，她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
“小张，你今年二十一了吧？”
“嗯。”
“该说个媳妇了。”
我喉咙一紧。
“家里给你说了没有？”
“说了两三个，没见。”
“为什么没见？”
“……不合适。”
她走到我跟前，离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肥皂味，还有炉子里的煤烟味。
“小张，你跟我说句实话。”她看着我的眼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笑了，笑得有点苦。
“算了，不问了。”
她转身去倒水，手有点抖，水洒在了桌面上。
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暖瓶。
“周科长。”
“嗯？”
“我……”
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我放下暖瓶，退了一步。
“天晚了，我回去了。您早点休息。”
她没留我，也没送。我走到门口，拉开门，冷风灌进来。
“小张。”
我回头。
“下次再跑长途，记得写信回来。”
我点了点头，关上门。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个晚上。
如果那天晚上我说了那句话，后面的事可能全都不一样了。
1982年春天，厂里来了个新人。
叫李国栋，二十八岁，退伍军人，分配到供销科当副科长。说是分配，其实是上面有人。他舅舅是县工业局的副局长。
李国栋一米八的个子，长得精神，嘴也甜。来了不到一个月，跟厂里上上下下都混熟了。他看周秀兰的眼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周秀兰对他不冷不热。但架不住人家追得紧。
隔三差五送点东西，帮小芳修个自行车，下雨天开车送她们娘俩回家。那时候厂里刚分了一辆吉普车，李国栋会开，整天显摆。
我看着，心里像堵了团棉花。但我说不出什么。人家是副科长，我没资格说什么。
那年夏天，展销会又来了。这次李国栋也要去。周秀兰带着我们两个，三个人一起。
展销会五天，李国栋表现得很积极，天天拉着客户喝酒，一口一个"周科长"，殷勤得让人牙酸。我闷头干活，不多话，该记的记，该跑的跑。
最后一天晚上，周秀兰喝多了。
李国栋搀着她回房间，我走在后面。到了门口，李国栋没打算走，说要照顾她。
周秀兰推开他，说：“不用，小张在呢。”
李国栋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行，那我回去了。有事叫我。”
他走了。
我扶周秀兰进屋，倒了杯茶。她靠在床头，脸红得像苹果，眼睛半睁半闭。
“小张。”
“嗯。”
“你觉得李国栋这人怎么样？”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人挺活络的。”
她笑了，笑得有点讽刺。
“你就不能说句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你心里肯定在骂他，对不对？”
我没吭声。
她伸手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很烫，力气却不大。
“小张，我问你一件事，你别躲。”
“您说。”
“你要是喜欢我，就点个头。我三十三了，没几年好时候了。你要是不点头，我就答应李国栋。他前天跟我提了。”
我站在床边，浑身僵硬。
她抓着我的手腕，一下一下捏着，像在数数。
“我数到十。数到十你还不说话，我就当你不愿意。”
“一。”
“二。”
“三。”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四。”
“五。”
“六。”
我想开口。嘴张了，舌头像打了结。
“七。”
“八。”
“九——”
“周科长。”我终于出了声，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她停了。
“我……配不上您。”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苦笑，是那种松了口气的笑。
“谁跟你说配不配的？”
她松开我的手腕，拍了拍床边。
“坐。”
我坐下了。
她靠过来，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
“小张，你就是个榆木脑袋。”
我没说话。
“但我喜欢你这个榆木脑袋。”
那天晚上我们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她就靠在我肩膀上，睡了一会儿。我一动没敢动，怕把她惊醒了。
第二天早上她先醒的，起来洗了把脸，像没事人一样。
展销会结束，回程的火车上，李国栋坐在我们对面，眉飞色舞地讲他在省城认识了个什么局长。周秀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偶尔"嗯"一声。
我看着窗外。
心里那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但我不知道，捅破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回到厂里，事情开始起变化。
周秀兰对李国栋的态度明显冷了。以前还客客气气，后来连话都懒得跟他说。李国栋不是傻子，看出来了。
他开始找我的茬。
先是说我填的单子有问题，退回来让我重填。后来又说我跑的客户记录不完整，要我补。再后来，他直接去找厂长，说我工作态度不端正，跟客户吃饭超标准。
厂长找我谈了一次话，没批评，但敲了敲我，让我注意影响。
我忍了。
但忍不了的是另一件事。
那年秋天，省里有个进修名额，去省商业干部学校培训半年，回来可以提干。供销科分到一个名额。按资历和业绩，应该给我。但李国栋想要。
他去找了厂长。厂长两边为难，最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周秀兰定。
周秀兰把我和李国栋叫到办公室，说："你们两个各写一份上半年工作总结，加上下半年工作计划，我看看谁更合适。"
我写了三天，交上去。李国栋两天就交了，厚厚一叠，还附了照片和证书复印件。
结果出来那天，周秀兰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小张，名额给李国栋了。"
我愣住了。
"为什么？"
"他的材料更充分。"
"我上半年跑的订单比他多一倍，这您知道。"
"我知道。"她低头翻着账本，不看我，"但人家上面有人。我硬给你争，争得过来吗？你让我怎么跟厂长交代？"
"您就这么说算了？"
"不然呢？"她抬起头，眼神有点冷，"小张，你以为这是乡下？这是国营厂，上面一根线，下面千条绳。你不懂这个。"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很陌生。
"您是不是怕得罪他？"
"你说什么？"
"我说，您是不是怕得罪李国栋。他舅舅是工业局的，您怕。"
她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张建军，你把话说清楚。"
我咬着牙，没再说。
那天我们第一次吵了架。不，不是吵，是我一个人在说，她在忍。最后她摆了摆手，说："你出去。"
我出了门。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有了隔阂。
不是一下子冷下来的，是一天比一天远。她不找我谈工作了，派活直接交给李国栋。开会也不让我列席了。我去找她问事，她三言两语打发我走。
我知道她在躲我。
我也知道，进修名额的事不是她一个人能决定的。但她选择了妥协，这让我心里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那年冬天，李国栋请了半个月假，说是去省城办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跑那个提干的事了。
周秀兰一个人扛着供销科。年底了，对账、盘点、写总结，忙得脚不沾地。我看着她一天比一天瘦，眼窝都凹下去了，想帮她，她不让我插手。
腊月二十八，厂里放了假。我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过年，临走前去了一趟她家。
小芳开的门。她长高了不少，扎着两个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张叔叔！"
"小芳，过年好。"
周秀兰在里屋，听见声音出来了。她瘦了一圈，脸色不好看。
"要走了？"
"嗯，明天一早的班车。"
她点了点头，没留我。
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小芳。
"给，糖。过年吃。"
小芳接过，欢天喜地跑了。
周秀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周科长，我走了。"
"嗯。"
我转身要走。
"小张。"
我停住。
"路上小心。"
"好。"
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旧棉袄，头发散着，像去年冬天那个晚上一样。
但这次她没叫我回来。
1983年春天，我回了厂，发现供销科变了天。
李国栋培训回来，提了干，当了副科长——本来就是副科长，这回是正式任命。而且他手里握着大部分客户资源，周秀兰被架空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周秀兰要调走了。
厂里把她平调到仓库当主任。名义上是平调，实际上是从热门部门调到冷板凳。
原因是李国栋在厂长面前告了她一状，说她管理不善，上半年有两笔货款迟迟收不回来，影响了厂里资金周转。
那两笔款我知道，一笔是河北的，一笔是山东的。河北那笔是因为对方百货站换了个主任，新官不理旧账。山东那笔是对方倒闭了，钱要不回来。这两件事周秀兰都汇报过，厂长也知道。但李国栋翻出来当罪状，厂长也不好护短。
周秀兰走的那天，我去送她。
仓库在厂子最西边，两排红砖房，门口堆着麻袋和纸箱。她站在新办公室门口，看着那把生锈的锁，笑了笑。
"挺好，清净。"
"周科长……"
"别叫周科长了，叫秀兰姐吧。"
我嗓子发紧。
"秀兰姐，这事儿不公平。"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她掏出烟，点了一根，"小张，我教过你，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的。现在这刀砍到我头上了，我认。"
"您认了，那我呢？"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你年轻，有本事，好好干。别学我，太要强，什么都要争。有时候让一步，海阔天空。"
"我不让。"
她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这榆木脑袋。"
那天之后，我变了。
我开始主动跟李国栋打交道，不再跟他硬顶。他派活我接，他交代的事我办得利利索索。表面上跟他处得不错，实际上我在等一个机会。
机会来得比我想的快。
1983年夏天，省里搞了一次全省纺织产品评比，每个厂选三个产品送评。我负责准备样品和材料，连着加了半个月班，把三个产品送上去，最后拿了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
厂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
李国栋脸色不好看，但没办法。评比的事他没参与，全是我在跑。
秋天，省纺织公司要在我们县开一个区域展销会，指定我们厂做承办单位。厂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供销科，李国栋推给我——他嫌麻烦。
我接了。
展销会筹备了两个月，从场地、布展、邀请客户到安排食宿，全是我在操持。周秀兰从仓库那边调过来帮忙，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她才是真正懂行的人。
那两个月我们天天在一起。白天跑场地，晚上在办公室写方案，饿了就吃食堂的馒头咸菜，困了就趴桌上眯一会儿。
有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她趴在桌上睡着了，头歪在一摞文件上。我脱下外套，轻轻盖在她身上。
她没醒。
我坐在对面，看着她。灯光下她的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里也藏了几根白的。她才三十四岁。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晚上，她靠在我肩膀上，说"我喜欢你这个榆木脑袋"。
那时候我们多好啊。
展销会办得很成功。三天时间，签了二十多万米的订单，创了厂里历年最高纪录。省纺织公司的领导来视察，专门点名表扬了筹备组。
厂长高兴，在全厂大会上宣布，给筹备组集体记功，我个人评了先进工作者。
李国栋在会上坐在我旁边，鼓掌的时候手都没怎么抬。
展销会结束后没多久，厂里调整了一次人事。李国栋被调去管后勤，供销科科长换了人——不是我，是另一个车间的主任调过来的。
我无所谓。我本来就不是为了当官。
但周秀兰回来了。
展销会的事厂长看在眼里，加上仓库那边确实没什么事干，厂长把她调回了供销科，还是当科长。
李国栋走了那天，在厂门口碰见我。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张建军，你行。等着吧，咱们没完。"
我没理他。
周秀兰回来那天，我去她办公室。她正在收拾桌子，把那些旧账本一本一本码整齐。
"秀兰姐。"
她抬头看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叫习惯了？"
"嗯。"
"进来坐。"
我坐下了。她倒了杯水给我，还是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
"小张，这次多亏了你。"
"应该的。"
"不是应该的。"她坐下来，看着我，"你本来可以不管我的。展销会的事，你一个人办得下来。你把我调回来，不是因为你办不了，是因为你心里还有我。"
我低头喝水，没说话。
"你这人，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明白。"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蹲下来，平视着我的眼睛。
"小张，我三十四了。小芳八岁了。我没什么好给你的。你要是还愿意，咱们就好好过。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怪你。你年轻，有前途，找个好姑娘，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里面有期待，有不安，有疲惫，还有一点点倔强。
我放下搪瓷缸，伸手握住她的手。
"秀兰姐，我不找别人。"
她眼睛红了。
"你这榆木脑袋。"
1984年，我们在一起了。
没有仪式，没有宣布，就是两个人默认了。她还是住在家属院那两间平房里，我还是住单身宿舍。但大家都知道，张建军和周秀兰好上了。
闲话比以前更厉害了。
有人说我攀高枝，有人说周秀兰老牛吃嫩草。最狠的一句话是：张建军睡了女上司，升官发财全靠床上功夫。
我爹从村里听说了，写信骂我，说我不争气，丢他的人。我弟也写信来，说村里人都知道了，让他抬不起头。
我回了封信，只写了一句话：哥这辈子就认她了，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我爹气得寄了根扁担来，说要来厂里打断我的腿。
周秀兰看了那封信，笑着说："你爹要是真来了，我跟他喝一顿酒，保准没事。"
结果我爹真来了。
那年五一，他揣着那根扁担坐了四个小时汽车到了县城。我接到信去汽车站接他，他扛着扁担站在出站口，脸黑得像锅底。
我带他去了馆子，点了两个菜。他不吃，把扁担往桌上一放，说："你小子长本事了，敢跟个离了婚的女人在一起？"
"爹，您坐下说。"
"我不坐。你今天给我一句话，断不断？"
"不断。"
他抄起扁担就要打。我站着没躲。扁担举到半空，没落下来。
他喘着粗气，手在抖。
"你……你真要气死我？"
"爹，秀兰姐人好。她对我好，对咱家也好。去年我娘住院，是她托人找的医生，垫的钱。您知道吗？"
他愣住了。
扁担慢慢放下来。
"她垫了多少？"
"一百二。"
他沉默了。一百二，是他大半年的收入。
"她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凭什么对咱家这么好？"
"因为她把我当自己人。"
我爹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最后他把扁担往地上一戳，说："见一面。"
我带他去了周秀兰家。
周秀兰早就知道了，特意请了半天假，在家里做了四个菜。她换了件干净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了面规规矩矩叫了声"大伯"。
我爹板着脸，不说话。
她给他倒酒，他不喝。她给他夹菜，他不吃。
最后她端起酒杯，说："大伯，我敬您。小张跟我说了，您不同意我们。我不怪您。但我想跟您说一句，我周秀兰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我对小张是真心实意的，他跟着我不会受苦。"
我爹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你比我大五岁。"
"是。"
"带个孩子。"
"是。"
"你配得上我儿子？"
周秀兰放下酒杯，直视着我爹的眼睛。
"大伯，配不配的，不是岁数说了算，也不是孩子说了算。小张跟着我，吃穿不愁，有人疼。他跟着别人，未必有这个福气。"
我爹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行吧。我不管了。你自己掂量。"
他没再提扁担的事。吃完饭走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好好干。"
周秀兰站在我旁边，眼眶红红的。
"你爹是个好人。"
"他刀子嘴豆腐心。"
"跟我一样。"
我们相视一笑。
1985年，小芳九岁。我二十五。
这一年，我和周秀兰的事终于在厂里传成了定局。不是因为我们公开了，是因为我搬进了她家。
单身宿舍住不下了，我东西越来越多，干脆搬了过去。两间平房，一间住人，一间当书房。小芳睡里屋，我睡外屋，周秀兰睡中间那张床。
名义上我们没领证。那时候领证要单位开证明，厂里不会给开。但家属院的人都知道了，见面叫一声"小张"，叫一声"周姐"，默认了。
日子过得平淡。我白天跑业务，晚上回来吃饭，辅导小芳写作业。周秀兰下班回来做饭，偶尔加班。周末带小芳去公园，买根冰棍，看场电影。
小芳叫我"张叔叔"，叫着叫着，有一次喊成了"爸爸"。
她自己没察觉，我和周秀兰都听见了。谁都没提。
那年秋天，我跑成了一单大生意。省外贸公司要一批出口坯布，量很大，利润也高。我通过以前展销会认识的一个客户搭上了线，前后跑了三个月，终于签了下来。
合同签完那天，周秀兰破天荒喝了酒。她喝得不多，脸红红的，靠在床上，看着我。
"小张，你比我强。"
"没有。"
"有。你比我敢闯，比我心细，比我沉得住气。"她拍了拍床边，"过来坐。"
我坐过去。
她靠在我肩膀上，跟三年前那个晚上一样。
"我有时候想，要是没有你，我现在在干嘛？可能还在仓库那边守着那些麻袋，一天一天熬到退休。"
"不会的。您有本事，到哪儿都行。"
"本事顶什么用？没人在后面撑着，本事就是个摆设。"她抬头看我，"你就是撑着我的那个人。"
我搂住她的肩膀。
"秀兰姐，咱们领证吧。"
她愣了一下。
"怎么领？厂里不给开证明。"
"我去找厂长。"
"别去了。现在这样挺好的。"
"不好。"我认真看着她，"小芳该上户口了，咱俩也得有个名分。我不能让你一直这么悬着。"
她眼眶红了。
"小张，你真是个榆木脑袋。"
1986年春天，我去找了厂长。
厂长姓刘，五十多岁，快退休了。他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很久。
"小张啊，不是我不帮你。厂里规矩摆在那里，未婚男女同居，传出去不好听。你让我怎么给你开证明？"
"刘厂长，我们不是同居，我们是真心想在一起的。"
"我知道。但规矩是规矩。"
我站了起来。
"刘厂长，那我辞职。"
他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辞职。我出去自己干。干成了，回来风风光光娶她。干不成，我认命。"
刘厂长看着我，半晌叹了口气。
"你这孩子，倔起来跟你师父一个样。"
他拿起笔，写了张条子。
"拿着这个去公社，就说我同意的。剩下的你自己跑。"
我拿着条子，出了厂长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
手心全是汗。
领证那天，我和周秀兰去了公社民政所。办事员看了看材料，又看了看我们，说："女方大五岁，带个孩子。你想好了？"
"想好了。"
"行。"
红本本拿到手，周秀兰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真的假的？"
"真的。"
她笑了，笑出了眼泪。
1986年下半年，我辞职了。
不是赌气，是早有打算。外贸那单生意让我看到了外面的机会。改革开放几年了，个体户越来越多，倒买倒卖的、开小厂的、跑运输的，都在赚钱。我手里有一批客户资源，有跑业务的经验，为什么不自己试试？
周秀兰支持我。
"你出去闯，我在家守着。小芳有我呢。"
我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叫"建兰贸易"，取了我名字里一个字和她名字里一个字。主要做纺织品贸易，从县里各厂收布，卖到外地。
第一年赚了八千多块。那时候八千块是笔大钱，我爹在村里盖了三间瓦房，逢人就说我出息了。
第二年赚了一万多。我买了辆二手吉普车，带着周秀兰和小芳去了一趟省城。小芳第一次坐汽车，兴奋得一路唱儿歌。
第三年，我雇了两个人，租了间办公室，生意上了轨道。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但好日子没持续太久。
1989年，周秀兰查出了病。
开始是肚子疼，她以为是老毛病，没当回事。后来疼得越来越厉害，去医院一查，是子宫肌瘤，需要手术。
手术做了，很成功。但医生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发凉的话。
"发现得还算早。再晚半年，后果不堪设想。"
我守在病床前，看着她苍白的脸，突然觉得自己亏欠她太多。
这些年我忙着做生意，跑外省，半个月不着家是常事。她一个人带孩子，操持家务，还要帮我打理一些账目。我从来没想过她也会累，也会病。
她醒了，看见我坐在床边，笑了笑。
"哭什么？又没死。"
"谁哭了？"
"你眼睛红的。"
"熬夜熬的。"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小张，你瘦了。"
我握住她的手。
"秀兰姐，以后我少跑点。多陪陪你和小芳。"
"别。你干你的正事。我死不了。"
"别说这个字。"
她笑了，笑得虚弱。
"好，不说。"
那次手术之后，她身体大不如前。不能太累，不能受凉，每个月还要去复查。我生意上的事尽量自己扛，能不让她操心的就不让她操心。
小芳那年十一岁，上五年级了。她很懂事，放学回来就帮着做家务，给周秀兰倒水、拿药。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周秀兰坐在床头，看着窗外发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睡不着。
我知道她怕。怕病复发，怕自己哪天走了，留下我和小芳。
我每次都跟她说："你别瞎想。医生说没事，就没事。"
她点点头，躺下，背对着我。
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知道她在哭。
1990年，小芳十二岁。我三十岁。
这一年，我生意上出了一次大事。
一个客户欠了我三万八千块货款，跑了。三万八，是我两年的利润。我追了半年，追到河南，人没找到，钱也没要回来。
公司资金链断了，我欠了供应商一万多。
那是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没回家。第四天周秀兰找来了。她瘦得厉害，穿着一件旧外套，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我。
桌上摊着账本，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回家。"她说。
"我回不去。欠了一万多，拿什么还？"
"先回家。"
她走过来，把账本合上，拉起我就走。
回到家，小芳做好了饭，一荤一素，还有一碗汤。她站在厨房门口，怯怯地看着我。
"爸，吃饭。"
她叫我"爸"了。
我鼻子一酸。
坐下来吃饭。周秀兰给我盛了碗汤，说："欠的钱慢慢还。人不能倒。"
"怎么还？生意做不下去了。"
"那就从头来。"
"从头来？三十岁了，从头来？"
"三十岁怎么了？我三十四岁才跟你在一起。人生还长着呢。"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
"张建军，我认识你十一年了。你什么时候怂过？东北那趟十八天，你怂了吗？展销会两个月，你怂了吗？去公社领证，你怂了吗？现在怂了？"
我低着头，眼泪掉进碗里。
"我没怂。"
"那就别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着。"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眼睛里有光。
跟十一年前，她站在厂门口那棵梧桐树下，看着我说"供销科不养闲人"时，一样的光。
1991年，我重新站起来了。
卖了车，退了办公室，先还了一部分债。剩下的慢慢还。我重新开始跑业务，一个人，背个包，坐火车，住招待所。跟刚进厂那会儿一样，只不过这次是给自己跑。
周秀兰身体好些了，帮我在家里管账。小芳上初中了，成绩不错。
那年年底，我清完了所有债务。
除夕夜，我们三个人坐在那两间平房里，吃了一顿饺子。周秀兰包了三种馅，猪肉白菜、韭菜鸡蛋、羊肉胡萝卜。小芳吃了二十多个，撑得直揉肚子。
我端着酒杯，敬了周秀兰一杯。
"秀兰姐，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没放弃我。"
她笑了，端起杯子碰了一下。
"你这榆木脑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活了。我抓住机会，重新注册了公司，这次做大了，从单纯贸易做到了加工。在镇上租了个小厂房，雇了十几个工人，做来料加工。
第一年就赚了五万。
我给家里盖了新房，把周秀兰和我娘都接来住了一阵。我爹看见周秀兰，态度好了很多，主动给她递烟，虽然她不抽。
小芳上高中了，成绩在班里排前十。她想考大学，学医。
周秀兰的身体时好时坏。1993年复查，发现了一个囊肿，不大，医生说先观察。我带她去了省城的大医院，又查了一遍，结论一样。
"没事，定期复查就行。"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松了口气。
但周秀兰变了。
她开始写日记。以前她从来不写。她开始整理东西，把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把重要的证件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锁在柜子里。
我问她干嘛，她说："收拾收拾，省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到时候？什么到时候？"
她不说了。
1994年，小芳考上了省城的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周秀兰哭了。不是那种伤心的哭，是那种高兴得止不住的哭。她抱着通知书，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我闺女出息了。我闺女出息了。"
我搂着她的肩膀，也红了眼眶。
送小芳去省城报到那天，周秀兰穿了一身新衣服，还化了淡妆。她站在大学门口，看着小芳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站了很久。
"走吧。"我说。
"再看看。"
她又站了五分钟。
回程的车上，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看着她。
她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才四十五岁。
我突然很害怕。
怕她像那盏炉火一样，慢慢暗下去，暗下去，最后灭了。
1995年春节，家里来了客人。
李国栋。
他调去了市里一家国企，当了副总。听说我做生意做得不错，专门来拜访。
他胖了，头发也少了，但那股子精明劲儿还在。
"老张，可以啊。听说你去年做了百八十万？"
"没那么多，几十万。"
"谦虚。你师父呢？"
他叫她"师父"。
周秀兰从厨房出来，擦着手，看了他一眼。
"李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周姐客气了。来看看你们。"
他坐了一会儿，聊了些旧事。说到当年厂里的事，他笑着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老张，你比我强，我早就知道。"
"过去的事了。"我说。
他走了以后，周秀兰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车开远。
"人啊，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什么原点？"
"原点就是，谁对你好，谁真心对你好，时间一长，全看出来了。"
她转过来看着我。
"小张，我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没答应他。"
1996年，周秀兰的囊肿长大了。
复查结果不好，医生建议手术。这次不是简单的囊肿，是恶性的。
我拿着化验单，手抖得拿不住纸。
"医生，还有办法吗？"
"早中期，手术加化疗，五年生存率百分之六十以上。"
百分之六十。
我走出诊室，站在走廊里，靠着墙，仰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周秀兰从里面出来，看见我那样，笑了。
"哭什么？又没死。"
跟七年前手术醒来时一样的话。
但这次我没笑出来。
手术做了。切除了子宫和附件。化疗做了六个疗程。她掉光了头发，瘦得脱了形，吐得吃不下东西。
我请了半年假，全程陪着她。
每次化疗，我扶着她进病房，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她的血管。她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嘴唇干裂。
我握着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小张。"
"嗯。"
"我以前跟你说过，人这辈子能抓住的机会没几个。抓住了，就是你的。"
"我记得。"
"你就是我抓住的那个机会。"
我眼泪掉在她手背上。
"秀兰姐，你别说了。"
"让我说。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
"小张，我这辈子，值了。有个好闺女，有个好男人。我没什么遗憾的。"
"你别说这种话。"
"我说的是实话。"
她笑了笑，闭上眼睛。
"我累了。睡一会儿。"
她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
她头发没了，眉毛也没了，脸瘦得像骷髅。但她还是那个周秀兰。那个站在梧桐树下抽烟的女人，那个让我脱衣服铺被面的女人，那个在火车上请我喝啤酒的女人，那个在深夜里靠在我肩膀上的女人。
都是她。
1997年春天，化疗结束了。她恢复得不错，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短短的，像男孩子。气色也好了些。
医生说，情况稳定，定期复查。
我们以为熬过去了。
小芳放暑假回来，看见她妈那个样子，躲在厕所里哭了半天。周秀兰敲敲门，说："哭什么？你妈死不了。"
小芳拉开门，抱着她妈，哭得更厉害了。
周秀兰拍着她的背，眼睛也红了。
"傻闺女，妈这不是好好的吗？"
那年秋天，我生意上又上了个台阶。接了一个大单，出口到东南亚，利润可观。我雇了五个人，买了辆新车，换了套大点的房子。
周秀兰坐在新家的阳台上，晒着太阳，说："小张，你出息了。"
"都是您教得好。"
"我可没教你做生意。你比我厉害。"
"没有您，我什么都不是。"
她摇了摇头。
"你错了。你这人，骨子里有股劲儿。有没有我，你都能成事。但有我在，你走得更稳。"
1998年，小芳大四了，在省城一家医院实习。我四十岁。周秀兰四十九岁。
这一年，复查结果又不好了。
转移了。
肝上发现了一个病灶。
医生把我和小芳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情况不太乐观。可以做介入，但效果不确定。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小芳当场就哭了。
我站在那里，像被人一锤子砸在胸口。
"医生，还有多久？"
"不好说。半年到一年。如果配合治疗，可能更长。"
我走出医院，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九月的大太阳晒着，我浑身发冷。
周秀兰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看见我出来，问："怎么说？"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
"没事，老毛病，吃点药就行。"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小张，你撒谎的样子跟十一年前一模一样。"
我眼眶一热。
"秀兰姐……"
"不用瞒我。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她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吧，回家。"
回家路上，她坐在车里，看着窗外。
"小张，我走以后，你别守着。找个好女人，再成个家。"
"我不找。"
"听话。你还年轻。"
"我不年轻了。四十了。"
"四十怎么了？四十正当年。"
她转过头看着我。
"小芳马上毕业了，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你别担心她。你要担心的是你自己。一个人过，我不放心。"
"秀兰姐，你别说这些。"
"我得说。趁我还能说。"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小张，我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遇见你。最错的事，是没早点遇见你。"
我握着她的手，贴在脸上。
"秀兰姐，我们去看海吧。"
"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去海边吗？小时候在书上看到的，说海很大，很蓝。你说过，等有机会了，想去看看。"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好。去看海。"
1999年春天，我带她去了北戴河。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站在海边，风吹着她的短发。她眯着眼睛，看着海。
"真大啊。"
"嗯。"
"真蓝啊。"
"嗯。"
她伸出手，好像要摸一摸海风。
"小张，我小时候在书上看过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海里的一滴水。滴进去，就没了。但海还在。"
她转过头看着我。
"你就是我的海。"
我搂住她。
她靠在我怀里，很轻，像一片叶子。
2000年，跨世纪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新家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跨年晚会。
周秀兰裹着毯子，靠在我身上。小芳坐在另一边，握着她妈的手。
电视里在倒计时。
"十、九、八、七……"
周秀兰闭上眼睛。
"六、五、四、三……"
她的手慢慢松了。
"二、一。新年快乐！"
小芳哭了出来。
我抱着她，一动不动。
她的身体慢慢凉了。
脸上带着笑。
2001年，小芳毕业了，分配回了县医院。她没走，留下来陪我。
我关了公司，不做了。钱够花，人不在了，赚再多钱有什么用？
我把周秀兰的骨灰埋在了县城郊外的山坡上。那里能看到远处的山，她说喜欢山。
墓碑上刻着：爱妻周秀兰之墓。
落款：夫张建军立。
每年清明，我和小芳去扫墓。带一束花，一瓶西凤酒。
她爱喝西凤。
有一年清明，下着小雨。我蹲在墓前，倒了一杯酒。
"秀兰姐，小芳今年评上主治医师了。你说过她能成事，她真成事了。"
"我今年五十了。头发也白了。你走的时候四十九，我比你大了一岁。这辈子，我欠你的。"
"下辈子，换你追我。我跑慢点，让你追上。"
雨打在墓碑上，水珠顺着"周秀兰"三个字往下流。
像眼泪。
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
"走了。明年再来。"
小芳撑着伞，站在我旁边。
"爸，走吧。"
"嗯。"
我们沿着山坡往下走。
雨还在下。
远处，县城的轮廓在雨雾里若隐若现。
我想起1979年那个冬天，我提着两瓶西凤酒，站在她家门口。她关上房门，指着床上那床被面，说："把衣服脱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会陪我走过二十一年的路。
从十九岁到四十岁。
从青涩到成熟。
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三个人。
她走了，但她还在。
在我每次倒酒的时候，在我每次路过纺织厂旧址的时候，在我每次听见有人叫"小张"的时候。
她都在。
人这一辈子，能抓住的机会没几个。
我抓住了。
值了。
（全文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