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北京一处展览厅内，工作人员发现展柜里的手枪不见了。它不是名贵古董，也不是能够使用的枪械，而是一支枪柄破损、零件锈蚀的左轮手枪。谁也没有想到，这起看似普通的失窃案，直到1961年才因一桩传单案件重新露出线索。
这支枪的来历并不普通。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空军飞行员戴维斯曾是战绩突出的飞行员。1952年2月10日，他在朝鲜上空被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击落。数日后，志愿军找到了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体，并将遗物保存下来。
1958年12月，北京举行全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成就展览，这支手枪作为抗美援朝战利品展出。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一次缴获，更是新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实物见证。
展览期间，参观者很多，展室里也不可能始终有人盯着每一件物品。一个普通展柜，给了窃贼可乘之机。手枪被拿走后，军警很快展开调查，最初怀疑是年轻参观者因好奇顺手取走。
然而，排查并没有获得结果。手枪没有出现在黑市，也没有被发现重新流转的痕迹。案子一度陷入停滞，展览组织者恐怕也很难想到，盗窃者并非为了钱财，而是出于一种扭曲的政治心理。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突破并不来自手枪，而来自北京街头出现的反动传单。1961年前后，一些胡同的电线杆、厕所和院门附近，陆续出现署名“反共同盟会”的纸张。字数不多，内容杂乱，却引起了公安机关注意。
一个人频繁到居委会报告情况，称自己看见有人深夜贴传单，还描述对方骑自行车、梳着大背头。侦查员问：“你每次都能碰见他？”那人回答：“我也是碰巧路过。”
可侦查员连续守候，却始终没有见到所谓的大背头。奇怪的是，这名报案者一出现，附近往往又会多出新的传单。看似热心的群众，逐渐进入了调查视线。
此人名叫金宪英，是北京人，曾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自1957年起，他长期以身体有病为由不去上班。单位同事还反映，手表、钢笔和衣物等物品曾有失窃情况。几条并不相干的线索，开始指向同一个人。
侦查人员对金宪英展开调查，并在其住处发现了尚未散发的传单、两块手表和一支派克钢笔。更关键的是，屋内还有一些生锈的手枪零件。面对询问，金宪英辩称，零件是已故二伯金月波留下的。
金月波曾在清末任职，后来又在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教授汉语，和一些美国人员有过接触。金宪英长期生活在这种家庭影响下，对旧式身份和外国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工作、待遇和社会地位没有满足他的期待，怨恨便逐渐取代了理智。
他以为，只要偷走那支象征美国失败的手枪，再制造一些动静，便能向外国证明自己的“忠诚”。可现实十分讽刺：那支枪对美国方面并无实际价值，对中国而言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人把它当成投名状，恰恰暴露了自身判断力的失常。
经过辨认，公安机关认为这些零件与三年前被盗的戴维斯手枪相符。面对证据和持续审讯，金宪英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承认手枪正是自己从展览中盗走，并在事后拆散隐藏。
至此，一桩搁置多年的失窃案，与一场自导自演的传单闹剧连在了一起。金宪英原本想借报案掩饰身份，结果反而把自己推到了侦查人员面前。案件查清后，他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那支失而复得的手枪，也从一件沉默的战利品，重新回到人们能够辨认的历史证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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