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和很多朋友一样，我对美国人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几乎一无所知。而对他的最初关注，源于2013年1月28日香港皇朝公司（Dynasty Auctions）的拍卖。在那次拍卖中，有一枚珍贵的诞生于抗日战争背景之下的“半白日徽图”蓝1分邮票，原系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旧藏，出自1946年4月2日美国H.R.哈默纽约公司拍卖的罗斯福邮集。在这枚邮票的原始贴片上，罗斯福总统在邮票的右侧用铅笔注明了邮票来源：From E.F.C.（源自E.F.C.），这里的E.F.C.就是卡尔逊全名Evans Fordyce Carlson的英文缩写。由此，我开始关注卡尔逊，并收集相关资料，研读卡尔逊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关注他与罗斯福的特殊关系，探究卡尔逊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交往以及对中国抗日战争所作出的特殊历史贡献。
一
由于卡尔逊病逝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加之中美两国的外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长期处于断绝状态，因此，国内关于卡尔逊的研究也呈现出巨大的断层，以致他的经历几乎消失于中国普通大众的视野之中。学界真正重视卡尔逊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近30年左右的事情，特别是休·迪恩1993年在纽约的中美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埃文思·F.卡尔逊论战时中国，1937-1941》一书，卡尔逊与罗斯福之间不平凡的过往才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关注之下。有关卡尔逊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在抗战初期对八路军的考察活动，曾经有不少学者著文研究，但为了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卡尔逊，读懂其真正内心世界，我想在此还是将他人生的主要经历向大家简述一番。
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
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1896年2月26日出生，父亲托马斯·卡尔逊是公理会教堂的一位主事，祖父是1849年到加州淘金的挪威人。卡尔逊年少时顽劣异常，小学时曾被学校处分而辍学，此后他离家出走，靠出卖体力打工为生，其间也曾在高中读过两年书。卡尔逊少年时的经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叛逆性极强，如果从过激的眼光来看，用“无可救药的坏孩子”来形容也许一点也不为过。然而，顽劣的卡尔逊并没有就此消沉，多舛的命运在他自己手中发生了惊人的改变。1912年11月，不足17岁的卡尔逊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炮手。1913年2月，卡尔逊奉命驻防菲律宾，后调防夏威夷。在部队上，文化基础较差的卡尔逊刻苦努力，学会了打字和速记，报名参加学习了多门专业课程。这段部队的早期经历，让卡尔逊从一位懵懂无知的叛逆少年蜕变成为一名意志坚定的战士，刻苦的努力弥补了他少年时学习上的缺失，也使得其各项技能达到了部队中的高水平所需，拓展了军旅生涯的广阔空间。1917年6月，卡尔逊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9月20日，晋升为中尉，五个月后，再次晋升为上尉。1918年11月，卡尔逊赴法参战，途中一战结束。战后，卡尔逊为了尝试新的生活方式而选择了退役，成为了一名包装公司的推销员。但从商的经历并不顺利，糟糕的生意和微薄的收入使他难以养家度日。为此，不愿甘为人后的卡尔逊决定重返军营去找寻机遇，这时，如果他回到原来的陆军，军衔必须降为少尉，同时他还必须面对职位与军衔均高于自己的过去的同僚，因此，卡尔逊选择了海军陆战队，但其新的军旅生涯必须重新从一名普通的二等兵开始。
1922年4月，卡尔逊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后，他通过了军官学校的考试，成为了一名军官学员。在军校中，卡尔逊的“（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特别是军事效率课则独占鳌头”。一般的人很难想象，一个过去生性顽劣离家辍学的少年，在部队期间却勤奋努力好学上进。从后来的经历来看，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军校这一阶段的专业学习为卡尔逊思维方式的科学系统化打下优良的基础。1922年12月，卡尔逊被授予中尉军衔。1927年2月，卡尔逊随同美国海军第四陆战队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1928年6月，卡尔逊开始担任情报官员，这项工作让卡尔逊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如何拨开纷繁杂乱的表象去找寻事实的真相。同年，卡尔逊结识了《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威尔，并通过鲍威尔认识了埃德加·斯诺。与斯诺的结交，卡尔逊拓宽了信息来源的渠道，他的人生经历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1933年1月，卡尔逊返回圣迭戈。3月，卡尔逊离开圣迭戈，第二次前往中国，这次他从上海调到北平，担任驻北平公使馆卫队副官。在公使馆的集会上，卡尔逊给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文思是人们能够见到的最英俊的官员之一……他刚强勇敢，任劳任怨，拘谨，然而也洋溢着美国人的魅力，更不用说心地善良的品德了。”在北京期间，卡尔逊通过教授中文，让公使馆的士兵们学会了尊重中国人，从而减少违反军纪的人数和频次。
1935年，卡尔逊调返美国，晋升为上尉，担任莱曼上将的副官和罗斯福温泉公寓的侍卫副官。由此，卡尔逊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罗斯福总统，其尽心尽职的工作态度也得到总统的认可和赏识，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卡尔逊第三次中国之行的特别任务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其间，卡尔逊前往华盛顿大学，攻读希尔教授的国际法课程。1937年春，卡尔逊第三次前往中国的申请得到了批准。6月17日，他写信给罗斯福的私人秘书莱汉德，6月28日，莱汉德在回信中写道：“总统说在你出国前，他非常渴望见到你。当我们7月6日从海德公园返回时，麦金太尔先生将电话告知你，约好见上一面。”卡尔逊与罗斯福的这次见面，不是简单的领导与旧部之间的话别，而是罗斯福以一位大国政治家的视野，在1937年初这个多事之秋的前夕，敏锐地感觉到了在东方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即将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而他需要了解事实的真相以及事态的发展过程，虽然，美国有着强大的情报搜集研判系统，但出于对卡尔逊的极度信任，在其临行前夕，罗斯福将他对亚洲局势的判断以一种近似于特别任务的方式下达给了卡尔逊。1947年，帮助卡尔逊夫人完成卡尔逊传记的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在他的书中还原了这次重要的会晤，书中罗斯福郑重地嘱托卡尔逊：“我要你不时地写信给我，直接寄到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告诉我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将会发生许多事情。我想听听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的。”卡尔逊的第三次中国之行也由此被赋予了美国总统的特别使命。
二
1937年远在美洲大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年的夏天，就在卡尔逊前往中国的旅程还在大海上漂荡之时，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爆发。卡尔逊在黄浦江的海轮上目睹了日军轰炸上海市政厅的场景，登岸后立即投入了战争的考察，他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中，深入战场的最前线，近距离冒险观察中日双方的阵地交锋，了解双方的战术战法。通过在前线堑壕与一线的士兵面对面的交流，卡尔逊倾听到了中国军民抗日救国的心声，他发现这些腼腆不善言辞的战士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义无反顾、舍身忘我，就连普通的民工也知道这是为了“民族自救”。因此，卡尔逊在前线返回市里的路上感叹道：“如果日本固执于企图征服这些人民，那战争将会漫长无期。”后来由于杭州湾的布防失误，战局形势急转直下，淞沪会战以上海失守，中国军队全线溃退而告终。
战争期间奔走在上海大街小巷的卡尔逊在淞沪会战结束后，以职业军人的视角，准确判读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1、中国决心为自己的独立而战，中国的军队具备承受各种强加的极度磨难的能力；2、在1904年至1905年间因为战胜俄国而声名鹊起的日本军事机器，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评判时充其量是一支三流军队。”同时卡尔逊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军队的高昂士气，无法弥补他们在武器装备和指挥体系上的短板。如何才能抵抗日军的进攻？如何才能打败日本人？卡尔逊苦苦思索，极力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卡尔逊的耳边不断传来有关“八路军”和“游击战”的消息，虽然这些消息对他来说是如此的陌生而遥远，前方的艰辛也远非事先所能预知，但这些消息之中强大的民众支持激发了卡尔逊“一睹真容”的巨大渴望，他非常想亲眼见识一下是什么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够“压制日本人在火力和机械化方面的优势”，八路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部队管理和军事战术又是怎样？他们的战法能够有效抗击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吗？带着这些疑问，卡尔逊决定一探究竟，当然这其中一定也有罗斯福总统的亲口嘱托。
由于官方的背景身份，卡尔逊的考察计划在详细报告美国海军武官奥弗里茨后，获得了批准。1937年11月19日，卡尔逊启程，西北之行由此开始，其一生的命运也由此而发生改变。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退防南京—苏州—嘉兴一线，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成为了一座孤岛，此时，卡尔逊只能选择乘船前往南通，经泰州过江到达镇江，换乘火车后辗转抵达南京。卡尔逊参加过1929年的中山先生奉安大典，那时“数十万人站立在道路两侧，向这位革命之父表示敬意”的情景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在听完守卫南京的唐生智讲完布防设想之后，卡尔逊“深感南京陷落已为期不远。因为一旦日本人用坦克和其他装甲设备攻入城墙之内，整座城市将落入其手。”于是，卡尔逊决定放弃观察南京保卫战，立即投入西行考察。当南京的古老城墙逐渐消失在渐行渐远的对岸夜色之中时，卡尔逊感慨万千，他感叹于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以武力强加的《南京条约》的不平等以及太平天国在此建立政权所产生的动荡不安，也为南京即将落入日本人的魔爪而愤愤不平。但是，卡尔逊坚信：“这不过是中国发展征途上的另一个过渡时期。她的人民正向西迁移，他们返回之时将会变得更强且更具活力。终有一日，这些城墙将环抱着已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的首都。”
对于卡尔逊计划的西北之行，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从卡尔逊自述的经历来看，他的行动得到了两党最高层的特别关照。首先卡尔逊在南京见到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双方简单的交流之后，端纳便直白地告知，政府无法对卡尔逊西北之行提供安全保护，而卡尔逊也明晰地告诉端纳，他会对自己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希望端纳能够将他的请求转告蒋介石，同时为了行动的方便，需要能够得到一张战时的特别通行证。感恩节的那天，端纳亲自送来国民政府颁发的通行证，这是一份长14吋、宽16吋的华丽证件，上面盖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红色印章。表面看来，国民党只是为卡尔逊提供了一张通行证，但实际上他们对卡尔逊后来的行踪还是高度关注。例如，卡尔逊在西安等待延安的回复期间，曾拜访了陕西省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见面后，卡尔逊感觉到蒋鼎文已预先得知了他的使命。
对八路军和毛泽东感兴趣的不仅是卡尔逊本人，过去的对手、现在的同盟伙伴蒋介石当然也十分关心。卡尔逊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1929年国父中山先生的葬礼上，在此次卡尔逊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全面考察过程中，蒋介石也与卡尔逊有过两次专门会面。第一次是在1938年3月卡尔逊山西考察完成返回武汉后，卡尔逊花了一个小时向蒋介石报告了他的考察经历，在提及敌后军民抗日的决心后，蒋介石没有表态，表情在卡尔逊看来神秘莫测。第二次是卡尔逊完成延安、内蒙古、河北和山东等地的考察后，蒋介石再一次在武汉接见卡尔逊，这一次，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卡尔逊的考察见闻，当卡尔逊把毛泽东战后的治国理念告诉他并询问其想法时，蒋介石回答了3个字：“差不多。”言语虽然简单，但此时此刻其心中一定翻江倒海，八路军在敌后声势浩大的抗日形势应该是出乎了蒋介石的意料，而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思想方略更让其大为吃惊。根据台湾《事略稿本》记载，蒋介石于1938年3月9日“下午听美国武官报告第八路军作战经过会报”，这里的“美国武官”应该就是指卡尔逊，而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详细叙述的8月份这次会面，在《事略稿本》中却没有提及丝毫，究其原委，恐怕是因为蒋心中的难言之隐不便示众。
聂荣臻欢迎卡尔逊进入阜平城（沙飞 摄）
而共产党又是如何对待卡尔逊此次的西北之行呢？卡尔逊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就前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接待并告知他，需要向延安向毛泽东报告。接下来的几日，卡尔逊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之中。12月10日，延安的消息到了，告知他的八路军小战士急迫地拉起他就要启程，卡尔逊对这种执行命令的方式大惑不解。稍事准备之后，卡尔逊下午便搭上了开往潼关的火车，而陪同他的则是由8个人组成的小分队，每个人都装备了中国造的汤普森式冲锋枪，从此以后，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包括中途穿越日军封锁线，一路均有八路军的各支部队接力护卫。
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都十分清楚卡尔逊的军方身份，也十分重视他在中国的考察活动，他们希望卡尔逊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观察中日双方交战的真实情况，并通过他把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传递给美国当局。因此，国共两党都为卡尔逊在抗战初期的西北考察之行提供了尽可能的便利，但在对卡尔逊的重要度衡量上还是有一些差异，很显然，共产党对卡尔逊的考察则更为重视。究其原委，我个人认为，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的高度政治智慧。可以这样认为，从卡尔逊准备进入直至他安全离开八路军的防区，表面上看卡尔逊只是和山西八路军的某支部队接触交往，而实际上他的行踪一直处于八路军司令部和延安中共高层的直接关注之下。例如，12月19日，在获悉卡尔逊坚持要去被敌人包围的晋察冀根据地考察时，毛泽东专门致电朱德和任弼时：“卡尔逊既坚欲去五台，不便阻拦，但须：（一）除写信给美使馆外，需写一信交总统府说明：如遇危险，中国中央政府及八路军无责任。（二）派可靠队伍送他，严密保护。”
卡尔逊在山西八路军总部期间，朱德曾专门召开参谋会议，向他介绍八路军的军事活动以及政治工作，以便卡尔逊尽快知悉八路军的概貌。在双方的交流沟通之中，卡尔逊特别感兴趣于八路军的抵抗计划以及具体措施，而朱德则希望知晓全世界的政治形势，于是他特别邀请卡尔逊讲解了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力量。对于八路军指挥员提出的诸如“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会如何应对？为什么这些民主的国家不帮助西班牙推翻佛朗哥？为什么美国不转向迫使日本在《九国公约》之下遵守它的承诺”等等问题。对此，卡尔逊大惑不解，他很难想象，这群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艰苦作战的高级将领并没有疲于眼前战事的应对，而是站在了远远高于对手的层面，当然，卡尔逊接触过的所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没有过如此高的眼界。这一点，在卡尔逊后来访问延安会见毛泽东，以及在岚县见到贺龙、萧克和在冀南的南宫见到邓小平时，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印证。
1938年5月，卡尔逊在时任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安排下，搭乘运送医疗物资的卡车进入延安，在对延安的训练、教学等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后，得以见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5月5日，毛泽东与卡尔逊进行了整夜会谈，“话题涉及战争、欧美政治形势、各个时期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在对日作战的策略问题上，毛泽东详细阐释了他的实行持久战以获得最后胜利的战略；在关于欧洲局势走向的判断时，毛泽东作出了与卡尔逊截然相反的判断：“英国人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参战的。如果德国向西南推进，英国才会参战，但是却不会因捷克参战。”毛泽东的判断在当年9月英、法、德、意4国在慕尼黑签订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的协议时得以印证；在对于战后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设想时，毛泽东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回答：“我们希望保持当前同国民党的协定，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和交通应该国有；发展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社，并且支持鼓励私营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那些愿意在平等基础上与我们交往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毛泽东甚至提出了在卡尔逊看来属于“异想天开”的设想：“那就是美国和苏联同中国一道围攻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范围的围攻。”的确，在1938年5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3年多，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设想当然不能被卡尔逊所理解并接受，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在陕北的山沟沟里，脑中不仅思考着打败日本的战略，胸中更是装满着整个国家的未来和全世界的明天。因此，彻夜的长谈之后，在微微的晨曦之中，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谦虚、慈祥和寂寞的天才，他为了给他的人民寻求一种和平而公正的生活方式，在这寂寂黑夜里奋斗着。”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卡尔逊用几近完美的寥寥数笔描述了他心中毛泽东的形象：“他是一位梦想家，当然，也是位天才。他有看穿问题本质的神奇本领。”
此外，1938年6月中旬，卡尔逊在岚县见到了贺龙和萧克，在讨论军事问题时，随行的欧阳山尊注意到，“萧克同志打开了一张世界地图和卡尔逊讨论，提出美国和日本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事？卡尔逊认为有可能。萧问到如果在太平洋上发生战争，美国有无作战根据地？卡尔逊没有说话，只是用铅笔在地图上太平洋中的一处画了一个记号，然后用橡皮擦去。”这个记号是否是夏威夷群岛或中途岛的位置所在，不得而知。1938年7月，卡尔逊在冀中访问后，在冀南的南宫见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关于国际政治的整体形势讨论时，就前一年美国向日本供应物资问题，邓小平向卡尔逊发出了尖锐的提问。对于把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军人出身的卡尔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因此，他在给透过秘书莱汉德给罗斯福的信中多次谈及这个问题，特别是中立法修正案的讨论过程中，卡尔逊也提出自己的设想，例如：“在运用该法案的时候，必须与其他大国达成一致，让他们也对指定交战国实施战争物资禁运。”“重点放在一条国会法令上，这条法令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必要时对运送战争物资到日本的船只可以实行强制禁运。”
三
卡尔逊对于八路军的浓厚兴趣，除了使命使然，更源自其挚友埃德加·斯诺。斯诺1928年第一次到达中国时，卡尔逊就与他相识。当时卡尔逊正担任美国海军第四陆战队情报官，通过《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威尔的引荐，埃德加·斯诺与卡尔逊相识。“从此以后，斯诺注定不仅成为了卡尔逊的密友，而且终于引导他走上了一条得以实现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的道路。”斯诺与卡尔逊在淞沪会战期间多次并肩同行，斯诺曾详细描述了他与卡尔逊在考察上海战事中所遭遇的险境：“……那颗炸弹正落在我们先前站过的地方……回头一看，我们先前卧过不久的地方又被炸中了……”在法租界的发电厂观察中日双方近距离交战的过程，斯诺和卡尔逊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做过详尽地描述。对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日本人的残暴行径，以及《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斯蒂芬斯在交战过程中被枪杀的现场记述，他们二人的观点和结论非常相似，这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对于战争的思考几近一致。
埃德加·斯诺一生与中国结缘，他的多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特别是他1936年突破重重封锁对延安的造访，落笔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强大的反响。这本书1937年10月由英国的格兰茨公司第一次公开出版，一年多次再版。很多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就是受这本书的影响，毅然决然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曾这样形容这本书对卡尔逊的影响：“1937年读《红星照耀中国》，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说来奇怪，卡尔逊第一次得到这本书却不是受赠于老友斯诺本人，而是在1938年的7月，在冀中考察过程中，随卡尔逊同行的欧阳山尊在黄敬桌上看到了整个冀中军区唯一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卡尔逊因为在香港和汉口都未能买到此书，便向司令员吕正操提出了购买的设想，吕司令权衡再三，便将书赠予了他。
1938年，卡尔逊（左一）与斯诺在上海合影。
根据米契尔·布赖克福特的研究，对卡尔逊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他的美国同胞史沫特莱，这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性，从1928年底开始在中国12年，陆续发表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最近十几年，关于史沫特莱的实际真实身份问题，学界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这里不便加以展开讨论，但她和卡尔逊在抗战中的相逢与交往还是值得简单总结一下。1937年12月，卡尔逊到达山西八路军驻地，在朱德的介绍下，卡尔逊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这位美国女同胞，在此之前，卡尔逊对她的经历有所耳闻，也读过她的《大地的女儿》一书，故而便热情招呼起来，但史沫特莱并不领情，言语透露出一种好战的味道，史沫特莱之所以要给卡尔逊一个下马威，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她对过去接触过的像卡尔逊这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有一些成见。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道：“我听到卡尔逊来了，决定给他当头一棒，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根据我在中国同我们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高不可攀，难以接近。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是为衣食忙的洗衣婆、店老板。称中国人叫中国佬。总而言之，我并不喜欢美国外交官员吃的基督教那一套。”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卡尔逊与史沫特莱在八路军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特别是对于八路军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以及他们组织作风和军事思想认可的一致性，二人心中的疙瘩终于慢慢解开，成为了无话不谈、一醉方休的患难知己，史沫特莱感慨道：“我和卡尔逊中校（注：卡尔逊当时的军衔是上尉）之间开始的友谊，经过战火的洗礼，后来证明这种友谊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最忠诚可靠的友谊之一。”12月底，卡尔逊离开山西洪洞前往北部考察，出发的前夜恰逢圣诞节，卡尔逊和史沫特莱在住处以咖啡代酒，以花生替菜，举杯同饮，齐唱赞歌，共叙人生，这种在异国革命征途中结下的深厚友情已使得他们在思想上的交融无法割舍，朱德和左权后来也加入他们庆典的行列，卡尔逊感慨道：“此时此刻，我们情同手足。”卡尔逊与史沫特莱的再度相逢已是在1938年3月的武汉，这时的史沫特莱在帮助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护队的工作，通过她的介绍，卡尔逊结识了中华圣公会吴得施主教，并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
卡尔逊1947年在美因病逝世后，史沫特莱参加了卡尔逊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葬礼，并于1948年1月25日在纽约罗斯福酒店举办的追悼会上致悼辞，史沫特莱的悼辞并没有用华丽的辞藻歌颂卡尔逊的丰功伟绩，而是娓娓回忆了两人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向与会者讲述了卡尔逊如何从保守派演变为一位进步人士，并对埃德加·斯诺、朱德以及自己对卡尔逊的影响都一一做了介绍。史沫特莱的悼辞不是一种口号式的表述，每一句话、每件事你听起来都是那么普通，就像是一种家常式的交心，但这才是有过患难之交的挚友之间真正的感情流露，可以这样认为：金发碧眼、年轻漂亮但却身着八路军军服的史沫特莱，其言行确实让当时到访的卡尔逊吃惊不小，但在以自己的双脚走过、双眼看过，加上内心缜密的思考之后，决心宁可放弃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而愿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奔波呼喊的卡尔逊，反过来也让他的美国同胞史沫特莱崇仰许久并敬佩万分。
除了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还有一位外国进步人士与卡尔逊在中国的交往也颇深，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卡尔逊与艾黎是1937年在上海初识，1938年又在汉口重逢。“1937至1938年冬，包括作家埃德加·斯诺、上海工部局工业督察长路易·艾黎在内的一小部分中外人士开会讨论局势，便应运而生了在合作制基础上开创流动工业的想法。”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卡尔逊感觉到“工业合作社运动可能是中国的战争潜能中构成最重要的、独特的力量。”因此1940年的夏秋之际，他与艾黎等人乘船从香港出发，通过秘密的“港粤国际交通线”，避开敌人的封锁，从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直到安徽，足迹遍及东南各省。在这些地方，卡尔逊与艾黎见到了分散于乡村的合作社如何在敌人的眼皮下顽强灵活地运转，感觉到人民大众的平凡之举在抗日大旗的号召之下所产生的巨大动能。经过此次长途考察的卡尔逊明晰地看到，要想打赢抗日战争，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其中之一就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遏制日本的经济渗透。”“工合”对卡尔逊的影响是巨大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身战场的卡尔逊在他的部队中宣扬着被海伦·斯诺称之为“基督教自我牺牲精神与‘工合’路易·艾黎主义和振奋军威与士气的朱德主义相结合”的卡尔逊信条，并以“Gung Ho（工合）”一词作为部队的战斗口号。由此，“Gung Ho”一词收进英文辞典时，除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这一解释以外，又赋予了特别的涵义，那就是卡尔逊在部队所推崇的以八路军和中国人民抗日大潮为背景的热情高涨与同心协力。
四
最后我想探讨一下卡尔逊的身份与立场问题。卡尔逊的军方身份和官方背景是大众所知悉的，但这只是一个大概念，根据研究资料，其真实的身份就是一名“情报人员”，说得通俗一些，应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间谍”。早在1927年8月，美国海军第四陆战队在上海组建了情报部，卡尔逊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专业情报人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组建政府。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总部报告中国的形势。1927年至1929年我学会了关注政治走向，而且想方设法了解国民政府的动向。由此我的思维模式步入了政治轨道。”卡尔逊第一次从中国回到美国后，被派往尼加拉瓜镇压桑地诺游击队，在卡尔逊离开尼加拉瓜前，接到了海军第四陆战队队长基戈尔上校要其回去当情报官的信，于是卡尔逊在尼加拉瓜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又启程去往了上海。后来卡尔逊在部队中的工作屡有变化，但他养成了坚持学习的习惯并掌握了初步的中文。关于卡尔逊1937年第三次前往中国的目的，据其自己对外宣称是为了进一步学习语言，成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但其实这只是他最初的一个个人愿望，随着东亚时局的变化，特别是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卡尔逊此次的中国之行被附加了秘密的美国军方任务并被赋予了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使命，这一点可以从研读逐步公开的美国官方档案史料后得以证明。1937年5月5日，美国海军部长致函卡尔逊，要求他在6月1日左右，前往华盛顿向约翰·A.莱耶恩少将报告，先在海军情报局临时工作，7月15日前往西雅图搭乘轮船前往中国上海，或最迟于7月30日前往西雅图搭乘7月31日的“麦金莱总统”号前往上海。后来，卡尔逊前往中国的时间与所搭乘的交通工具与军方的要求完全一致。同时在这一函件中，海军部长要求卡尔逊抵达上海后，必须当面或书信向美国驻华大使和亚洲舰队司令报告，同时北平的武官将全面监管卡尔逊的在华工作，军方负责卡尔逊除了学习以外的远途考察费用和补贴，不允许公职旅行。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卡尔逊赴华学习中国语言只是一个大帽子，也就是表面掩护，而实际上卡尔逊是承载着军方的特别任务，在华的所有活动完全由美国军方监控并支持。还有一点，就是为了方便卡尔逊的在华活动，1937年6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致函国务院护照部，告知卡尔逊被任命为驻华大使馆的语言参赞，要求为其办理中国、日本、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护照。这些资料都印证了美国军方对卡尔逊中国之行的高度重视以及执行细节上的关照。对于卡尔逊而言，除了1940年公开出版的两部有关中国抗战时期的著作以外，他曾把在华的详细行踪以个人书信的方式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报告，这些书信现在均保存在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而另一份军方报告，也就是卡尔逊1938年3月23日写给美国海军部的《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特别有关中国八路军（原共产党部队）的组织和策略》，是印证作为“情报人员”的卡尔逊抗战初期中国使命和任务的最好材料。
罗斯福总统夫人埃利诺（左二）在美国圣迭戈海军医院看望战争中受伤的卡尔逊上校（时任），右一为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上校（时任）
其实关于卡尔逊的真实身份，与他交往的很多人都曾经有过一些怀疑。路易·艾黎说：“卡尔逊是搞情报的，而且还有官衔，所以，史沫特莱最初认为他身份可疑……”而在卡尔逊初访延安之时，曾有延安保卫处的同志收走了他的相机，检查了胶卷的拍摄内容，当然后来翻译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但这种突击式的检查相信不会是简单的鲁莽行事。而在卡尔逊见到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时，李德则当面指责卡尔逊是间谍，卡尔逊则急忙以自己到了山西以后，八路军并未遭受破坏来加以解释。这些过程中的小插曲小故事没有对卡尔逊的考察活动产生任何较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准确掌握了卡尔逊的身份，并希望借其之口向美国官方转述八路军的真实情况，这显现出高明的过人之处，而最后的结果也如期所愿。用贺龙的话说：“卡尔逊是个公开的情报人员，对中、日军队中的情形在几个月来知道得不少，不过让他这样跑跑，对于统一战线是有好处的。”今后，如果能够解密一些党史档案，例如，在卡尔逊进入山西之前，伍云甫给中央的电报回复内容如何等等，则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下面谈谈卡尔逊的立场。有一些朋友看完了卡尔逊的著作或者资料后，总感觉到卡尔逊好像在思想上被共产主义感化和挟持了，要不然，为何他对中国人民与革命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常规的官方视角。这种想法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人们通常难以想象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国人愿意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深入至最艰苦的中国内地考察，同时也难以想象在了解了八路军的真实情况之后卡尔逊会如此积极地去宣扬她的精神，哪怕遭受警告。卡尔逊为何会给大众带来如此的误解？卡尔逊的真实内心世界又是怎样？我想从卡尔逊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变化历程来解读的话，会得到下面两个结论：首先，卡尔逊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善思考会判断的人。早在1933至1935年卡尔逊在北平美国公使馆工作期间，他就创造性地使用“道德规范”这个词语，“用道德的约束来使士兵们改变对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只是不同种族的人。”1935年卡尔逊回国后，利用大量业余时间参与学习，并通过查找资料，对外国陆海军驻扎中国的法律依据和日本在远东扩张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些都反映出卡尔逊是一位内心富有正义感的军人，他不倚强凌弱，而是希望人人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享受着民主和自由，国家亦是如此。其次，作为一名军人，卡尔逊对自己的国家和组织高度忠诚，他对中日战争中美国所持的立场，实际是从美国国家的利益出发。卡尔逊在经过对中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以及敌后根据地来回考察之后，得到了一个警示，那就是日本终有一日将与美国为敌，从而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在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海军的报告中多次提及这个问题，并在不同的场合，呼吁美国政府提防日本的动向。1939年冬，这时的卡尔逊已退役赋闲在家，在纽约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一位企业家对美日战争爆发的时间提出疑问，卡尔逊答道：“我不可能猜出确切的时间，但是，我确信在未来10年当中将爆发战争。”1941年1月30日，也就是日本进攻珍珠港前10个月，《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矶每日新闻》同时刊登了采访卡尔逊的文章，“在这些采访中，卡尔逊预言日本将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新加坡，特别是菲律宾。他估计这次进攻将与德国对英国的闪电入侵配合进行。”这些准确判断不仅是他个人的视角与思考，也源自抗战初期共产党八路军与他的交流，给他的启迪。对于这一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卡尔逊将之置于个人行为思想的最高层面，丝毫不顾由此给他个人的职业生涯所带来的影响。
卡尔逊这本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于1940年正式公开出版，与此同时，卡尔逊敏锐地感觉他到了必须重返部队为国效力的时候了，他对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尔库姆少将说：“如果我能自由选择，我想参加作战部队，或者去中国。”1941年4月，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8个月，卡尔逊加入了预备役部队。5月，转入现役，卡尔逊重新穿起了海军陆战队军装，并且用他所理解的“工合”精神组织了突击营，转战东南亚，特别是在1942年8月的马金岛战役中，突击营以偷袭的方式歼敌300人，取得了美军自珍珠港事件后的首次胜利，其时，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也在他的突击部队之中。在后来的瓜岛战役中，他们又采用丛林游击战的方式，获得了1:40的骄人战果。1945年，太平洋战争取得胜利，历时整整6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正义一方的最终获胜而宣告结束。次年，卡尔逊退役。退役后的卡尔逊曾被朋友建议参加1946年美国参议院的预选，但卡尔逊提出假如政治家和选举人充分知道他强烈支持劳工运动，反对大企业，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斗争，赞成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美国在原子能方面的各项发现，而且还能同意与他保持本色不变，他就同意参选。同时，他在演讲中大声疾呼：“把我们的军队从中国撤回来对中国最有利。让中国人民自己决定由谁来领导他们。”
《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舒暲 赵岳 编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我在这里探究卡尔逊的身份与立场问题，不是为了博取眼球去故意找出一些大众感兴趣的话题，而是要借此方式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卡尔逊。这个真实的卡尔逊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抗战初期的他肩担重任，不辞万里，利用其身份的特殊性，较为真实完整地把中国抗战初期的基本概况和通常不为国际社会所知晓的八路军的概貌传递给了美国军方以及罗斯福总统，与此同时，经过反复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卡尔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开始心存戒备，不分党派支持中国打败日本成为他从一个军人角度所发出的最直观的呼声，之所以如此，这不仅是军职情报人员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职责所在，更是卡尔逊人类善良的本性所在，这种本性就是正义与真诚。
五
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因心脏病在美国波特兰病逝。8月11日，朱德、周恩来致电卡尔逊夫人：“中国挚友卡尔逊将军的逝世，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损失。卡尔逊将军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与争取美国实行进步外交政策的贡献，将永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卡尔逊墓碑
曾有一位美国朋友信心满满地告诉我：卡尔逊如果不那么早去世，他可能当选美国总统。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推测，但我丝毫不加怀疑，因为这种推测反映了卡尔逊所代表的一种精神，其核心就是“正义、忠诚”，为了探究这4个字的真正内涵，卡尔逊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诠释了最好的注解。抗战初期卡尔逊对八路军根据地的考察，特别是他对延安的造访，间接建立起了当时中美两国三方领导人相互对话的“桥梁”和“纽带”，为中国抗战能够争取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重要的地位无可替代。我们今天的研究并不是刻意将卡尔逊的形象夸大化，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公正地去再现历史的真实，同时也是为了以史为鉴，为我们的行事处世提供思考的抓手。
来源：赵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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