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赣南西洋山，罗孟文带着伤腿躲进山林。枪声已经远去，身边的部队却突然失去了消息。对一个负伤的红军干部来说，离队并不意味着安全，反而意味着身份暴露、粮食断绝和随时可能被捕。
西洋山突围时，罗孟文腿部中弹，伤口不断渗血。战友劝他留下养伤，他原本还想坚持行动。后来，红十三团团长陈亦发叛变，部队遭到严重打击，罗孟文与大部队彻底失联，只能被迫隐蔽下来。
这段经历并没有让他停止寻找战友。罗孟文判断，突围中一定还有红军人员活着，他们或许藏在村庄，也可能困在山沟。只要有人把这些人重新组织起来，革命力量就不会轻易断掉。
他和警卫员吴才生化装成普通百姓，靠给人做短工换取粮食。白天干活，晚上打听消息。当地保长对红军实行严密搜捕，悬赏金额高达两千元，外出还要携带所谓的“良民证”和通行凭证，山村里的气氛十分紧张。
有一次，罗孟文在吉安一带遇到了同样隐蔽的曾祥林。两人都没有立即表明身份，只是通过几句试探，确认彼此并非普通百姓。曾祥林说：“先把身份藏住，活下来才有机会找组织。”这句话，正是当时地下斗争的现实。
曾祥林以篾匠身份作掩护，罗孟文和吴才生便跟着他学编竹器。这个身份看似平常，却给他们提供了在乡间走动的理由。后来，几名岗哨以证件失效为由将他们扣留，因为搜不出破绽，又见他们确实会做篾活，最终将其释放。
真正的转机来自一张偶然传来的报纸。曾祥林通过亲属得知，湘赣边仍有游击队活动，队长名叫谭余宝，距离他们藏身之地并不算远。消息虽然简短，却让长期失去联系的人员重新看到了方向。
经费没有着落，人员也不能集中在村里。几个人商量后，决定进山烧炭。炭棚白天可以生产木炭、换取粮食，夜间则能传递消息、商议行动。它不是正规机关，却承担了联络、掩护和组织恢复等多重功能。
随着消息传开，陆续有失散红军和地下党员前来汇合。人数增多后，农户家中已经难以容纳伤员，继续分散隐藏也会连累乡亲。罗孟文只好带人转入深山，借助群众指引，找到一处废弃坟地作为临时藏身处。
环境很差。洞穴狭窄、阴冷潮湿，伤员只能轮流躺卧，药品更是极其缺乏。有人问还能不能坚持，罗孟文回答：“这里苦是苦，可只要队伍还在，路就没有断。”短短一句话，成了这群人的共同信念。
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出现变化，国共关系逐步走向合作，南方游击队的生存压力有所缓解。罗孟文没有急于把人员全部集中，而是将已经恢复联系的同志分散到各地农村，继续保存力量、扩大联络。
随后，他与刘飞庭等人取得联系，并在马家洲谭屋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西、赣南两地失散人员和基层干部，人数接近一百二十人。会议推动江西临时省委重新建立，使分散多时的革命力量有了统一组织。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孟文率部转战湘赣边区。破坏交通、侦察敌情、掩护群众，都是游击队必须承担的任务。部队规模不大，便不能与敌军硬拼，只能依靠熟悉地形和群众基础，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
1940年，罗孟文前往延安学习，后来担任中央党校党总支委员。多年在山林中的实战经验，使他更能理解理论与基层工作的关系。过去依靠炭棚保存队伍，到了延安，则开始思考怎样把零散经验变成可推广的组织方法。
1945年，他调任东北蛟河县委书记。当地局面复杂，既有地方武装冲突，也有旧势力活动。罗孟文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能够争取的人员进行教育和改造，对拒不悔改、继续危害地方秩序者予以打击。据相关记载，他在较短时间内处理了崔星武和赵宝山部的骚乱问题。
同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时间为4月23日至6月11日。罗孟文以江西临时省委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这个代表席位的背后，不只是个人经历，也包含赣南游击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保存组织、联系群众的实践经验。
从负伤离队，到烧炭谋生；从收拢失散人员，到重新建立地方组织，罗孟文走过的并非一条顺畅道路。炭棚里的烟火没有声势，却让一批濒临失散的红军重新找到组织。1945年，他走进延安七大会场时，身后带着的，正是那段在山林中苦苦维系下来的革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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