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史前生活，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打猎吃肉”。

在不少影视剧和通俗故事里，上古先民几乎天天扛着石器出门狩猎，围追野兽，回来之后生火烤肉，过着充满野性的原始生活。很多人因此认为，史前时代的肉食来源，主要靠打猎；谁能打到猎物，谁就是族群里最厉害的人。

可考古发现，却把这个印象一点点推翻了。

从内蒙古的朱开沟、老虎山，到辽西的红山聚落；从长江下游的良渚、石家河，到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再到全国各处史前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史前先民的肉食结构，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野”。真正稳定、普遍、能进入普通家庭餐桌的肉食，并不是每次都靠冒险狩猎得来，而是来自家畜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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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出土动物骨骼

【图1】遗址出土猪、鹿、羊动物骨骼标本实拍（来源：考古研究所公开资料）

一、史前肉食主力：不是打猎，而是养家畜

很多人没有想到，猪，可能是史前中国最关键的家畜之一。

在我们之前写过的《北塞烽火》系列中，朱开沟、老虎山、阿善等遗址都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的数量往往占据很高比例。这说明北方长城地带的先民，很早就开始稳定养猪，并把猪肉作为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

东北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红山聚落遗址中，不仅有狩猎获得的鹿骨、鸟骨，也有大量猪骨。猪的生长速度快，食性杂，适合在聚落附近饲养。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养猪远比每次出去围猎更稳定。

南方同样如此。

在《长江中下游万年稻作文明合集》写到的良渚、石家河遗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大量猪骨。良渚先民不仅种稻，也普遍养猪。猪肉，并不是贵族专属，而是普通先民能够接触到的主要肉食之一。

除了猪，羊和牛也逐渐进入史前家庭。

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经常出土羊骨、牛骨。我们在《江源蜀脉》《天山文脉》相关史前遗址中也提到过，西北与西南部分区域的先民，很早就开始驯养草食家畜。羊可以利用草原、山地和聚落周边的草场资源，牛则可以提供肉食、乳汁，后来还逐渐用于农耕。

狗虽然更多承担警戒和陪伴角色，但在部分史前文化中，也可能被食用或用于特殊仪式。

所以，史前肉食的真实结构，应该这样理解：

家畜饲养，是稳定肉食来源；狩猎，是重要补充。

换句话说，史前普通人不是天天打猎吃肉，而是先靠种地和养家畜过日子。打猎当然存在，但它风险高、不确定性大，不能当作社会主食的底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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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陶鼎、陶罐炖煮肉食炊具馆藏实拍

二、狩猎不是主业，但也真实存在

强调家畜饲养，并不是说史前先民不打猎。

恰恰相反，狩猎在史前生活中非常普遍。只是它的角色，不是“每天都能打到猎物”，而是作为肉食补充，同时获取皮毛、肌腱和其他动物资源。

在北方遗址中，鹿骨经常出现。鹿不是家畜，而是典型的野生动物。老虎山、朱开沟、红山等遗址都出土过鹿科动物骨骼，说明先民会在周边山林、草原边缘捕猎鹿类。兔子、鸟类，以及一些大型陆生动物，也会进入狩猎范围。

南方遗址同样有狩猎证据。

良渚、石家河等水乡遗址，除了稻作和养猪，也出土过鹿、野猪、鱼类和鸟类遗存。水乡环境提供了更多样的动物资源，先民既可以在附近山林狩猎，也可以在河湖水域捕鱼捞蚌。

这里要区分一个概念：

采集、渔猎和农耕，并不是完全前后替代的关系。

很多史前社会是“农业为主、渔猎为辅”。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依靠种粮食、养家畜稳定生活，但依然会在农闲时打猎、捕鱼、采集野菜野果。这不是原始落后，而是对周边资源的合理利用。

不过，从考古遗址动物骨骼的比例来看，真正支撑普通家庭肉食结构的，仍然是猪、羊、牛等家畜。狩猎提供的是补充性肉食，而不是日常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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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石矛狩猎工具实拍

三、史前怎么吃肉？煮、炖、烤，都有

有了肉，史前先民怎么吃？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烤肉”。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史前时代最主流的吃法，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精细烧烤，而是更依赖陶器的煮、炖、蒸。

北方常用陶鬲、陶鼎、陶罐来煮肉。

我们在《北塞烽火》中多次提到朱开沟文化的蛇纹鬲。这种三袋足陶器受热面积大，很适合放在火堆上慢煮。把猪肉、羊肉或猎获的鹿肉切成块，放进陶鬲中加水炖煮，是史前家庭很可能出现的吃法。

南方则更多使用陶釜、陶鼎。

良渚、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釜，可以用来煮肉、煮汤。陶甑则可以蒸肉。把肉切成小块，配合根茎类植物、野菜一起蒸煮，能提高食物的安全性，也更容易消化。

当然，烤火吃肉的现象也存在。

在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可能直接把肉放在火上烤。进入陶器时代后，烤仍然是一种补充方式。尤其是在野外狩猎、临时活动或特殊仪式场合，火烤肉类可能更常见。但对于定居聚落中的日常饮食来说，陶器煮炖，显然更稳定。

史前肉食的烹饪方式，其实并不粗糙。

考古人员在部分陶器内壁和残留物中，发现过动物脂肪、肉类和谷物痕迹。这说明古人已经懂得把肉和粮食放在一起加工，做成类似肉粥、肉汤或蒸肉的食物。

这种吃法，比单纯烤肉更适合定居生活，也更能补充热量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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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聚落先民生活场景复原图

四、从肉食看史前社会：谁能稳定吃肉？

在史前社会，吃肉并不完全取决于“谁最能打猎”，而更多取决于家庭是否拥有稳定的家畜资源。

一个养猪的家庭，能够相对稳定地获得肉食。没有家畜的家庭，则更多依赖农耕、采集和偶尔的狩猎收获。这就形成了史前家庭之间最实际的差别：不是谁更勇猛，而是谁的生计体系更稳定。

北方长城地带的朱开沟、老虎山，聚落中普遍存在猪骨，说明猪肉已经进入普通家庭。但这并不代表人人都能顿顿吃肉。肉食在史前时代，仍然是珍贵的蛋白质来源。

南方良渚社会同样如此。

普通家庭可以吃到猪肉，但大型动物、特殊部位或更多肉类，可能与聚落中的高等级成员、祭祀活动或特殊馈赠有关。换句话说，史前社会已经出现了肉食分配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像后世阶级社会那样极端。

狩猎获得的大型猎物，则可能在族群内部分享。

在史前社会，分享食物是维系群体关系的重要方式。打到一头鹿或一头野猪，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独占，而是在聚落中按家庭、亲属或合作关系进行分配。

五、吃肉背后，是整个生计体系的变化

史前先民从“依赖狩猎”到“养猪、养羊、养牛”，背后其实是整个生计方式的转变。

早期新石器时代，人们可能更依赖广谱性的动植物资源。随着定居程度提高、农业稳定，人们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粮食种植和家畜饲养上。猎物仍然有价值，但社会的底层支撑，已经变成农业和畜牧业。

这个变化，在中国史前各大区域都能看到。

北方朱开沟、老虎山，是“粟黍农业+养猪+狩猎补充”；东北红山文化，是“粟作农业+养猪+渔猎”；南方良渚、石家河，是“稻作农业+养猪+渔猎”；西北齐家文化，则更多呈现“粟黍农业+养羊、养牛”的特点。

不同区域的肉食结构，都和当地环境、农业体系、聚落形态紧密相关。

草原边缘的先民，更容易发展出养羊、养牛；水乡环境的先民，更容易在稻作之外发展捕鱼和狩猎；山林附近的先民，则会利用鹿类和野生动物资源。

所以，史前肉食并不是单一的“打猎”模式，而是一套因地制宜的生计系统。

六、别把史前想得太神话，也别想得太简单

很多人喜欢把上古生活想象成两个极端：

要么是茹毛饮血、天天打猎的原始时代；
要么是玉器辉煌、古城宏伟的古国时代。

但真实的史前生活，介于这两者之间。

普通先民既不是天天围猎猛兽，也不是每天享用精美食宴。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靠家里养的猪、羊、牛；狩猎是补充；烹饪方式以煮、炖、蒸为主。他们吃肉，没有后世那么多调料和做法，但已经懂得利用陶器、火和动物资源，安排自己的日常饮食。

史前肉食的真相，并不浪漫，却很真实。

它说明上古时代的普通人，已经不是靠运气生存，而是靠稳定的农业、家畜饲养和经验积累，一步步把日子过下来。

一粒粟、一粒稻，养活了人的身体；
一头猪、一只羊，稳定了家庭的餐桌；
一次狩猎、一场捕捞，补充了生活的惊喜。

这就是史前肉食最朴素的真相。

本系列《中华上古的真相：史前先民的烟火日常》，聚焦史前普通人衣食住行。
往期考古合集：北塞烽火｜东北九大史前文明｜长江中下游万年稻作文明｜江源蜀脉｜华北中原连载｜古国与邑｜南土新篇｜天山文脉，点击合集阅读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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