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别黄陂 谈谈历史
90后，估计都没体会过武汉城里人对郊区人的歧视
2000年之前，武汉城乡鸿沟还相当之大，作为黄陂人，你在市区工作或者做生意，不仅需要办暂住证，为了保护自己还必须学会说汉腔（黄陂人说汉腔很简单的，弯个管子就行，去读克，热读ne，尾音上扬，多发二声即可
随着2000年商品房大规模开发，任何人都可以购买武汉市区房子并落户，700多万外地人进入武汉市的情况下，如今的武汉市，交流以普通话为主了，说黄陂话、新洲话也没人敢公开歧视了，这确实是时代的进步
正文
二十多年前，我背着铺盖卷去武昌上大学。
出了黄陂县城，过了府河和岱家山后，便仿佛要跨过一道无形的关隘。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口袋里揣着录取通知书，胸口却像塞着一块硕大的石头——在语言这个事情上，作为一个乡下孩子，面前横着两道坎。
头一道坎是普通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黄陂，满街满巷都是地道的城关腔、横店调，想找个正经讲普通话的，怕是比现如今在木兰山下抓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还要难上三分。我自小舌头就硬，一张嘴，哪怕再怎么弯着管子说普通话，黄陂的乡土气息依然顺着字缝里往外冒。
进了大学校园，还好没什么人嘲笑你。武昌高校里多是南方各地来的年轻伢，舌头捋不直的大有人在，“湖”“福”不分的、平翘舌一锅烩的，可谓百花齐放（南方人说普通话都不喜欢卷舌）。大家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谁也犯不上笑话谁，大哥甭嫌二哥脸黑，彼此心照不宣，只要能听懂就平安大吉
毕业以后，留在武汉，2000年以前还是汉腔的天下
真正让人头皮发紧的，是第二道坎：学讲汉腔。黄陂话和汉腔，虽然都属于武汉话，外地人或许区分不开（就如同北方人区分不了四川话和武汉话一样），但湖北人还是能听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武汉话是四川官话，和四川话接近，黄陂在长江以北，属于江淮官话，类似安徽话）
平白无故的，一个黄陂人为什么要弯着管子学汉腔呢
如果你是外地人，且年纪不超过38岁，多半会觉得不可思议，语言不过是交流的工具，为什么要和身份挂上钩呢？
20多年前的武汉，市井气很重，人人霸气侧漏（流行词汇就是豪横），排外几乎是一种浸在骨子里的本能。你若是站在汉口六渡桥或者武昌司门口的马路牙子上，一张嘴漏出乡下腔，迎面撞来的往往不是好奇，而是毫不掩饰的嗤笑，甚至是一记斜着眼角的白眼。
我并不觉得所有武汉老城里人都是蓄意作恶，只是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早已渗入了血脉——城里人看见“乡里伢”，顺嘴嘲笑两句，就像清早出门碰见熟人问一句“过了早冒”一样自然。
那时的我才二十来岁，兜里没什么钱，面子却看得比命还重，哪怕被人戳一下脊梁骨，脸上都能火烧火燎大半天。学讲汉腔，倒真不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自己的泥腿子出身，不过是出门在外，想给自己套上一层防护衣，少招惹些平白无故的白眼与冷嘲罢了。
偏偏我又不是个有言语天赋的人。
许多黄陂乡亲天生有副滑溜的嗓子，前一秒在老家跟乡邻“气来气气，天气好月”，后一秒迈进汉口吉庆街就能无缝切成一口麻利流利的“你克哪里”。我却不行，整个人若是绷紧了神经，端着架子，舌尖提防着，勉强还能挤出几句地道的汉腔；可只要神经稍一松懈，或者心头一急，黄陂尾音便像藏不住的狐狸尾巴，稀里哗啦全漏了出来。
这种“半生不熟”的夹生腔最是尴尬，熟人笑笑便罢，落在生人眼里，反倒落得个“明明是乡下人偏要装城里少爷”的虚荣骂名，更是里外不是人。
汉腔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九七年的一天。
那年我要出趟远门去上海，在武昌火车站广场的一家杂货小店买东西。大学生说普通话习惯了，于是忘记了切换到汉腔，递过去一张五十元的大钞。老板娘当着我的面数零钱，一张张点得噼啪响。我接了钱没走几步，心里莫名一动，站在路灯柱子底下自个儿重新数了一遍——好家伙，整整差了十五块。
若按平日里的软弱性子，或许就自认倒霉了。可那天不知哪里来的邪火，我立刻转身折回柜台，把钱往玻璃柜上一拍，舌头也不打结了，张嘴就是一口硬邦邦的汉腔：“老板，个么意思？差十五块，当老子不识数？”
那老板娘眼皮都没多眨一下，脸上的精明瞬间换成了油滑的干笑，把钱接回来，数了一数，手脚麻利地把十五块钱递了出来，嘴里还念叨着看花了眼。你看，前一刻还是任人揉捏的“外地呆子”，换了一副嗓音，对方便立刻摸清了你不好惹的底细。这便是那时候武汉街头的潜规则——你不会说汉腔，去餐馆吃碗热干面都要多花个无毛
后来，我离开武汉，在外面的世界兜兜转转闯荡了许多年。天南地北跑了一圈，等再踏回武汉这片土地时，武汉已经改变了模样
世道确实变了。
走在如今的武汉街头，你再也用不着去费尽心机伪装什么汉腔了。
不管是在武昌的光谷，还是在汉口的江汉路，满耳朵听到的都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商场里的导购、出租车上的司机、餐馆里端盘子的后生，一张嘴全是普通话。
如今的武汉，本地土著比率已经低于50%了，汉腔早已经不是身份的象征了，随着大家教育水平的提高，语言慢慢地回到了交际的本来功能
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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