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公费旅游唯独落下我，玩了一星期妻子让我去聚餐，我直接把离职证明甩在她脸上，扭头就走|公费旅游|手机|离职证明|结巴|黄婷婷

吕玉媛回来第四天，我开始收到马会计的消息。

他办事利索，说那家“某某机电设备销售部”的底子查清楚了。

注册资金五十万，法人唐峰，股东就他一个人。

公司注册地址是郊区一个门面房，但那个地址现在挂着一家彩票站。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很可能是个空壳，只用来走账。

马会计又说，他托银行的老同事查了他一句话：“这个公司去年有一笔五万块的进账，备注是技术服务费，付款方就是你厂里。”末了马会计压低声音：“小黄，这里面的水，深着呢。你心里有底就行。”

我谢过马会计，挂了电话，坐在书房里半天没动。

五万块，技术服务费，从厂里账上划给一家空壳公司。

难怪郭广明要跳过技术部的审批，那笔钱走的是技术口的名目，要是我不签字，财务那边就不敢放款。

我挡了他的财路，他才记恨我。

小赵那边又传来消息，说郭广明这两天跟唐峰碰过面，在厂区外面的茶楼坐了一下午。

小赵还发来一张照片，是茶楼门口的，郭广明戴着口罩，低着头，身边跟着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两人正往外走。

我放大照片看了看那个中年男人的脸，不认识，五短身材，秃顶，滚圆肚皮。

但既然小赵说是唐峰，那应该就是他。

我盯着手机屏幕，忽然想到了什么。

那晚吕玉媛手机屏幕闪过的那条微信，头像是半张风景照，背景好像是辆面包车，车牌若隐若现。

我回想了一下，那个车牌的号段，跟唐峰这种做生意的货车司机很接近。

这么说，吕玉媛认识唐峰？

还是说，那消息根本就是郭广明发来的？

我干坐了一下午，脑子里翻来覆去，没理出个头绪。

程玉静来家里坐客。

她是我们小区出了名的能说会道，四十二岁，生过两个孩子，身材保养得好。

她进门就从包里掏出一条丝巾递给吕玉媛：“云南买的，给你带了一条。”吕玉媛笑着接过去，说：“你还真买了，我不说了不要嘛。”程玉静说：“好看得很，你戴上试试。”两个人闹了一阵，程玉静坐定，看见我在厨房烧水，提高声音问：“黄哥，你们厂那个郭经理，人还挺好的哈？”

我手没停，把开水倒进茶壶：“怎么说？”程玉静笑道：“这不旅游时候碰上的嘛，人挺热心的，一路上帮我们提箱子、拍照，还帮我们订饭店。哎呀，比我们家那个强多了。”我端着茶壶出来，给她倒了一杯：“他结婚了没有？”程玉静说：“好像离了，有个孩子跟女方过吧，具体的我没细问。”

我点点头，没接话，回厨房去了。

程玉静的声音压低了，跟吕玉媛嘟囔了几句，听不清楚。

我探出头看了一眼，吕玉媛正低头翻手机，程玉静凑过去看手机屏幕，两人笑了一阵。

我没有再多看，退进厨房，把水龙头打开，哗哗地冲着水池。

程玉静走的时候，吕玉媛送她到门口，两人在门口又说了一阵私房话。

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播着广告，我什么都没看进去。

门关了，吕玉媛回到客厅，哼着小调进了卧室。

那股高兴劲儿，不像是刚逛完街回来的疲惫。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是周六，我不上班，清早起来在书房抽屉里翻出一个旧信封，里头装着几张照片。

那是我去年在厂区元旦晚会上拍的，有部门合影，也有几张单独的。

我抽出一张去年技术部聚餐的照片，里头郭广明坐在正中间。

我把照片装进口袋，去了趟离家两站地远的打印店。

打印店老板问我印什么，我说帮我印两张照片，又让他帮我扫描一份电子版。

老板弄好了，我付了钱，走出店门。

我站在打印店门口，捏着那几张新打印的郭广明照片，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程玉静发了条微信：“弟妹，有点事咨询你，下午方便吗？”程玉静回得挺快：“黄哥，什么事啊？”我回复：“见面说，我请你喝下午茶。”她顿了顿，回了个好。

下午三点，我约程玉静在小区南门的茶楼见面。

程玉静坐在我对面，点了一杯菊花茶，笑眯眯地看着我：“黄哥，叫我出来不会是为了夸我旅游拍的照片好看吧？”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郭广明的照片，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这个人，你认识吧？”

程玉静低头看了一眼照片，嘴角的笑意微微僵了一瞬，抬头问我：“这不是你们厂那个郭经理吗？怎么了？”我说：“你们去云南，是不是跟他一块儿玩的？”程玉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慌不忙：“碰巧遇上了，不是约好一块儿的。这话说起来也巧哈，我跟吕玉媛在大理古城逛着，正好碰见郭经理他们，就凑一桌吃了顿饭。”

我盯着她：“郭经理他们几个人？”

“就他和一个女的。”程玉静说，像是怕我不信，又补了一句：“好像是他们厂里的同事，姓郭，说是他堂姐。”我点点头：“那你们后来一直都在一起？”程玉静放下茶杯：“黄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怀疑你媳妇儿？”我摆摆手：“没有，我随便问问。我就是觉得太巧了，又是你们俩，又是他们俩，凑一桌。”

程玉静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黄哥，这事儿按说我不该多嘴，但你既然问了，我也不瞒你。云南那几天，吕玉媛确实跟郭经理走得近，我当时也觉着有点奇怪，但你们家的事儿，我一个外人就多嘴。”我端起茶杯，没有喝，又放下。

茶楼里的音乐慢悠悠的，像一根线吊在半空中，吊得我心里发慌。

我回了句：“行，我知道了，谢谢你。”程玉静拿起包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表情说不上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

我坐在卡座里，看着对面那杯菊花茶慢慢凉透。

回到家，吕玉媛正在打电话，听见门锁响，很快挂了。

她坐在沙发上，问我：“你去哪儿了？”我换了鞋：“办了点事。”她没追问，低头拿起指甲油开始涂脚指甲。

我进了书房，关上门，坐在椅子上想事情。

我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那笔账的走向。

采购合同的差价，走的是“技术服务费”的名义。

这种名目在厂里通常是请外部专家做技术评审时才会用，审批流程必须先过技术部负责人签字。

郭广明跳过我，从厂务层面来说就是流程违规。

我手头的截图和凭证，加上马会计的调查结果，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我相信，把这些材料递上去，总公司那边就算想包庇也包不住。

傍晚吕玉媛的手机亮了，她正在厨房洗菜，没看见。

我走进客厅，低头扫了一眼屏幕。

那行字清清楚楚：“明晚七点，老地方，我订好位了。”我站在原地，客厅的挂钟走得沉默。

明晚七点。我捏了捏口袋里那张叠好的纸，不出声地笑了：那就去吧。

那晚我睡得很早，躺下后也没多想什么，很快就睡着了。睡得意外踏实，也许是到了该知道答案的时候，反倒不慌了。

第二天早上，吕玉媛还没醒，我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出了门。

去哪里？

我去了趟厂里。

厂里还是放假的冷清样子，办公楼里就几个值班的保安。

我走到人事科门口，铁栅栏锁着，里头拉着一半窗帘。

我敲了敲窗户，没人应，正准备走，保洁阿姨从走廊那头过来：“黄工，找谁呀？”我说找人事科的。

阿姨掏出一大串钥匙：“黄工人事科的小王小张都出去旅游了，就我这儿有备用钥匙。你要拿啥东西？”我说不拿东西，就想打印个证明。

阿姨说：“行吧，打印机在那屋，我给你开门。你可快些呀，被领导瞅见不好。”我道了谢，进去坐在电脑前。

系统登录账密是人事科贴屏幕底下的那个，谁都能看见。

我打开职工信息，找到我的名字，点进去，选择打印离职证明。

打印机嗡嗡转了一阵，吐出一张A4纸。

纸上印着我的名字，入职日期，离职日期写的是今天，底下盖着厂里人事科的蓝色公章。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叠好，放进外套内袋里，贴胸口的那个位置。

这就算把路给自己断好了。

我把门锁好，出了厂区。

门口那棵老槐树叶子绿了不少。

中午孙顺打来电话：“想好了没有？”我说：“手续办好了，过几天把交接弄完，就能去你那儿。”孙顺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行，那我给你把办公室收拾出来。”挂电话的时候走到小区门口了，我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感觉自己像一棵拔了根的老树，晃晃悠悠的，可总算挪了窝。

下午吕玉媛在家，难得穿了一条连衣裙，在穿衣镜前转了转。

她看见我回来，转头问：“晚上那顿饭，你穿什么？”我看了看她。

她化了淡妆，头发盘起来，脖颈上露出来一条细链子，那颗坠子我没见过，不像是她自己买的。

我看了一眼就移开眼：“身上这件就行。”

吕玉媛背过身去，语气有点不满：“你好歹换件衬衫，皱巴巴的，给人印象不好。”我走到衣柜前，找了一件干净的藏蓝色夹克套上。

她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傍晚六点四十，我们出了门。

她叫了一辆网约车，报了个地名。

我坐在后排，看着窗外街景一点点往后退，心里没有太多波澜。

车拐进一条窄街，停在“老院子菜馆”门口。

我认得这家菜馆，去年厂里年夜饭就在这儿办的，算不上多高档，胜在院子深，包厢隐蔽。

郭广明倒是会挑地方。

吕玉媛拎包走在前头，我跟在她后面半步，看着她推门进了院子。

前台认识她，没问包厢号直接就领路了，是直接就领着往里走，像是早打好了招呼。

我心里又沉了一分。

她在走廊尽头停下，推开一扇木门，里头笑闹声涌出来。

我跟在她后面，站到了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屋里一共五个人，两男三女。

郭广明坐在正对门的位置，手边搁着烟盒，正侧头跟旁边的人说什么。

他旁边坐着一个穿着红色披肩的女人，郭淑芬。

再旁边是程玉静和一个我没见过的中年男人。

看见我们进来，屋里安静了一瞬。

郭广明第一个站起来，笑着迎上来：“哥来了，快坐快坐。”

吕玉媛越过我，径直走到程玉静旁边坐下，跟郭广明之间隔了一个座。

那座位空着，桌上已经摆了一副碗筷。

有人往那位置放了杯茶水。

这个空位，像是早就给谁留好的。

郭广明招呼我坐下：“来，哥，坐这儿。”他说着拍了拍他旁边那个空位。

我没动，站在门口，扫了一圈屋里的脸。

程玉静低头喝茶没说话。

郭淑芬脸上挂着客气但不自然的笑。

那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抬手朝我示意了一下：“黄工吧？久仰久仰，我姓唐。”

唐峰。

我看着他，他五短身材，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挺和气的一个人。

我没有多说话，只在外侧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来。

郭广明给我倒了杯茶，递过来：“哥，先喝口茶，菜马上就上。”

我接过茶杯，放在桌上，没喝。

郭广明又招呼众人：“来来来，动筷子，别客气。”他夹了一块排骨放到我碗里：“哥，我跟你说啊，这家店的排骨做得好，你尝尝。”我看了看碗里那块排骨，没有动。

吕玉媛在斜对面看了我一眼，嘴角挂着笑，似有若无地压着。

那笑意总让我觉得藏着什么。

饭桌上的气氛很微妙。

他们聊旅游的趣事，聊大理的风大，聊洱海的太阳毒，聊郭广明在古城石板路上摔了一跤的事，笑得前仰后合。

我就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听着。

他们好像也不觉得我的沉默突兀。

郭广明隔一会儿就给我倒酒、夹菜，嘴上说着“哥，吃啊”，客气得不像话。

唐峰偶尔跟我搭两句技术上的话，我敷衍着应几声，他就再不问了。

但有个信息是他主动给的：“黄工，以后那边厂里的事，还得多照顾着点。”我不知道他们说“那边厂里”是指哪边，就装作没听懂。

饭吃了一半，吕玉媛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桌上的人都听见了：“国兴，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低头搅着杯子里的饮料，说：“我这次出去，不是跟程玉静两个人。”桌上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她。

她抬眼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试探：“我是跟郭经理一块儿去的。”

屋里静得能听见外面的风声。

她没有停下来，继续说：“我们在那边玩得挺好的，郭经理人挺照顾我的。我觉得他人品不错，两人也有共同话说。这些天我想清楚了，我们之间早就没什么感情了吧？你那套闷不做声的劲儿，我忍了半辈子了。”

她把话说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好像刚才只是在说今天菜的味道不错。

程玉静别过脸去，郭淑芬把头埋低。

唐峰打着圆场：“哎哎，别在饭桌上说这个，吃菜吃菜。”

我放下筷子，看着吕玉媛的脸。

灯光下她的脸依然白净，看不出心虚。

二十年了，这个给我生了女儿、过了二十年的女人，坐着别人的车，穿着别人送的项链。

当着外人落座，还敢当着这一桌子人的面跟我摊牌。

我没有怒不可遏，也没有痛骂出声。

我等了那么久，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慢慢将手伸进外套内袋，抽出那张叠成方块的纸。

我没有说一个字，把纸平平地放到桌面上，推到吕玉媛面前。

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在那张纸上。

吕玉媛低头，睫毛颤了一下，抬手翻开纸页。

白纸黑字，四个字印入所有人的眼底：离职证明。

郭广明的筷子“啪”的一声落在碟子上。

吕玉媛的脸色唰地白了，她嘴唇张了张，喊了一声“国兴”。

我缓缓站起来，低头看了看她：“你辞职，我离职。正好配一对。”我说完，转身朝门口走。

身后传来郭广明有些发尖的喊声：“哥，你听我解释！”接着是椅子被撞翻的声响，唐峰低声劝他坐回去，玻璃杯倒了，水顺着桌面流到地上。

我推开包厢门走出去，穿过长长的走廊，穿过饭馆的前堂，一直走到大门外。

深秋的夜风迎面扑来，带着一种扎脸的凉意。

我站在路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了出来。

肚里那口气，终于散出来了。

街边停着一排车，路灯的光昏黄，树影子斜斜打在地上。我感觉后背有点凉，伸手一摸，衬衫已经被汗湿透了。

我站在冷风里，掏出手机，给孙顺发了一条微信：“我想好了，明天提辞呈。”孙顺回得很快：“好。厂里宿舍给你备好了，随时搬过来。”我盯着那位好友的消息，看了一会儿，收好手机，紧了紧夹克，朝公交站走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走到车站才发现，身份证和牙刷都还在家里。

我没有回头去取。

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用手机支付了一百二十块钱，开了一间房。

房间小，窗户临着马路，外面的车声吵吵嚷嚷的。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车来车往的声音，眼望天花板，心静得很。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亮着，没有未接来电。

吕玉媛也没有打过来，一条消息也没有。

我放下手机，闭上眼，心里默默地算着：从明天起，就该走自己的路了。

第二天我没回厂。

从旅馆出来，我直接去了孙顺的厂。

孙顺的厂房比我想象的宽敞，机器摆得整整齐齐，工人也就三十来个，倒是忙忙碌碌的。

孙顺带着我转了一圈，拍着我的肩膀：“这地方小，比不得你那个大厂，但规矩没那么多，干活儿心里舒坦。”我看着他们车间的生产线，确实跟他那边接了新的业务订单。

孙顺领我进了一间收拾好的办公室：“窗台那盆绿萝我让秘书买的，也不知道养不养得活。你先歇着，明天再谈正事。”

我坐在新办公室里，看着我桌上那个鼠标垫，窗台上的绿萝叶子还有点蔫，像是还没缓过盆。

手机始终没有响过。

就这一整天，吕玉媛没打来一个电话。

倒是小赵在厂里的内部群发了条消息说：“郭经理今天脾气不好，开会让各部门自查考勤，谁不在岗记谁。”

我退了厂里的工作群，把久未联系的几个同事微信也删了。

只留着孙顺的号、小赵的号、还有我女儿黄婷婷的号。

中午在厂里食堂吃饭，一个大盆盛菜，白菜粉条炖肉，馒头管够。

孙顺端着饭盆子坐我对面：“今天晚上去我家喝两盅？”我说不了，还得回去收拾东西。

孙顺也没多劝，埋头扒饭。

下午，孙顺让负责行政的小姑娘帮我把厂区宿舍整理出来了。

一个单间，铁架床，床头柜，还有个老式书桌，窗子朝南，光线不差。

我搬进去的时候只拎了一只行李箱。

箱子打开，里头就几件换洗衣物，一套洗漱用品，还有一个文件袋。

我把文件袋放进书桌抽屉里，锁好。

晚上八点多，小赵给我打来电话。

我接起来，那头沉默了几秒，先开了腔：“黄工，郭经理今天跟厂里行政那边打招呼了，说你的考勤一直有问题，要按旷工处理。”我握着电话，没说话。

小赵又说：“我听说他还要联合厂里几个人，给上面写联名信，说你技术不过关，之前的项目，想让你负责的也搞砸了，好让上面出文件，把你开除。”我说：“知道了，没事，让他弄。”

电话挂断后，我坐在宿舍的铁架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

屋子里没有电视机，书架上也空荡荡的。

我躺了一会儿，又起身，走到书桌前，打开文件袋，一页一页翻着那些打印好的证据。

原厂里OA系统审批流程的截图，银行的转账回单复印件，采购合同与付款凭证的对照表，马会计帮我查的工商信息，还有唐峰跟郭广明在茶楼门口的照片。

第二份转发的截图，是小赵今天中午发来的。

厂里行政系统里，郭广明已经提交了一份对我的处分建议，理由是“技术部负责人黄国兴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连续旷工三天”，建议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行政部的郭淑芬已经签字同意。

这份处分建议书清清楚楚地写着：建议解除劳动合同，追回已发放的年度绩效，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

我看着那行字，眼前有点发花。

我在这厂里干了十五年，画过的图纸堆起来有一人多高，值过好几个大夜班，没要过加班费。

到末了，落到一张纸上的评语就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我笑了笑，笑得有点涩，把这份处分建议书连同其他证据一起，翻开笔记本，把孙顺给我的那个邮箱账号地址又看了一遍。

总公司审计监督部的邮箱地址，是马会计私下里给我的：“这东西是公家的，我觉得你最好别落到厂里那帮人手里。不过你要真想这么做，那就要做好被反咬一口的准备。”我用手机把所有的证据拍成照片，从笔记本上抄下那个邮箱地址，一页一页、一张一张地发出去。

邮件发送成功的那一秒，手机屏幕上的进度条走完，变成一个小小的对勾。

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抖动。

窗外是厂区的一片空地，远处有几根烟囱立在晚霞里。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打开手机，看到一条未读消息，不是吕玉媛发来的。

是小赵发来的，只有一行字：“黄工，厂里炸锅了。郭经理被总公司来的人叫走了。”

我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

然后我把手机放下，去水房洗了把脸，穿着工装去车间上班了。

路过办公室窗台时，我停了停，顺手给那盆绿萝浇了点水。

日子还长着呢。不着急。

那天下午，郭广明被总公司审计组叫去谈话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厂区。

小赵给我打了第三通电话，说他亲眼看见郭广明跟郭淑芬一起进的会议室，门关了两个小时。

出来以后郭广明的脸色白得像纸，郭淑芬的眼眶红着，走路都在发抖。

小赵低声说：“黄工，晚上厂里都传开了，说审计组是收到实名举报才来的。他们说，举报信里连银行流水都有。”

我没有接话，挂断了电话。

我低头看着手上的图纸，线条画得笔直，标注也清晰，是孙顺厂里新接的一个设备项目。

我告诉自己，这些事已经跟我无关了。

晚饭时，孙顺端着盘子坐我对面，看了我一眼：“厂里来电了？”我说：“来了，让郭广明进去了。”孙顺嚼着菜，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自作孽，不可活。”我没接腔，把碗里的饭扒拉干净，去洗碗间把饭盆洗了。

晚上七点多，刚准备洗漱，手机响了。

屏幕亮着，那串号码没有存进通讯录，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吕玉媛的。

电话响了很久，我没有接。

隔了五分钟，她又打了一次，我还是没接。

然后她发来一条微信消息：“你回来吧，我有话要跟你说清楚。”我看着那行字，停了几秒，然后锁了屏，把手机放回床头。

我去洗漱，热水浇在脸上，蒸腾起一层水汽。

水龙头哗哗地响着，我站在水花下，闭上眼睛。

人在心里想象过无数次的事，到了真正发生的时候，反而没有想象中那种痛快。

第二天，电话没再响起。

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倒完垃圾往回走，经过厂门口的小卖部，看见老板娘正在看电视新闻。

屏幕底下滚过一行字幕，是本地新闻的字样，我没细看。

老板娘倒是先招呼我：“哎，老黄，你看这个厂是不是你以前干活儿那个厂？”

我一愣，站定了，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向屏幕。

画面里的厂区门口围了一圈人，镜头中停着一辆黑色商务车。

她看我愣着，又说：“好像是你们厂吧？说是有人被查了。”我说：“没注意，我先回去了。”她瞄了我一眼，见我脸色不对，也没再多问。

晚上，小赵发来一条长消息：“黄工，郭经理被总公司审计组带走了，郭淑芬也被带走问话。听财务那边说，审计组翻了郭经理电脑里的所有邮件和合同，有一笔二十多万的款项去向对外讲不清楚。纪委的人已经在查了。”我看完那屏幕上的字，没有回。

手机搁在枕边，我关了灯，闭上眼。

窗外的月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地板上。

我慢慢呼吸，一直睁着眼到很晚。

第三天清晨，我照常去车间上班。

刚走到车间门口，手机震了一下，是吕玉媛发来的，就一句：“我知道那封审计举报信是你发的。”我扫了一眼，没有回，把手机塞回裤兜里。

下午，车间一个小年轻拿手机凑过来，问我：“黄总，以前你们厂那个郭广明，是不是当年从你手上提拔上去的？”我说：“好好干活儿。”小年轻就走了，没继续往下问。

傍晚时，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是女儿黄婷婷打来的电话。

我接了，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爸，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她哭了。”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黄婷婷轻声说：“她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工作。我说不知道。爸，你还好吗？”

我站在宿舍窗边，听着话筒里女儿的声音，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我说：“挺好的。你好好上学，别操心。”黄婷婷又说：“爸，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我握着手机，鼻子发酸，但我忍住了。

挂断电话后，我站在窗前很久，窗外路灯下，一只流浪猫慢悠悠地走过，晃了晃尾巴。

又过了两天，我在车间忙了一整天，脸上手上沾着机油，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但这心里反而踏实了，特别踏实。

孙顺走过来递了瓶水：“老黄，外面一个女的找你，说姓吕，在门卫那儿等着。”我拧开瓶盖灌了一口：“让她等着吧。”

下午五点多，我出了厂门，看见吕玉媛站在那棵大樟树下。

她瘦了一些，头发没有头几天那么齐整，看见我出来，快步走到跟前说：“国兴，我想跟你谈谈。”我说：“你说吧。”她看了看厂门口进进出出的人：“这儿不方便，找个地方坐坐行吗？”我说：“就在这儿说吧，我还得回去干活。”

她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终于，她说：“郭广明被带走了。程玉静也被警察叫去问话了。我手机都被没收，查了三天。”说完，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希冀，像是指望我能说句软话。

我心里慢慢浮起一阵说不清楚的滋味。

我看着吕玉媛那张熟悉的脸，看了十几秒。

我说：“那你跟厂里说清楚了吗？”她说：“说了，我全跟审计组说了。他让我做的事……我全交代了。国兴，我就是一时糊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咱们重新开始。”

我看着她，看着她泛红的鼻尖和低垂的眼睫，心里意外的平静。

我说：“你知道吗？那张证明我打了半个月了，一直贴身放着。那晚本没打算拿出来，想着你要是低头，我就毁了它。可你还是进了那间包厢。”吕玉媛抖着嘴唇，伸手拉我胳膊，被我轻轻避开了。

“吕玉媛。”我叫了她的全名，她愣了一下。

我说：“二十年夫妻，我不会亏待你，房子存款都留给你。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点体面。你要是同意，过几天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她没有说话，眼泪顺着她脸颊滑了下来，滴在水泥地上。

我转身往厂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以后有事……找女儿吧。别来找我了。”

我没有等她回话，大步地走回车间。身后只有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响。

日子一晃，半个多月就过去了。

孙顺厂里的活开始上了轨道。

我每天七点半到车间，画图纸、盯设备、调参数，中午跟工人一起蹲在台阶上吃饭。

日子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没有电话响，没有门铃吵，甚至连吵架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有人说我瘦了，也有人说我精神了。

我自己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好像很久没有照过镜子。

孙顺隔三差五就喊我去他家吃饭，他媳妇儿知道我离了婚，每次菜都做得格外丰盛。

我不好意思白吃，有一回买了一条鱼提过去。

孙顺他媳妇儿笑着说：“老黄你客气啥，你帮我们家老孙分担多少活儿，我都怕你累垮了。”

我嘴上笑笑，心里明白这种简单的日子，反而活得踏实。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调试一个新设备的电路，厂长办公室的文员跑进来：“黄工，外面有人找你，说是你女儿。”我一愣，赶紧擦了擦手出去。

黄婷婷就站在厂门口。

她穿着件浅蓝色外套，背着一个帆布书包，头发扎成马尾辫，看到我，咧嘴笑了一下：“爸。”我走过去，有点手足无措，说话都带了点结巴：“你咋回来了？”她说：“学校放几天假，回来看看你。”她上下打量我一眼：“我爸瘦了。你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我说：“吃了，你少操心。”

她没接话，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桶，递到我手里：“我妈今天早上做的红烧肉，让我带过来。”我低头看着那个保温桶，旧旧的，盖子边掉了一小块漆。

我知道那个保温桶，是当年黄婷婷十几岁念书那会儿，我每天给她带饭用的那个。

我没有伸手去接，黄婷婷又往前递了一下：“爸，你拿着呀，我妈让我给你带过来的。”

我伸手，接过保温桶，又放在地上：“你回去跟我讲，以后不用再送了。我已经签了字，就等她去民政局了。”黄婷婷低头看着那个保温桶，沉默了很久。

她轻声说：“爸，我妈跟我说，她做错事了。她说了，她等郭广明，等了一年多了。”我蹲下去，把保温桶拎起来，放回她手里：“大人的事，你别掺和。你回去好好上学。”

她抬头看我，眼眶有点红：“爸，我妈她其实心里也很苦。你以前老是加班，老是出差，老是顾着厂里的事。我妈一个人在家，半夜头疼都没人给她倒杯水……”她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低下头，眼泪掉在地面上。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她哭。

喉头哽得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她说得没错。

过去那些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总觉得把工资交到家里就是尽了责任。

我没有想过她半夜头疼，没有想过逢年过节她也想有人带着她出去转转。

我没说话，看着女儿，过了好一阵才说：“婷婷，大人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妈有错。但爸也有错。我们扯平了。”我伸手拍了拍姑娘的肩膀：“回去好好念书。你妈那边，回了学校再多打电话给她。”

黄婷婷抹了把眼睛，没再多说，拎起保温桶，转身走了。

她走了好远，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朝她摆了摆手，让她走。

她走了以后，我站在厂门口，一直没动。

风卷着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

我蹲下身，在厂门口的马路牙子上坐了很久。

当晚，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掏出手机，翻到吕玉媛的微信头像，点开她的朋友圈。

她很久没更新了，最新一条还停在去云南之前，那条“出发之前敷个面膜”。

我划走，手机放回枕头边。

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落了一小块白。

我睁着眼睛，看了半宿。

日子走到第十一天，我在车间接到一个电话。

来电号码以前没见过，归属地是本市的。

我接起来，那头是个中年男声：“黄国兴吗？我是市纪委的，姓陈。你原来厂子那个案子，我们需要跟你了解一下情况，你今天方便过来一趟吗？”

我捏着电话，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说：“好，下午过去。”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孙顺坐我对面，看我有点心不在焉：“出什么事了？”我说：“纪委来电话了。”孙顺放下筷子：“郭广明的事儿？”我说：“应该是。让我去配合调查。”孙顺想了一下：“去吧，有啥说啥，不添油加醋，也别抹掉一个字。”我点点头。

下午，我到了市政府后面那座灰白色的楼。

陈姓干部和另一个人带我进了一间明亮的谈话室。

他先给我倒了杯水，然后问了我关于郭广明、郭淑芬和唐峰的事。

我把我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说了：从去年被排除在旅游之外说起，到无意中发现账目出入，再到委托马会计查了那家皮包公司的底子，再到小赵给我提供的流程截图。

我没有遗漏什么，也没有添油加醋，只是照实说。

陈姓干部听完，点头道：“你说的这些，和我们调查掌握的线索基本吻合。你提供的那份材料起了很大作用。”我没有说话，静静等着他下文。

他果然又说：“唐峰已经被我们从外地带回来了，他对向郭广明行贿的事实供认不讳。郭广明也交代了一部分问题。你前妻吕玉媛确实不知情，就是陪吃陪玩，不涉嫌违法。”

他顿了顿，看着我：“但有一件事，我们需要你配合。去年秋天，你是不是参加过你们厂一个评审会？郭广明说那批有问题的电机你也签字验收了。”我心里一紧，想了想：“不是我签的。我提了反对意见，没有签字。后来质检科那边被郭广明打了招呼，没有经过我这边，直接盖了章。”他说：“你能提供当时的会议记录吗？或者在系统里查到你的意见记录？”

我拿出手机，翻出车间一个老同事的联系方式发给了陈姓干部。

陈姓干部记下号码，然后起身跟我握手：“谢谢你配合。有需要我们再联系你。”我走出那栋灰白色的大楼时，天已经擦黑了。

街灯亮起来，我站在路边，吁了一口气。

手机“嗡”了一下，是小赵发来的：“黄工，郭广明今天被正式移交了。全厂都传开了，说他一进去就全交代了，光那批电机就吃了八万回扣。”

那盏灯照着我脚下的砖缝。我站了一会儿，把手机放回口袋，大步朝公交站走去。

我回到宿舍，刚准备洗漱，手机又响了。

这回是程玉静的丈夫。

他说：“老黄，我是程玉静家老蒋，有件事想想跟你说一下。”我说：“你说。”他说：“程玉静全交代了，包括郭广明怎么找到她搭线，怎么让她把吕玉媛带云南去。她说她是糊涂了，受了郭广明的好处。老黄，我这心里对不住你。”我握着手机，没有回答。

他沉默了一下：“吕玉媛也不容易，人让郭广明给骗了。你要不咱……”

我说：“蒋哥，过去的事情别再提了。”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站在窗边，窗外的月光照在地上。

我忽然想起女儿那天说的话。

父亲望着窗外，抽动鼻翼，缓缓闭上了眼睛。

十年以后回想起来，我大概还是不能原谅她，但我似乎开始理解她了。

二十年婚姻是一场漫长的、无声的彼此辜负。

我辜负过她的期待。

她也撕碎了我的信任。

谁都不欠谁一个道歉了。

欠的，早就还不上了。

那晚我翻来覆去，很晚才睡着。梦里模模糊糊的，许多以前的事混在一块儿，像一卷摔碎了的旧胶片。

日子又过了小半个月。

孙顺厂里的新项目赶得急，我每天泡在车间里，带着几个年轻工人调设备。

手上活儿多，脑子里东西就少了，精神头反而比以前在厂里坐着的日子好了不少。

有天上午，我正在车间写调试记录，手机在裤兜里震了起来，一个本地的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哪位？”那头说：“黄国兴吗？我是陈干事，市纪委的。”我心一提，握紧了手机：“你好，请问还有什么事？”他说：“上次那个案子，已经结案了。郭广明、郭淑芬、唐峰三人已经移交检察机关起诉。唐峰的赃款已经全部退出，包括他给你前妻买的那些东西的折价款。折价款一共三万八千块钱，我们要物归原主，你前妻不肯签字。她给了我们一个地址，让我们找你。”

我愣了好半天：“找我？为什么找我？”陈干事的声音淡淡的：“她说你才是她家里人，这笔钱交给你处理，她签字认可。你要是不接收，我们就只能作为违法所得物上缴国库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车间门口，头顶是蓝天白云。

风从车间那头吹过来，带着机油味。

我那会儿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她这个让步，出乎意料，又像她一定会做出来的事。

我想了想：“她留给我的地址在哪里？”陈干事的回答报一个地址来。

听到那个地址时我愣住了，是我以前那家单位附近，那家百货大楼门口。

电话里他没多说，只说钱放在那里不方便，要不抽空去她单位找她当面签个收条。

我攥着手机，站了很久。

车间里的机器轰隆隆转着，阳光斜斜地射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亮黄色的光。

我看着那道光，心里缓缓动了一下。

我叹了口气，把手机收进口袋，走回车间继续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