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三，小年。
物流仓库的灯管嗡嗡响，我蹲在货架底下盘货，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三下。
司法局来的电话，说我爸明天刑满释放。
我拨了哥哥的号码，响了两声就掐了。
又打给妈，响了五声，接通了，那头只有电视广告的声音，然后挂了。
我攥着手机蹲在原地，膝盖顶着一箱没拆封的棉鞋，手心全是汗。
十二年，三个字，明天。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仓库外的风卷着碎雪粒打在铁皮门上，噼里啪啦响。
第二天一早，我往副驾驶扔了件旧棉袄，发动了那辆跑了十八万公里的二手捷达。
千里路，没人跟我一起走。
01
仓库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车打着火，暖风还没上来，我拨了哥哥的号码。响了三声，他接了。那头很吵，电钻声，还有人在喊“砂浆没了”。
“哥，是我。”
“知道。”他嗓门压低了，像是走到了一个安静点的地方。“说。”
“爸明天出来。”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电钻声又响起来，他说：“别找我。”
“哥——”
“徐宣朗，”他很少叫我全名，叫了就是真急了，“你忘了他是怎么进去的？你忘了妈改嫁那天哭成什么样？你忘了我相亲人家一听咱爸在坐牢，扭头就走？你忘性大，我没那么大。”
我握着手机，暖风终于上来了，吹在脸上，有点烫。
“我没忘。”我说。
“那你接他干什么？让他自己走，他不是挺能扛吗？扛了十二年，还差这一哆嗦？”
电话挂了。
我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挡风玻璃上化了一半的雪。
哥哥说的那些事，我都没忘。
妈改嫁那天，她穿着一件枣红棉袄，站在村口等车，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哥站在我身后，攥着拳头，指关节咯吱响。
那年我十九，他二十三。
他本来考上了省城的专科，通知书都下来了，没去。
爸出事以后，家里只剩妈一个人上班，一个月挣一千二，供不起两个学生。
哥把通知书塞进灶膛里烧了，第二天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去了南方。
这些事我平时不想。一想，胸口就堵得慌。
车里的暖风越吹越热，我把棉袄脱了，扔在副驾驶。手机又响了，是大伯。
“宣朗，你爸明天出来，你知道吗？”
“知道，大伯。”
“你去接？”
“嗯。”
大伯那头沉默了一阵，我听见他点烟的声音，火柴擦了两下才着。“你去吧。到了给我来个电话。”
“大伯，”我犹豫了一下，“你去过监狱看他，他……怎么样？”
“老样子。不说话。”大伯吐了一口烟，声音闷闷的，“你爸这辈子，嘴比铁门还紧。你去接，别多问，他想说自然会说。”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又坐了一会儿。挡风玻璃上的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雨刷刮过去，吱吱响。我发动车子，往哥哥的出租屋开。
哥哥租在城东一个老小区的顶楼，没有电梯。
我爬上去，敲门，他开了。
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磁炉，桌上放着半碗没吃完的泡面，汤面上结了一层油膜。
他穿着工地上那件迷彩服，袖口磨得发白，手上有水泥印子。
“你还来干什么？”他堵在门口，没让我进。
“哥，我就是想说——”
“说什么？说爸可怜？说他在里面吃了多少苦？”他嗓门突然大了，楼道里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打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眼角有细纹，才三十九的人，看着像四十多。
“我告诉你，最苦的不是他。妈改嫁以后，我每年过年都不敢回家，为什么？因为村里人戳脊梁骨，说老徐家儿子是劳改犯。我相亲相了六回，六回。人家一听咱爸，面都不见第二回。你上大学那四年，我每个月给你打八百，我自己留两百，住工棚，吃馒头咸菜。这些苦，他徐建国知道吗？”
他声音在楼道里回荡。我站在门口，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当好人，”哥哥冷笑了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他当好人，我们当什么？我们当劳改犯的家属，当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人。”
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又关上了。
“哥，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那你来干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你，真不去？”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恨，有怨，还有一点我说不清的东西。
然后他退了半步，把门关上了。
关门的声音不重，甚至有点轻，像是不想吵到邻居。
我站在门口，听见他在里面把电磁炉的插头拔了，又插上，又拔了。
我下楼的时候，腿有点软。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灭下去，最后只剩一楼那盏还亮着，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我坐回车里，没有马上走。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妈发来的微信，只有四个字：注意安全。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想回点什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最后锁了屏，发动车子，往家开。
到家已经快十一点。
女儿在奶奶屋里睡着了，我轻手轻脚上了楼，从衣柜顶上翻出一个旧铁盒。
盒子里是爸入狱前的照片，最后一张是他戴着先进工作者徽章站在厂门口拍的，头发还是黑的，腰板挺直，笑得拘谨。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2009年4月。
我把照片揣进兜里，关了灯。黑暗里，十二年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明天，我要开一千多里路去接他。没人跟我去。没人想去。
窗外雪还在下。我闭上眼，怎么都睡不着。
02
那场事故发生在2009年11月17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二天是我十八岁生日。
头天晚上爸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明天回来给你带双新棉鞋”，我说不用，他说“你脚爱冻，新棉鞋暖和”。
那是他最后一次用正常的声音跟我说话。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教室上课，班主任把我叫出去，说家里有事，让我赶紧回去。
我骑同学的自行车往厂里赶，路上看见两辆救护车闪着灯超过我，心里咯噔一下。
到厂门口，围了上百号人，警车停了三辆，车间方向拉起了黄白警戒线。
我挤进去，看见妈坐在地上，棉裤膝盖处沾满了黑乎乎的机油，旁边一个阿姨在给她掐人中。
哥站在人群最前面，脸色铁青，拳头攥得死紧。
我挤到他身边，问怎么了，他没看我，只说了三个字：“出事了。”
后来我才拼凑出经过。
下午两点多，学徒工于洋在车床前清理铁屑，机器没停，手套被卷进去，整个人被拖向转轴。
旁边的工人喊了一声，爸从办公室冲出来，先按了急停，又去拉于洋，但已经晚了。
于洋的胸口被机器绞住，当场就不行了。
旁边还有个工人去拉于洋，胳膊被飞出来的铁屑划伤，后来缝了二十多针。
车间里到处都是血。后来厂里用锯末盖了三天地面，那股铁锈味都没散干净。
事故调查组第二天就进驻了。
厂领导跟爸谈了一夜，谈了什么没人知道。
第三天，爸被带走了。
又过了一个礼拜，正式批捕。
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后来追加了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开庭那天是腊月十九，我记得清楚，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小年。
法庭很小，旁听席上就坐了妈、哥、大伯、我，还有于洋的父亲于德昌和他老伴。
于洋他妈一直哭，哭得喘不上气，被法警扶出去了两回。
于德昌没哭，他坐在那儿，背挺得笔直，脸上的肉像是被什么东西往下拽着，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爸被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头发一夜之间白了一大片。
他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手上戴着手铐，走路的时候脚镣拖在地上，哗啦哗啦响。
他扫了一眼旁听席，看见我们，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秒，然后低下了头。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说爸作为车间主任，明知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事故发生后又授意他人隐瞒真相，导致事故原因未能及时查清，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检察官念到最后，声音很硬：“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妈听到“十二年”三个字，整个人往后一仰，大伯一把扶住了她。哥的拳头砸在旁听席的木栏杆上，咚的一声，法警回头看了他一眼。
法官问爸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爸抬起头，看了看法官，又看了看于德昌，嘴唇动了两下，最后只说了三个字：“我认。”
就这三个字。
没有辩解，没有推脱，没有求情。
于德昌在旁听席上站起来，手里举着一张纸，说他写了谅解书，说事故不能全怪爸，说他儿子也有责任。
法官接过去看了，但没说什么，后来判决书上只提了一句“被害人家属出具谅解书，但鉴于本案涉及安全生产领域犯罪，且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曾作有罪供述，谅解书不足以从轻处罚”。
判决下来那天，妈在法院门口哭晕过去了。
哥背着她去的医院。
我蹲在法院台阶上，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来，想不通一件事：爸明明可以辩解，为什么不辩？
于洋违规操作，爸喊了“别动”，是于洋自己没听见。
这些事，为什么不说？
这个问题我想了十二年。
爸入狱以后，家里彻底垮了。
妈原来在厂后勤做临时工，厂领导换了以后，她的岗位被裁了。
她在县里打了一年零工，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邻县一个开小卖部的，姓宋，丧偶，人老实。
改嫁前那天晚上，她坐在堂屋里，把爸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一个纸箱里。
叠到最后一件的时候，她终于哭出来了，肩膀一抽一抽的，但没出声。
哥站在门口，抽了一地的烟头。
妈走那天，穿了件枣红棉袄。
她站在村口等车，回头看了我和哥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摆了摆手。
车来了，她上了车，没有回头。
哥在妈走后第三天去了南方。
走之前他把爸那个旧铁盒交给我，说“你留着吧”。
我打开看，里面是爸的先进工作者徽章、几张老照片、一本工作笔记。
笔记最后几页写的是车间设备检修记录，日期停在事故前一天。
我那年刚考上大学，靠着助学贷款和哥每个月寄来的八百块钱，读完了四年。
毕业以后在省城找了份物流调度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
结婚，生女儿，离婚。
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爸的事就像河底的石头，平时看不见，但水一浅就露出来。
每次填表，家庭主要成员那一栏，我都写“父，服刑”。写了十二年。十二年了。明天，他就要出来了。
03
出发那天是腊月廿四。
我起了个大早，天还黑着，女儿在奶奶屋里睡得正香。
我轻手轻脚下了楼，在厨房里烧了壶热水，灌进保温杯。
又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袄，是爸入狱前穿的，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直压在柜底。
棉袄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我抖了抖，扔进后备箱。
路过镇上超市，我停了车。
买了一件加厚棉袄、一双棉鞋、两桶泡面、一袋面包、几根火腿肠。
收银的大姐多看了我两眼，可能是觉得大过年的买这些不像走亲戚。
我没解释，付了钱就走。
上了高速，天刚蒙蒙亮。
冬天的早晨，高速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树杈上挂着白霜，远处田地里铺着一层薄雪。
我把收音机打开，调到交通台，里面在播路况，说前方有雾，请减速慢行。
我没减速，心里堵着一团东西，说不上是急还是怕。
开了两个多小时，我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上厕所。出来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大伯。
“宣朗，出发了？”
“嗯，在路上。”
“我跟你说个事。”大伯声音压得低，像是怕被人听见，“你爸在里面的情况，我其实知道一些。你于叔每年去看他一次，回来跟我说过几回。你爸在里面不跟任何人说话，不参加活动，不申请减刑。狱警都拿他没办法。”
我靠在服务区的栏杆上，风从脖领子灌进去，冷得我缩了缩脖子。“大伯，他为什么……”
“别问我。我去了两次，他都不见我。”大伯顿了一下，“第二次我去，他在会见单上写了两个字：不见。后来我就不去了。”
“那于叔怎么见着的？”
“不知道。你爸就见你于叔一个人。你于叔也怪，每次去，坐十分钟就走，两个人对坐着抽烟，话都不说。”
我挂了电话，在风里站了一会儿。
服务区的便利店门口贴着一张福字，被风吹得卷了边。
我想起小时候，爸每年过年都带我去县里买年货。
他骑二八大杠，我坐后座，两只手抓着他的棉袄下摆。
他骑得很慢，遇到上坡就下来推，推得满头汗，也不让我下来。
到了集市，他给我买一根糖葫芦，自己蹲在路边抽旱烟。
那时候我觉得他特别高，现在想想，他其实也就一米七出头。
重新上了高速，我又开了三个多小时。中午在另一个服务区泡了桶面，吃完继续赶路。下午三点多，我拨了妈的电话。
响了三声，接了。那头电视声音很大，像是在放什么家庭剧。妈没说话，我听见她拿起遥控器把声音调小了。
“妈，我在去接爸的路上。”
沉默。电视里有人在笑，罐头笑声，一浪一浪的。
“妈？”
“嗯。”她应了一声，声音很轻。“宣朗，你别让他来找我。”
“我知道。”
“我不是……你别多想。”她停了一下，“你爸那个人，你不懂。他什么都憋在心里，你问也问不出来。这些年，我……”
她没说完。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问她晚饭吃什么。她说“随便”，然后对我说：“挂了，开车小心。”
嘟。挂了。
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盯着前面的路。
高速上的车不多，偶尔有大货车从旁边超过去，带起一阵风，捷达车身晃了晃。
爸那个人，什么都憋在心里。
妈说得对。
她跟他过了二十多年，比谁都清楚。
可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憋了什么。
天擦黑的时候，我下了高速，拐进通往监狱所在县城的国道。
路两边是农田，远处有零星的灯火。
导航显示还有二十公里。
我开了一整天，腰酸背疼，但心里那团东西还在，压着，沉甸甸的。
县城比我想的小，主干道十分钟就开到头了。
我在监狱对面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监狱大门。
铁门紧闭，门两边各有一个岗亭，里面亮着灯。
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监狱的名字，还有一行小字：严格执法，文明管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壁房间有人在打呼噜，走廊里有脚步声来来回回。
我摸出手机翻相册，翻到一张老照片，是爸入狱前最后一张，戴着先进工作者徽章站在厂门口，头发还是黑的，腰板挺直。
照片背面写着日期，2009年4月。
那年我十七，他五十。
十二年了。他出来会是什么样？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第二天早上见到他的场景。但每一种，我都没想对。
04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醒了，窗外还是黑的。
监狱门口的灯亮着，把铁门照得发白。
我在旅馆楼下的小摊上买了两个包子和一碗粥，坐在塑料凳子上吃。
摊主是个老太太，围着围裙，手上有烫伤的疤。
她问我这么早来这儿干啥，我说接人。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七点半，我开车到监狱门口，停在路边。
门口已经停了四五辆车，有面包车，有轿车，还有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商务车。
几个男人站在车旁边抽烟，谁也不跟谁说话。
八点整，铁门旁边的小门开了，一个穿制服的狱警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念名字。
第一个名字不是爸。
一个瘦小的男人从小门里出来，头发花白，背着一个蛇皮袋，门口的人迎上去，喊了一声“哥”，两个人抱在一起。
我盯着那扇小门。
一个接一个的人走出来，有年轻的，有老的，有的有人接，有的自己走了。
八点二十三分，狱警念到“徐建国”。
我的心猛地提起来。
一个身影出现在小门口。
比记忆里矮了半头，背驼着，头发全白了，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裤子明显短了一截，露出一截灰扑扑的秋裤。
脚上是一双旧棉鞋，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
他站在门口，眯着眼看了看外面，像是被阳光刺到了。
左手攥着一个塑料袋，右手拎着一个蛇皮袋，袋子瘪瘪的，没装多少东西。
我按了一下喇叭。
他朝这边看过来，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一瘸一拐地往这边走。
走路的时候右脚有点拖，可能是腿受过伤。
走到车跟前，他停下来，透过车窗看着我。
我推开车门下去，站在他面前，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爸。”
他嗯了一声。嘴动了动，像是有很多话堵在喉咙口，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来了。”
“上车吧。”
我接过他手里的蛇皮袋，轻飘飘的，估计就几件衣服。
他把塑料袋攥得更紧了，那里面像是装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上了副驾驶，把塑料袋放在腿上，两只手一直攥着。
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他打量了一下车内，目光在仪表盘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开出去十几分钟，谁都没说话。
他坐在那儿，腰板微微弓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甲缝里干干净净，但手背上的皮松垮垮的，青筋凸起来，像老树根。
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味道，说不上来，像是肥皂粉混着旧棉絮，还有一点淡淡的霉味。
“腿怎么了？”我问。
“没事。老毛病。”
“里面……还好吧？”
他没回答，只是把塑料袋往怀里挪了挪。过了一会儿，他说：“找个地方停一下。”
我靠边停了车。
他从塑料袋里掏东西，一层一层地拆。
最外面是黑色塑料袋，里面是白色塑料袋，再里面是一块蓝布，包得方方正正。
他把蓝布展开，里面是一张信纸，对折了四折，折痕处已经快断了，纸面泛黄，边角发毛。
“这是你于叔写的。”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谁听见。“写了十二年了。我……没拆开看过。”
我盯着那张信纸，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没拆？”
他没看我，眼睛望着挡风玻璃外面。远处是一片刚收割完的稻田，稻茬上覆着薄雪，几只麻雀在田埂上跳来跳去。他把信纸递给我，手有点抖。
“你拆开看看。”他说。“我……不敢看。”
我接过信纸，纸很薄，几乎透光。
展开的时候，折痕处发出细微的裂响，像枯叶被踩碎的声音。
信纸上的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不算工整，但一笔一划很用力，有些地方纸都被笔尖戳出了凹痕。
信不长，半页纸。
第一行写着：建国兄弟，这封信我写了六遍，前五遍都撕了。
我往下读。
读完第一段，握着信纸的手开始抖。
读完第二段，鼻子酸得厉害，眼前的字开始模糊。
读到末尾那行更小的字时，我转头看爸。
他正望着窗外，一滴泪顺着法令纹淌下来，砸在棉袄前襟上，洇开一个深色的圆点。
他没有擦，也没有出声，只是下巴微微颤着，像是用尽全力在忍着什么。
我的眼泪涌出来，砸在信纸上，把圆珠笔的字迹洇开了一点。
我赶紧用袖子去擦，但已经晚了，那个字化开了一小块，像一朵灰色的花。
信上写的什么，我没法马上说出来。
但我知道了一件事：我爸这十二年，不是坐牢。
05
信纸上的字，我读了整整三遍。第一遍，我不敢相信。第二遍，我手抖得纸都拿不稳。第三遍，我把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
“建国兄弟，这封信我写了六遍，前五遍都撕了。第六遍，我决定写。有些话，不说，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事故那天，于洋违规操作。
机器没停，他伸手去掏铁屑。
你喊了一声‘别动’，我儿子没听见。
你冲过去按急停，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事，厂里调查组知道，我也知道。
但你跟调查组说，是你没做好安全检查，是你让于洋去清理铁屑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后来才想明白。
你怕我拿不到赔偿。
于洋没了，我老伴病着，家里就我一个劳动力。
如果事故认定是于洋违规操作致死，厂里一分钱赔偿都不会给，我老伴的医药费就断了。
你扛下主责，厂里就得赔。
你是在替我儿子，给我老伴留一条活路。
我签了谅解书，跑到法院去求情。
但法院没采信。
他们说你在侦查阶段自己认了罪，说案件涉及安全生产从重处罚，说谅解书不足以从轻。
我不懂法律，我只知道，你替我家扛了天大的事，我没能替你扛住哪怕一天。
你入狱以后，厂里答应给你家安排工作、给孩子交学费，后来厂领导调走了，答应的全没了。
你媳妇改嫁，你大儿子辍学，这些事我都知道。
我想帮你家，你媳妇不要我的钱，你大儿子见我就躲。
我没用。
这十二年，我每年去看你一次。
你不见别人，但见我。
咱俩坐着，啥也不说。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有怨，但你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你越不提，我越难受。
我老伴上个月走了。
走之前跟我说，老徐是个好人，你欠他的，这辈子还不清。
我现在一个人了。
你出来那天，我去接你。
你要是愿意，来我家住。
咱俩作个伴。”
信的末尾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是后来添上去的，笔迹比正文抖得厉害：“老徐，我老伴走了。我现在一个人，等你出来，咱俩作个伴。”
我把信纸折好，攥在手里。
车窗外，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远处的稻田上，白霜开始融化，一缕一缕的水汽往上飘。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出不来。
爸还在望着窗外。
他的侧脸瘦得脱了相，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下巴上有一道旧疤，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但始终没有出声。
“爸。”我终于叫出了一声。
他转过头来，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哭。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你于叔，每年都去。坐十分钟，不说话。他老伴病了，他得回去做饭。有一年下大雪，他走了四十里路来的，鞋都湿透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砸在方向盘上，砸在信纸上，砸在棉袄上。
我趴在方向盘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像个小孩。
十二年攒下来的那些怨、那些想不通、那些恨，全在这一刻塌了。
爸没有劝我。他只是伸出手，在我后背上轻轻拍了两下。他的手很轻，没什么力气，像一片枯叶落在背上。
哭了很久，我抬起头来，用袖子擦了把脸。爸把那封信拿过去，小心翼翼地折好，一层一层包回塑料袋里。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包一件易碎的瓷器。
“爸，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声音还是哑的。
“说啥？”他把塑料袋塞进棉袄里面的口袋，按了按。
“你于叔没了儿子，我坐了牢。两样都苦。我说出来，他老伴的赔偿就没了，他一个人扛不住。”
“可你扛了十二年。”
他没接话，只是把棉袄裹紧了些。过了一会儿，他说：“开车吧。你于叔家在城南，先去他家。”
我发动车子。
手还在抖，挂挡的时候挂了两次才挂上。
车子驶上国道，太阳越来越高，路面的雪化了，湿漉漉的，车轮碾过去，溅起一片水雾。
我看了爸一眼，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眉头拧着，但嘴角微微松了一点。
我拿起手机，给大伯发了条微信：大伯，接到了。信我看了。爸现在去于叔家。
大伯秒回了一个字：好。后面又跟了一条：宣朗，你爸这十二年，不容易。
我把手机放下，踩了一脚油门。
车往城南开，路两边是刚醒过来的县城，早点摊子冒着白气，有人在扫雪，有小孩在路边放炮。
这日子，跟十二年前没什么两样。
可坐在副驾驶的这个人，跟十二年前，全变了。
06
车开了二十多分钟，爸一直没说话。
我时不时从后视镜里看他一眼，他靠着座椅，眼睛半闭着，像是在养神，又像是在想什么。
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打在他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一直按在胸口的塑料袋上，像是怕它跑了。
“爸，于叔家什么样？”
“老样子。”他睁开眼，“机械厂家属院，五号楼，一楼。门口有棵香椿树，是他老伴种的。”
“他老伴什么时候走的？”
“上个月初八。”爸的声音低下去，“肺癌，查出来不到三个月。”
我心里一沉。于洋没了，老伴也走了，于德昌一个人过了十二年。这十二年，爸在牢里，于德昌在外面。谁也没比谁好过。
“爸，你为什么不申请减刑？”我问出了那个一直堵在心里的问题。“大伯说你够条件，你就是不申请。”
他沉默了很久。
车驶过一个路口，红灯亮了，我停下来。
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一辆旧三轮车，车上的铁皮桶冒着热气。
爸看着那个老头，目光追出去很远。
“减刑要认罪悔罪。”他说，“我要是在减刑申请书上写‘我认罪，我悔罪’，就等于承认那事是我干的。你于叔拿着那张认罪书去要赔偿，厂里会说‘你看，徐建国自己都认了，你儿子就是被他害的’。他老伴的医药费就没了。”
绿灯亮了。我踩了油门，手心里全是汗。
“你于叔每年来看我，我跟他说过，让他别来了。他不听。有一年冬天，零下十几度，他骑自行车来的，走了三个小时。到了会见室，手冻得连笔都握不住，在会见单上画了半天才写出名字。”
爸的声音很平，没什么起伏，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他的手在发抖，按在胸口塑料袋上的手指节泛白。
“他每次来，就坐十分钟。有时候说两句话，有时候一句话不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下回还来’。我说‘别来了’。下回他还来。”
我握着方向盘，指关节发酸。后视镜里，爸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爸，你恨他吗？”
他愣了一下，转头看了我一眼，像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恨他？恨他干啥？他没了儿子，我坐了牢。两样都苦，恨谁去？”
“那你恨……妈吗？恨哥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
车驶进老城区，路变窄了，两边是七八十年代的老楼，外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露出里面的红砖。
有老太太坐在楼门口晒太阳，有小孩在路边打弹珠。
机械厂家属院快到了。
“你妈改嫁，我不怪她。”他终于开口，“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撑了三年，撑不住了。你哥辍学，是我对不起他。他恨我，应该的。”
“那我呢？”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你不一样。你从小就心软。你哥像你妈，你像我。”
车拐进家属院的大门，门卫是个老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爸一眼，没拦。
院子里停着几辆旧自行车，墙根底下晒着几床棉被。
五号楼在最里面，一楼，门口果然有一棵香椿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树底下放着一把旧藤椅，藤条断了好几根，用麻绳绑着。
爸在楼门口站住了。他整了整棉袄领子，把塑料袋从口袋里掏出来，换了只手拿着。他深呼吸了一口，冷空气在他面前凝成一小团白雾。
“宣朗。”他叫了我一声。
“你于叔要是说什么，你别插嘴。”
我点了点头。
他走上前去，抬起手，在门上敲了三下。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里面传来脚步声，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每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
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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