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阳台上，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还留着那张照片。
萧秀蓉家窗台上晾着的那件羽绒服，跟我昨天在群里看见的一模一样。吊牌都没摘，袖口的走线歪歪扭扭，我盯了半辈子布，这针脚不对。
儿子打来电话，说单位找他谈话了，语气很低沉。
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回头再讲，就挂了。
窗外那辆灰色面包车还停在楼下，车门上“物资回收”四个字被暮色染得发黄。
我不知怎么想的，把手机举起来，对准那辆车拍了张照。
就是这张照片，后来成了我微信头像的那张。
当时我没想过要用它做什么，只觉得那辆车停在那儿的样子，有点扎眼。
01
那天晚上，我是被手机震醒的。
拿起来一看，业主群炸了，九十九条新消息往上蹿。
萧秀蓉发了一排衣服照片，铺了一床，吊牌齐全，全是带外文标的牌子。
她配了一段语音，声音比平时亮了几分：“这些衣服都是专柜买的，有的连吊牌都没摘。本来想送人，尺码不合适，挂在这儿便宜出，一件三百。”
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楼下的陈嫂子连发三个赞，杨家媳妇说“蓉姐真有品位”，还有人追着问尺码。
我往上翻了翻，一张一张放大看那些照片。
第一条是件大衣，灰色，标着某意大利牌子。
我眯着眼看了看领口和袖口的走线，车线密度均匀，倒不差。
接着往下翻，一件羽绒服，藏青色，标着个法国户外牌。
看面料反光的那层壳，手感应该偏硬，但真货用的涂层不该这么亮。
我翻到第二张照片的袖口，放大了看走线，一根线的针脚稀密不一，两针之间隔着比标准间距多出一截的空当。
我干了二十多年质检，这种线迹出现在标价三千的衣服上，说不过去。
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没在群里接话，把手机撂在枕头边，翻了个身。黄振国在旁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还不睡”，又打起了呼噜。
但我睡不着。
想来想去，我爬起来，从衣柜最底下翻出老花镜，又重新打开那些照片，一张一张看。
羽绒服的压线纹路不齐，大衣的里衬缝合处线头收得不干净。
还有一条丝巾，标签上的产地说明字体印刷发糊，正品的印字边缘是锐利的，不会这样模糊。
这些细节，外行人看热闹看不出来，但瞒不过我这双眼。
第二天中午，我在楼道口碰见萧秀蓉。她正抱着一个快递盒上楼，看见我，笑呵呵地打招呼：“黄姐，买菜呢？”
我说：“是啊，你忙呢。”
她说：“帮朋友转寄点东西。”
我目光扫了一眼那个快递盒，外面裹着一层灰色蛇皮袋，袋角贴着一张快递单，但大部分字已经被磨掉了，只能隐约看出发货地写着“穗”（广州的代称）这个字。
我心里动了动，但没多问。回到家，我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嘉树，你昨天说单位找你谈话，是什么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儿子好像在犹豫，然后说：“没事儿，妈，就是普通的工作检查。”
我听着不像，但也没追问。挂了电话，我在厨房站了一会儿，手里攥着那块擦灶台的抹布，攥得皱巴巴的。
晚上，楼上传来一阵拖动重物的声响，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碾过。
我仰头看了一眼天花板，心里莫名浮起那辆车的样子。
那辆灰色的“物资回收”面包车，近几天傍晚总停在楼下。
昨天傍晚，我眼瞅着司机从车尾厢里卸下一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搬进单元门，往萧秀蓉家那个方向去了。
我当时只当是废品。
现在想想，不太对劲。
02
周末，儿子回家吃饭。
黄嘉树进门时穿着那件深蓝工服，胸口印着几个浅白字：纤维检验所。他进门就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袖子卷了两卷，去厨房帮我端菜。
他从小就这样，话不多，手不闲。坐下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他眉间的皱纹比上次回来深了些，三十岁不到的人，眉心里挂着一道竖纹。
饭桌上，黄振国问他：“最近工作忙不忙？”
他说：“还行，就那样。”
“你们单位天天验那些衣服布料，有什么新鲜事没有？”黄振国夹了一筷子青菜，随口问。
黄嘉树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低头扒了两口饭：“也没什么新鲜的，就前两天有人投诉买到了假羽绒服，送过来检测，填充物是工业废料。”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筷子慢了下来。
他看我停了筷子，又补了一句：“就是常规投诉案，哪个季度都有几件。”
我没接话。
吃完饭，他又准备回单位。走到门口弯着腰穿鞋的时候，我心念一动，喊住他：“嘉树，你帮我看看这几张照片。”
我打开手机微信群里萧秀蓉发的那几张，递给他。
他接过手机，起初只是随意扫了两眼，但看到第三张时，眉头拧起来。
他把那张照片放大，又看了看，然后低头在自己的手机里翻了一会儿，翻出一张截图。
他比对着看了几秒钟，抬头看我：“妈，这几张照片你哪来的？”
“楼下邻居在群里卖旧衣服。”
“吊牌号你还有没有更清楚的？”
我说：“有，我再去要几张。”他沉默了片刻，把截图展示给我看。那上面也有一件藏青色的羽绒服，款号编码后面标注着两个红字：假样。
“妈，”他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别掺和这事。”
“怎么了？”
“这批货，我们单位最近在查。”他顿了一下，像是斟酌了一下用词，“能流到市面上来卖的人，不简单。”
他穿好鞋，推开门，又回过头来：“你注意安全。”
门在身后合上，楼道里传来他的脚步声不疾不徐地往下走。
我站在门厅里，手里捏着刚刚擦过桌沿的抹布，站了好一会儿。
儿子那几句话，听起来只是寻常叮嘱。但我听得出他话里面压着的担忧。
那天夜里，我走到窗边。楼下的路灯照着一小片空地，空荡荡的，那个位置停过的那辆灰色面包车，已经不见了。
我关窗帘的时候，看见萧秀蓉家的窗户还亮着灯。隔着两层窗帘布，隐约能看见有人影在里面走动。
她在那间屋子里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有一种预感，这事还没完。
03
隔了两天，我到楼下倒垃圾，正好碰见萧秀蓉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大袋菜，另一只手里提着一只月饼盒。
“黄姐，巧了。”她笑着打招呼，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热气，“来，尝尝这个，朋友送的月饼。”她说着，从那个盒子里拿出两枚递给我。
我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
包装看起来很精致，铁盒子的边缘却有点生锈。
上面印着的牌子我认得，是广州那边一个老字号，但不该用这种铁盒包装。
我嘴上说着谢，把月饼揣在兜里，转身往楼上走。
走到二楼拐角，我停下来，把月饼拿出来细细看了看。
盒子底部的生产日期印得模糊不清，更早的批号被磨去了。
我掂了掂那块月饼，又闻了闻，没有动。
我没有回家，转身下楼绕到后面那排垃圾站。
垃圾站旁边有一辆载货的三轮车，上面堆着几只纸箱子。
鬼使神差般，我走过去看了看。
纸箱子上的标签已经被撕掉了，但有一只角残留着快递面单的残边，上面印着模糊的二维码和几个字：某仓储。
我拍下来了。
那天下午，我把照片发给了黄嘉树。过了半小时，他回了一条语音，声音压得很低：“妈，这家仓储去年被市监局处罚过，卖假品牌的。”
我心里一阵发冷。
吃晚饭时，黄振国看我有些心不在焉，问我：“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我说没有。他放下碗：“我听楼下老陈说，你最近总在打听萧秀蓉家的事？”
我一愣：“谁说的？”
“老陈说倒垃圾的时候看见你扒拉废弃的纸箱。”他看着我，“你别多管闲事，人家卖人家的东西，碍着你什么了？”
他这话让我心里不舒服了。
“我不是管闲事，”我放下筷子，“她卖的那个货，来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你看见了？你验了？”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我确实还没拿到实物证据。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敲开了萧秀蓉家的门。
她开门的时候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
看到是我，有点儿意外：“黄姐？有事吗？”
我站在门口，手拎着一小盆自己发的酒酿，带着潮热的甜气，递了过去。
“前两天你给我的那个月饼，挺好吃的。我家里自己做的酒酿吃不完，给你送一碗来。”
她愣了愣，笑起来：“黄姐你太客气了，快进来坐坐。”
我换了鞋，跟在她身后走进客厅。
客厅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沙发套是新换的。我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目光落在了走廊尽头那扇半掩的门上，门后露出一角灰绿色的蛇皮袋边沿。
“蓉蓉，”我说，“你家这屋子收拾得真利索。”
“哪儿啊，乱得很。”她嘴上这么说着，脸上的笑却深了几分，“主卧那边堆了一堆杂物，我还没来得及理呢。”
我站起来，做出要倒水喝的样子。
经过那扇半掩的门时，我往里瞥了一眼，动作尽量显得自然而然。
门后的储物间里，齐刷刷码着四五个灰绿色蛇皮袋，袋口没有扎紧，露出里面各色面料的衣角。
我心里大概有数了。
回到客厅，萧秀蓉切了一盘水果端出来。我接过来，又闲聊了几句，才起身告辞。她送到门口，客气地笑着说：“黄姐慢走啊，常来坐。”
我走出她家门，站在楼道里，心跳得很快。
她家储物间里的那些蛇皮袋，和那天傍晚司机从面包车上卸下来的，是同一种。
我不会认错的。那种蛇皮袋的编织纹路，市面上不常见。我在纺织厂的时候接触过，是南方那边用来装布匹余料的工业包装袋。
我回到自己家，坐下，掏出手机，翻到儿子今天早些时候发来的那条消息。
“妈，我又比对了一下。你那几张照片里的吊牌款号，跟我们单位留档的高仿样品，一样。”
04
黄嘉树的下一条消息发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他发来了一张截图，是他单位内部系统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里列了一批假冒旧衣回流市场的款号信息，要求一线检测人员注意识别。
公告的最后一行写着：该批次仿品所用吊牌编码，与正品档案库中留存的编码一致。
也就是说，假货的吊牌，盗用了真货的编码。光是吊牌，已经能够查出真伪。
但他的第二条消息让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妈，这个公告不是我发给你的。是同事转发给我的。今天下午所里开了一次内部会，领导点名提到，检验所职工的直系亲属居住地，存在疑似销假窝点，要求自查自纠。”
我的手指僵在屏幕上。
“黄嘉树，你在说什么？”我打了一行字，又删掉了。
过了好半天，我才回了一句：“你被点名了？”
他隔了很久才回复：“没事，妈。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填了一张自查表。”
他没有再解释，但这几句话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
第二天，我去小区门口的菜市场买菜，恰好遇见刘秀兰。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毛线外套，手里攥着一把蔫了的韭菜，正跟菜贩子讨价还价：“便宜点儿吧，我这把年纪了，也不容易。”
菜贩子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大姐，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刘秀兰叹了口气，把韭菜放回摊上，转身要走。我喊了她一声：“刘阿姨。”
她回过头看我，目光里带着老年人的那种温和与拘谨。她说：“黄同志，你买菜啊？我孙女想吃韭菜盒子，可这菜太贵了。”
我看着她干瘦的手腕，突然想起萧秀蓉群里那件三百块的羽绒服。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开了口：“刘阿姨，你前阵子在萧秀蓉那儿买了一件羽绒服？”
她愣了愣，然后点点头：“是啊，蓉蓉说原价两千多呢，三百卖给我，便宜得很。那衣服我看了，吊牌都在，是新的。我孙女明年上初中，想给她添件好点的衣裳。”
我听她语气里的欢喜劲儿，心口堵得慌。“刘阿姨，”我尽量把语气放平，“你付钱了？”
“付了。三百块，我转到蓉蓉微信上了。”她说，“蓉蓉人真好，还给我免了十块零头。”
她笑了笑，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牙床。
我没再说什么，称了两斤韭菜，塞到她手里。“拿着，别买了。”
“这怎么好意思……”她推让了一下，终究还是收下了。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慢慢往家走，脚步越来越沉。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里那些照片翻来覆去地看。羽绒服的走线、吊牌的编码、萧秀蓉家储物间的蛇皮袋、那辆偶尔停在楼下的面包车……
一条线，串上了。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萧秀蓉的电话。响了很久，她才接：“黄姐？怎么了？”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秀蓉，你那批衣服，能不能先别卖了？”
“为什么？”
“我找人看了，那批货来路不太正规。万一出了问题，你也不好交代。”我说得尽量委婉，但她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声音冷了几分：“黄姐，你是说我卖假货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货源……”
“货源是我朋友帮我找的，正儿八经的尾单，带吊牌，专柜验货都没问题。”她的语气越来越硬，“黄姐，我知道你在纺织厂待过，可你也别见着什么都往假货上想。这件事我有分寸。”
电话挂断了，忙音一声接一声。
我握着手机，坐在沙发上没动。窗外，那辆灰色的面包车，又停在了楼下。我盯着它看了很久，拿出手机，打开相机，拍了一张。
然后，我点开微信，把自己的头像换了。
05
换完头像，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晌。
社交软件圆形的头像框里，那辆灰色面包车静静地停在楼下定点停车位上。
车身映着傍晚最后一缕光线。
车门上印着四个字：物资回收。
朴素得甚至不像是一张能掀起风波的图片。
那天晚上，业主群里又活跃起来。有人在拼香蕉，有人在转发养生视频，有人抱怨物业没把路灯修好。消息一条一条刷过去，群里热热闹黄的。
我看着屏幕，没有发消息。我在等一个人。
九点刚过，萧秀蓉上线了。
她发了一张新的照片，一件驼色羊绒大衣，挂在衣架上，对着客厅的灯光拍摄，看起来质感不赖。
她在群里配了一段话：“最后一件，也是专柜货，原价四千多，有喜欢的姐妹五百拿走。”
群里又热闹起来。
楼下陈嫂子夸了一句“这件好看”，还有个不常说话的人问“能不能便宜点”。
萧秀蓉回了一条语音：“姐，这真的不能再便宜了，你去专柜看看，四千八呢。我买来就试了一下，一直挂着。”
我看着这些话，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停。窗外那辆面包车还停在原位，车顶积了一层薄薄的落叶。
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群聊输入框，先找出那段已经编辑了很久的话。
光标在文本上闪烁，我把中指移到发送键上，悬了一瞬，然后用力按了下去。
屏幕上弹出一个长方形的气泡。
“蓉姐，这批货是你老公从物资回收车上拿的吗？吊牌编码，跟纤维检验所留档的假货批次一模一样。”
我没有停顿，继续往下打。
“那天傍晚，我看见面包车在你家单元门口卸货，卸下来几只灰绿色的蛇皮袋。你卖给刘阿姨那件羽绒服，编号我发一份出来，大家自己看。”
我先粘贴了儿子单位公告的截图，又把那晚拍的面包车卸货照片发了两张。照片不算很清晰，但蛇皮袋的颜色、面包车的车牌号，能看个大概。
发完这些，我放下了手机。
屏幕上的时间跳动着，一秒、两秒、三秒。
群里的消息滚动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戛然而止。
原本刷得飞快的屏幕，像死死的湖面一样平静。
没有人发消息，没有人发表情包，甚至连一个“？”都没有浮出来。
几十个人，全都在线，却像集体消失了足足十几秒。
第一条回复终于在沉默之后浮了上来，是陈嫂子的：“这……这是真的假的？”紧接着，群里炸开了锅。
有人疯狂往上翻记录，有人截图转发给相熟的朋友，有人私聊问我“是不是搞错了”。
萧秀蓉一直没说话。
她越沉默，我就越觉得窗外的夜色深了一分。我抬起头，正好能看到她家窗户透出的灯光。灯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见里面的人影。
那条消息，就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水里。
涟漪一圈一圈荡开。
我的手机开始震个不停，消息提示音响成一片，屏幕上方飞快地弹出一排又一排新消息。
我没有点进去，只是安静地坐在阳台上，看着那片窗前的光，等那扇窗户真的打开。
06
群里的热闹持续了十几分钟，但萧秀蓉迟迟没有回应。
最先接话的是楼下的陈嫂子：“秀蓉姐，你倒是出来说句话啊。”紧接着，杨家媳妇也发了一条：“蓉姐，那款羽绒服，我表姐也买了一件，是不是有问题？”没有人回答。
我在屏幕这头，安静地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群里跳出一条语音消息，是萧秀蓉的。
我点开，她的声音明显发紧，语速比平时快了许多：“黄姐，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从那辆车上拿货了？你拍个面包车就说是我的货，那楼下停着的车多了去了，我还说那辆车是你家亲戚的呢。”
她的语音刚放完，群里立刻有人跟风说：“对啊，一辆面包车停在楼下而已，也不能说明什么吧。”
我没有急着反驳。
顿了顿，我又发了一条消息：“那把吊牌编码拿出来对一下就知道了。羽绒服吊牌上有一串数字，你拍张照发出来，大家自己去专柜验。”
群里安静了几秒。
萧秀蓉又回了一条语音，这回声音更尖了：“吊牌早扔了，谁买衣服还留着那玩意儿？”
陈嫂子问了一句：“蓉姐，你不是说吊牌都还在吗？之前那几张照片上都有吊牌，你怎么会扔了？”
屏幕上没有新消息。
过了两分钟，有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老邻居发了一句：“秀蓉，你把衣服照片发出来也行，我们自己去实体店问。”
“那件卖掉了。”
“卖给谁了？”刘秀兰问。
萧秀蓉沉默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捏着手机壳的指尖有些发凉。然后，我发了一条消息：“蓉姐，刘阿姨那件，还没发货吧？”
这句话之后，群里又是一阵死寂。
过了将近半分钟，萧秀蓉回了一条语音，声音已经有点发抖了：“黄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我没有回答她，继续发了一条：“我没看你不顺眼。我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多年，布料好不好，看一眼走线就知道。你那件羽绒服，袖口针距一公分三针半，正品标准是五针。你想说这是专柜货，我不信。”
这条发出去，群里瞬间又炸了。有人说“黄姐眼睛这么毒”，有人说“难怪她一直不晒小票”，也有人说“这是高手过招，看不懂但大为震撼”。
萧秀蓉再也没有发消息。又过了几分钟，她退出了群聊。那个头像从群成员列表里消失了，仿佛被什么东西从屏幕上硬生生摘走。
陈嫂子发了一句：“这……怎么退了？”杨家的儿媳妇跟着问：“那之前在她那儿买了衣服的，钱怎么算？”
屏幕前的我放下手机，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窗外的夜色里，那辆灰色面包车仍然停在楼下的定点停车位上。
路灯的光斜斜地打在车顶，折射出一层疲惫的灰白。
第二天早上，刘秀兰在楼下等我。
她手里拎着一个购物袋，里面装着那件藏青色的羽绒服。她脸色不太好，嘴唇有点发白：“黄同志，她把我微信删了，三百块钱，还没退。”
我看着那件羽绒服，伸手接过来，捏了捏面料内衬，一股劣质化纤特有的粗糙触感从指尖传来。
“刘阿姨，你放心，这事我来想办法。”她站在原地看着我，欲言又止，像是有很多话想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后她只是叹了口气，转身慢慢朝自己家那个方向走去。
她的背影瘦小，驼着背，羊毛开衫的下摆一高一低，像被生活的重量压歪了。
07
萧秀蓉退群的第二天，小区里暗流涌动。
有人在我身后窃窃私语。我去倒垃圾，碰到三楼的赵嫂，她笑了笑，寒暄一句：“黄姐，你这眼睛真厉害。”
话是好话，但她眼神里的意味深长，让我心里一沉。
买过衣服的人，都开始慌了。
最先打电话来的是杨家媳妇：“黄姐，我买的那件驼色大衣，能不能帮我也看看？”后来是陈嫂子：“黄姐，我那条围巾还没拆封，你帮姐长个眼。”
我家的客厅变成了临时检验台。
沙发上摊着四五件衣服，我挨个儿翻看它们的走线、吊牌、面料成分标。
结果和我预想的差不多：有两条围巾，面料标注的是“羊毛”，但摸起来手感发涩，纤维短而粗，明显是化纤混纺冒充羊毛。
那件杨媳妇买的大衣，内衬缝线不是车缝工艺，是用胶粘合的，用手一搓就裂开了。
“这些都是假的。”我对她们说，“布料和标牌对不上，工艺也不对。”
陈嫂子的脸色一下垮了：“那我的三百五……”
“先找萧秀蓉退钱。”我说，“她已经退了群，拉黑了刘阿姨，你们试试直接联系她。”
杨家媳妇说：“她把我们都删了，发消息发不过去。”客厅里一时沉默。
我看着摊在沙发上的那些衣服，面料的纤维在灯光下反射出廉价的光泽，心里翻搅着一种复杂的感受。
刘秀兰那三百块，她攒了大半个月，是她从菜钱和柴米油盐里一分一毛抠出来的。
而我做这件事的初衷，很简单，只是不想看着她被人骗。
那天傍晚，我敲开了萧秀蓉家的门。门开了，萧秀蓉站在门框里，脸色蜡黄，眼睛下面明显带着青色。她看着我，目光闪了一下，咬着嘴唇没说话。
“秀蓉，”我说，“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
她侧身让了让，没有说话。我走了进去，站在她家玄关，看见走廊尽头那间储物间的门紧闭。
“那批货到底从哪儿来的？”我开门见山，“你现在说实话，还能收场。”她低下头，沉默了很长时间，像在掂量着什么。
过了许久，才用很低的声音说了一句：“是一个做尾单生意的人送来的。”
“谁？”
“我不认识。”她说，“他打电话联系我，说有一批专柜撤下来的货，问我愿不愿意转卖。每件给我赚八十块。”她抬起头看着我，“他说是尾单，我……我没想到会是假的。”
“那你为什么要剪水洗标？”
她的脸白了。
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辩解，却没能发出一丝声音。
空气里安静了一会儿，她低下头：“他说有些标牌不齐，怕顾客看见标签上的瑕疵，让我处理掉。”
我看着她，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她或许真的不知道那批货属于假冒产品，但她在两百与三百之间来回衡量的时候，从未问过自己这样合不合理。
她只是选择了看起来无害的那个方向，然后一直沉下去，直到无法挽回。
“秀蓉，你把钱退给刘阿姨，其他人的也一起退了吧。”我说，“货源的事，你该给个交代，把你知道的联系方式交出来。”她低着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点了一下头。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还站在原地，像一尊被抽去筋骨的泥塑，那些平时巧笑逢迎的精神气全部散了。
三天后，刘秀兰收到了转账通知。
三百元，备注写着“退款”。
她给我打电话时声音哑哑的：“黄同志，钱到账了，谢谢你。”我的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熏了一下，别过头去，嗓子有点发紧：“收到了就好。”
挂断电话，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着窗外那棵开始掉叶的梧桐树。秋风把落叶吹得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堆在路边。
那辆灰色的面包车又出现了。
它停在楼下那个固定的位置，车门打开，司机下来抽烟。
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很久，然后拿起了手机，拨通了儿子黄嘉树的电话：“妈想报案。该让有关部门来查查那辆车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传来黄嘉树的声音：“妈，我来联系。”
“你确认要这么做？”
“那些羽绒服还在，”我看着窗外，“每一件都在他们手上留着证据，跑不掉的。”阳光斜斜地照进阳台，有一半被楼体挡住，我坐在阴影里，把电话挂断。
风又吹起一阵，落叶在地上打着旋儿，飞过那辆面包车的轮子下面。
面包车司机抽完一根烟，弯腰掐灭烟头，上车，发动引擎。
车尾灯亮起，缓缓倒了一段路，然后掉头驶出小区大门，汇入绿灯下川流不息的街道。
我看着，把那张照片又留在了相册里。不删。留着。等它再出现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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