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林里的归途

老挝的旱季来得早，十一月的风里已经带了沙。阿萍蹲在万象郊外的出租屋里，把最后一件换洗衣服塞进蛇皮袋。塑料袋破了个洞，她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圈，还是漏风。隔壁阿婶探进头来，操着老挝语说："阿萍，广西那边真的给现钱？"

"给。"阿萍用老挝语回答，声音不大，但很笃定，"砍一吨四百千基普，包住不包吃，干满三个月能拿回来一千多万。"

阿婶咂咂嘴，眼里是羡慕和犹豫："那么远，语言通吗？"

"有翻译。"阿萍拉上蛇皮袋的拉链，金属齿咬合的声音在铁皮屋里格外刺耳。她站起来，腰上旧伤又疼了一下，她没吭声。这腰是去年在橡胶园割胶落下的病根，阴雨天就犯，但比起这个，她更需要钱。

母亲在老家咳了半个月了，村卫生所说是老慢支，得去省城拍片子。阿萍在万象打了两年工，攒下的钱寄回去一半，剩下的连张去广西的硬座车票都不够。她是在劳务中介的破木桌上看到那张皱巴巴的招工启事的——"广西崇左，砍甘蔗，管吃住，日结或周结，男女不限，有身份证即可"。

中介是个瘦得像竹竿的越南人，抽着劣质烟说："姑娘，那边苦，太阳毒，甘蔗叶子割人，一天砍两三吨是常态。"

阿萍没说话，只是把身份证递过去。她不怕苦，她怕的是母亲在电话里压抑的咳嗽声。

十二月三日，阿萍和另外十一个老挝女工坐了两天两夜的大巴，过了磨憨口岸，又转了四次车，终于到了广西崇左市江州区的那个村子。村名叫作那隆，四周全是甘蔗地，绿油油的甘蔗林一眼望不尽头，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像海浪。

接待她们的是当地一个甘蔗种植大户，姓黄，五十多岁，皮肤黑得像炭，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欢迎欢迎，今年蔗价好，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住的地方是村头一排简易板房，上下铺，一间住八个人。阿萍和同乡的两个姑娘住一间。板房冬天漏风，夜里冷得缩成一团。但阿萍不在乎，她来不是为了舒服的。

第一天上工，天没亮就有人敲铁皮门。阿萍爬起来，套上长袖长裤，戴上手套和草帽。甘蔗地离板房两公里，走路十五分钟。到了地里，天还是黑的，只有远处几盏昏黄的路灯。

砍甘蔗是个技术活。镰刀要快，下手要准，一刀砍断根部，再削去尾梢，码放整齐。甘蔗叶子锋利得像刀片，阿萍第一天就划破了手背，血珠渗出来，她拿泥巴糊上，继续砍。

同乡的小玉说："阿萍姐，你慢点，手都破了。"

"没事。"阿萍没停。她心里算着账：一吨四百千基普，合人民币差不多两百块。她一天砍两吨半，就是五百块。三个月，除去吃喝，能拿回来三万多。母亲的病够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广西的冬天比老挝冷，湿冷，冷到骨头里。阿萍的腰伤越来越重，有时候蹲下去站起来要扶着甘蔗杆缓半天。但她从不请假，一天也没落下。

板房里的人换了几茬。有干了一周受不了走的，有跟工头吵架被赶走的。阿萍一直留着。她话少，干活狠，黄老板夸过她两次："这个老挝妹仔，能干。"

砍到第二个月，阿萍已经能一天砍三吨了。手上的茧子厚得镰刀都割不破。她开始攒钱，每周结算的现金，她数好，用塑料袋包三层，塞在枕头底下。

第三个月的中旬，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那天收工早，阿萍去村口小卖部买盐。小卖部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乎乎的，说话快。阿萍用蹩脚的中文加手势比划，买了盐，又买了一包最便宜的卫生巾。她转身要走，门口进来一个人。

阿萍没抬头，侧身让路。那人也没看她，径直走到柜台前说："姨，拿瓶水。"

声音撞进耳朵里，阿萍的脚钉在地上。

这个声音她认识。

她猛地抬头。

柜台前站着一个男人，三十出头，瘦了，黑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剪得很短。他接过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侧脸对着阿萍。

阿萍的呼吸停了。

是他。

阿东。

她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的人。

阿东付了钱，转身，看见了她。

他的动作也停了。水瓶举在半空，眼睛直直地看着她。

两个人隔着三步远的距离，站在小卖部的日光灯下，像两尊被施了定身咒的雕像。

小卖部老板娘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察觉到气氛不对，试探着问："你们认识？"

阿萍先回过神。她低下头，拉了拉草帽的帽檐，侧身从阿东身边走过，出了门。

阿东在后面喊了一声："阿萍。"

她没停。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跑着回了板房。

那天晚上，阿萍躺在上下铺的下铺，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接触不良的灯泡。它一闪一闪的，像她的心跳。

阿东。

这个名字在她心里埋了五年。五年，她以为已经埋死了，没想到一锄头下去，还是活的。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枕头底下的钱硌着她的肋骨。她想起五年前，也是十二月，在万象的夜市。

那时候阿萍二十岁，在夜市卖糯米饭。阿东是云南人，跟着一个工程队来万象修路。他每天傍晚收工路过她的摊子，买一份糯米饭，加烤鱼。他话不多，但每次都多给两千基普小费。阿萍不要，他硬塞，说："拿着，买糖吃。"

后来他每天都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不只买糯米饭了，他会坐下来，用蹩脚的老挝语跟她聊天。阿萍的中文比他的老挝语好，两个人就用半中半老的语言磕磕绊绊地交流。

阿东说他是云南红河人，家里穷，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去过广东、福建、缅甸，最后到了老挝。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攒够钱回老家盖栋房子，娶个媳妇，安稳过日子。

阿萍没说话，只是低头包糯米饭。但她心里动了。

一个中国男人，黑，瘦，手上有老茧，笑起来有点腼腆。他不像那些来老挝找乐子的外国人，他认真，安静，给她一种说不上来的安全感。

他们在一起了。没告诉任何人。阿萍知道家里不会同意——一个外国的、没钱的、干苦力的男人。但她还是偷偷跟他好了。他们租了间小房子，在万象北郊，铁皮顶，漏雨。但阿萍觉得那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

阿东会在收工后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他会做云南的酸汤鱼，阿萍第一次吃的时候辣得直哭，他慌了，拿毛巾给她擦脸，说："不哭不哭，下次少放辣椒。"

阿萍说："不是辣的，是好吃。"

他笑了，眼睛弯起来，像月牙。

那段日子不长。八个月。

第八个月的时候，阿东的工程队完工了，要撤。他说："阿萍，跟我回云南吧。"

阿萍犹豫了。她不是不想，她怕。怕语言不通，怕文化差异，怕他家里不同意，怕自己去了变成保姆，怕最后人财两空。

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她说："让我想想。"

阿东等了半个月。半个月后，他急了。他那天喝了酒，回来砸门。阿萍开门，他红着眼睛说："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阿萍说："我妈身体不好，我走了她怎么办？"

"我养她。"阿东说，"我回去先安顿好，再来接你。"

阿萍不信。不是不信他，是不信命运。她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男人走了，再也没回来，女人等了一辈子。

她说："你走吧。你要是真想我，就回来接我。你要是不回来，就当没认识过。"

阿东站在门口，看了她很久。最后他说："好。我回去盖房子，盖好了来接你。"

他走了。

阿萍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市的灯光里。她没哭。她告诉自己，他一定会回来。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阿萍去问过他的工友，有人说他回了云南，有人说他去了别的地方。没有人给过确切的地址。

阿萍等了一年。两年。三年。

她换了工作，从夜市到制衣厂，再到橡胶园。母亲病了，她回来照顾。日子一天天过，阿东这个名字从心尖上慢慢挪到了角落里，蒙了灰，但没消失。

现在，五年后，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重逢了。

第二天上工，阿萍刻意避着阿东。她不知道他怎么会在那隆村，但她不想知道。她告诉自己，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她来这里是赚钱的，不是来找旧情的。

但甘蔗地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几个。中午休息的时候，阿萍蹲在地头啃馒头，阿东走了过来。

他站在她面前，影子遮住了太阳。

阿萍没抬头。

"阿萍。"他叫她，声音哑了，像砂纸磨过铁皮。

阿萍咬了一口馒头，慢慢嚼。

"我找了你很久。"他说。

阿萍终于抬起头。她看着他，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找我？找了五年？"

阿东蹲下来，跟她平视。"前两年，我去了万象，找了你的夜市摊子，你不在了。我问了旁边的人，说你去制衣厂了。我去制衣厂，你又走了。后来我去了橡胶园，他们说你回了老家。我去了你的村子，你妈说你出来打工了，不知道去哪了。"

阿萍的手微微抖了一下。馒头渣掉在膝盖上。

"你妈还好吗？"阿东问。

"老慢支。"阿萍说，"你不用操心。"

阿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盖了房子。在红河，两层的，砖房。我回去后干了两年，攒了点钱，盖了。我本来打算盖好了来接你，但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我爸中风了。"阿东低下头，"我妈走得早，就我爸一个人。他瘫了，我得照顾他。走不开。"

阿萍看着他。他瘦了，黑了，眼角有了皱纹。五年，把那个笑起来像月牙的男人磨成了这个样子。

"他去年走了。"阿东说，"我爸去年走的。我守了三年，他走了。"

阿萍的喉咙紧了一下。她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是老慢支，也是一个人。

"你来广西多久了？"她问。

"半年。"阿东说，"这边有个工程，修水渠。我跟着来的。没想到能碰到你。"

阿萍没说话。她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子，站起来。

"阿萍。"阿东也站起来，"我……"

"干活了。"阿萍打断他，拿起镰刀走向甘蔗林。

接下来的日子，阿萍刻意跟阿东保持距离。但那隆村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阿东似乎也懂她的意思，不纠缠，只是在远处看着她。有时候收工的时候，阿萍发现自己的蛇皮袋被人偷偷换了个新的；有时候水壶空了，再打开是满的；有时候腰疼得厉害，蹲在地头起不来，一只手伸到面前，她没接，自己撑着甘蔗杆站起来了。

阿东的手悬在半空，慢慢收了回去。

小玉问过阿萍："那个中国男人是谁？"

阿萍说："不认识。"

"骗人。他天天看你。"

"看就看呗。"

阿萍嘴上硬，心里不是没有波澜。有些东西像甘蔗根，砍断了，根还在土里，一场雨就能再发芽。

有一天傍晚，收工后下了一场暴雨。广西的雨说来就来，豆大的雨点砸在甘蔗叶上，噼里啪啦。阿萍没带雨具，淋着雨往板房跑。跑到半路，一件外套罩在她头上。

她一愣，抬头看见阿东。他只穿着一件短袖，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

"跑什么。"他说。

阿萍把外套扯下来还给他："不用。"

阿东没接，直接把外套又盖回她头上，按住："别感冒了，你还要赚钱给你妈看病。"

这句话戳中了阿萍的软肋。她的眼眶一下子热了。她咬着嘴唇，站在雨里，雨水混着别的什么从脸上流下来。

阿东看着她，声音被雨声压得很低："阿萍，我爸走了，我没人了。我回来找你，不是一时兴起。我找了你三年，问了所有能问的人。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阿萍的嘴唇抖了一下。她想说点什么硬的，但硬不起来。

"你走吧。"她最终说。

阿东没走。他站在雨里，看着她，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落。"我不走。这次不走。"

阿萍转身跑了。

矛盾在半个月后爆发。

那天是结算日，阿萍拿到钱，数了三遍，塞进枕头底下。她打算再过两周，干满三个月就走。母亲的病不能再拖了。

晚上，板房里的人都在，阿东来了。他站在门口，没进来，说："阿萍，出来一下。"

阿萍不想去，但所有人都看着她。她只好出去。

阿东把她带到板房后面的空地上。月亮很亮，照得地上白花花的。

"我要回云南了。"阿东说，"工程完了。"

阿萍的心沉了一下。她面上不动声色："哦。"

"你跟我走吧。"阿东说，"我房子盖好了，空的，就等我带你回去。"

阿萍笑了。笑得有点冷。"跟你走？五年前你说这话，我信。现在？"

"现在也是真的。"

"真的？你拿什么证明？你有什么？一个盖了房子的空壳子，一个没稳定工作的男人，一个连中文都说不利索的老挝女人。我们拿什么过日子？"

"我可以再出来打工。我可以养你，养你妈。"

"养？"阿萍的声音高了，"你养我？你拿什么养？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三千？四千？我砍甘蔗三个月挣的比你半年都多。你拿什么养？"

阿东被噎住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阿东，"阿萍的声音软下来，但更冷，"五年前我等你，你没来。五年后你突然出现，说带我走。你当我是什么？备胎？还是你爸走了，你一个人寂寞了，找个伴？"

"不是！"阿东急了，"我找了你三年！我爸在的时候我走不开，我跟你说过！"

"你跟我说过。但我也跟你说过了，我妈身体不好。你找了我三年，你找过我妈吗？你给她寄过一分钱吗？你给她买过一瓶药吗？"

阿东哑了。

"没有。"阿萍替他回答了，"你什么都没做过。你只是'找'了。找是个人就能做的事。但你没为她做过一件事。"

阿东的眼圈红了。他不是委屈，是羞愧。

"阿萍，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晚了。但我现在来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想跟你过日子。"

"过日子。"阿萍重复这三个字，像在嚼一块甘蔗渣，"阿东，过日子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行了。过日子是柴米油盐，是生病了有人管，是老了有人陪。你给我过过什么？五年，你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吗？你写过一封信吗？你寄过一分钱吗？"

"我不知道你的地址。"

"你不知道我妈的地址吗？你不知道我村子叫什么吗？你去了我村子，你见过我妈，你问过她吗？"

阿东彻底说不出话了。

阿萍看着他，眼泪终于掉下来。但她没擦。"阿东，我不是怪你。我妈的病，我也没办法。你爸的病，你也没办法。我们都是被生活摁在地上的人。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苦，就去拖累别人。"

"我没想拖累你。"

"你想。你想让我跟你走，去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语言不通，靠你一个人。如果哪天你又走了，我又怎么办？"

阿东的声音低下去："我不会走。"

"你说过了。五年前你也说过。"

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阿东的肩膀塌了下去。他站在月光下，像个被抽走了脊梁的人。

阿萍转身走了。这次她没跑，走得很慢，很稳。

阿东在后面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阿萍听见了。

他说："我等你。多久都等。"

阿萍没回头。

接下来的两周，阿萍没再见过阿东。她听小卖部老板娘说，那个云南男人走了，工程队撤了。

阿萍心里空了一块。但她告诉自己，这样最好。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五年前不是，现在更不是。

最后一天，阿萍数了钱。三万四千块。够母亲去省城看病了，够买药了，够她再歇两个月了。她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收拾好，把那个阿东偷偷换的新蛇皮袋留了下来，换回了旧的那个。旧的虽然破，但装得下她所有的东西。

她跟同乡的人一起坐上了回老挝的大巴。过了磨憨口岸，阿萍看着窗外的山，山连着山，像一道道走不完的坎。

回到村子的时候，天快黑了。母亲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见她，颤巍巍地站起来。阿萍跑过去，扶住母亲。母亲的身体轻得像一片叶子。

"妈，我回来了。"阿萍说。她拿出钱，"这是三万四，你明天去省城看病。"

母亲摸着她的脸，眼泪掉下来："瘦了。"

阿萍笑了："砍甘蔗累的，不碍事。"

邻居们听说阿萍回来了，都来串门。阿婶第一个来，手里拎着一串香蕉。她坐下来，眼睛亮晶晶的："阿萍，听说你在广西赚了大钱？"

"还行。"

"那边怎么样？中国人好不好？"

"还行。"

阿婶压低声音："听说你碰见一个人？"

阿萍的手顿了一下："谁说的？"

"小玉打电话给她妈，她妈跟我说的。说是个云南男人，你们以前认识？"

阿萍没说话。

阿婶看她的表情，叹了口气："阿萍，五年了，你也该放下了。"

阿萍低下头。她想起阿东最后那句话——"我等你。多久都等。"

她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等。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想要他等。

一个月后，母亲的病看了，确诊是慢性支气管炎伴肺气肿，不轻，但也不是绝症。吃药能控制，就是要长期治疗，花钱。

阿萍在家里歇了半个月，开始考虑下一步。她不能总在家待着，母亲的药不能断。她想再去广西，或者去泰国。老挝的工作机会太少，工资太低。

有一天，村里来了个邮递员，骑着摩托车，在阿萍家门口停下了。他递给她一个包裹，说是从中国寄来的。

阿萍愣了。中国？谁会给她寄东西？

她拆开包裹。里面是一件毛衣，厚厚的，深蓝色，摸上去很软。毛衣下面压着一封信。

信是手写的，字不好看，但一笔一划很认真。

"阿萍：

这是我自己织的毛衣。我妈以前教过我，我爸在的时候我织过，后来没织了。前几天翻出来毛线，试着织了一件，不知道合不合身。广西冷，你砍甘蔗的时候穿。

我回了云南。房子收拾好了，两层的，有院子，种了菜。我找了份工作，在镇上的采石场开拖拉机，一个月四千五。不多，但够过日子。

我跟我爸的邻居打听过你妈的病，他说这个病要长期治，花钱。我每个月能寄两千块回来。你别骂我，我不是施舍，是我欠你的。五年，我欠你太多。

你要是不想收，就退回来。但钱我会一直寄，寄到你妈的病好了为止。

阿萍，我等你。不是等你跟我走，是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来。门永远开着。

阿东"

阿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她拿起毛衣，贴在脸上。毛线有阳光的味道。

她想起五年前，阿东在万象的夜市，每天多给两千基普小费。那时候他也不宽裕，但他还是多给了。

她想起那天在小卖部门口，他喝水的样子，喉结上下滚动，像咽下了一肚子的话。

她想起雨里，他把外套盖在她头上，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他没躲。

她想起月光下，他说"我等你"，声音轻得像风。

阿萍把毛衣穿上了。有点大，袖子长出一截。她卷了两道，站起来走到镜子前。

镜子里的女人，黑了，瘦了，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里有光。

母亲在门口问："谁寄的？"

阿萍说："一个朋友。"

母亲看了她一眼，没追问。但阿萍知道，母亲什么都明白。

阿萍没有马上回信。她把信收好，把毛衣脱下来叠整齐，放在枕头旁边。她继续在家照顾母亲，每天喂药、做饭、打扫。日子一天天过，平静得像村口的那条河。

但有些东西变了。她开始留意中国的天气预报，看云南红河的。她开始学中文，跟着电视学，跟着手机学。她开始攒钱，不是给母亲看病的钱，是另一笔。

两个月后，阿萍去镇上取钱。邮递员又来了，又是一个包裹。这次是一双棉鞋，手工做的，底子很厚。信里说："采石场冷，你的腰不好，穿厚点。"

阿萍笑了。她把棉鞋穿上，在屋里走了两步。合脚。

又过了一个月，第三封信来了。这次没有包裹，只有信。信很短："阿萍，我学会用微信了。小玉给了我你的号码。我加了你，你通过一下。"

阿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有一条好友申请，头像是一片甘蔗林。

她点了通过。

阿东的头像换成了甘蔗林，签名是："等。"

阿萍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

她没有发消息。阿东也没有。两个人就这么躺在彼此的联系人列表里，像两棵根连着的树，隔着山，隔着水，但根连着。

又过了一个月。阿萍的母亲病情稳定了，能自己做饭了。阿萍决定再去打工。这次她没去广西，她去了云南。

她没告诉阿东。她想给他一个惊喜，或者，她想给自己一个退路。如果见了面还是不行，她转身就走，他不会知道她来过。

她坐了两天一夜的车，从万象到磨憨，从磨憨到昆明，从昆明到红河。一路上她看着窗外的山，山越来越矮，越来越绿。她想起阿东说过，红河的山不高，但水多。

到了红河州那个小镇，阿萍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栋房子。两层的砖房，白色的外墙，有个院子，院子里种了菜，青菜长得旺。

门开着。阿东不在。

阿萍站在门口，心跳得像打鼓。她走进院子，看见屋檐下挂着一串干辣椒，门口摆着一双拖鞋，男式的。她弯腰拿起拖鞋，鞋底磨得厉害，但干净。

她放下拖鞋，走到门口。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堂屋摆着一张木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阿东和他爸的合影。阿东笑得很腼腆，他爸坐在轮椅上。

阿萍的鼻子酸了。

她转身要走，身后传来脚步声。

阿东回来了。他骑着一辆旧摩托车，车斗里装着一袋水泥。他看见阿萍站在门口，摩托车差点歪倒。他稳住车，跳下来，站在院子里，看着她。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像上次在小卖部一样。

但这次阿萍没跑。

她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毛衣，袖子卷了两道。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看着他，眼睛里有泪，但嘴角带着笑。

阿东的眼圈红了。他放下水泥袋，走过来，走到她面前。

他伸出手，手上有老茧，有水泥灰。

阿萍把手放在他的手心里。

他的手收紧了。

阿萍说："毛衣大了。"

阿东说："我重新织一件。"

"你会织？"

"不会。我学。"

阿萍笑了。眼泪掉下来。

阿东用拇指擦掉她的眼泪，笨拙的，小心翼翼的，像怕碰碎了她。

"你来了。"他说。

"我来了。"

后来，阿萍留在了红河。她没回老挝，也没再去砍甘蔗。她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小饭馆帮厨。她做老挝糯米饭，云南人爱吃，生意不错。

阿东还在采石场开拖拉机。每天早出晚归，但回来得早了。他说要回家做饭。

他们没结婚。阿萍说再等等。阿东说好，等多久都好。

母亲的病，阿东每月寄两千块，阿萍也寄两千。母亲在电话里说："那个云南男人，人不错。"

阿萍说："妈，你见过他？"

"没见过。但他寄的钱是真的。"

阿萍笑了。

有一天晚上，阿东在院子里洗衣服。阿萍坐在门槛上，看着他。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

阿萍说："阿东。"

"嗯？"

"你那件毛衣，别织了。这件挺好。"

阿东抬头看她，笑了。眼睛弯起来，像月牙。

阿萍看着他的笑，想起五年前万象的夜市，想起那个多给两千基普小费的男人，想起那碗辣得她哭的酸汤鱼，想起雨里那件盖在她头上的外套，想起月光下那句"我等你"。

她站起来，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

阿东的手湿着，肥皂泡沾在她胳膊上。他没动，任她抱着。

"阿萍。"

"嗯。"

"我不走了。"

"我知道。"

"这次真的不走了。"

"我知道。"

阿萍把脸贴在他背上。他的背很宽，很暖。隔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她听见了他的心跳。

咚。咚。咚。

跟五年前一样。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甘蔗一年种一季，砍一季，再种。人也是。伤过，疼过，倒下过，再站起来。根在土里，砍不断。

阿萍有时候会想起广西那隆村的甘蔗林。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像海浪。她在那里砍了三个月甘蔗，赚了三万四，带着钱回了家。邻居都来问她赚了多少，没人问她心里装了什么。

但阿东知道。

他知道她手上的茧子，知道她腰上的伤，知道她半夜翻身时压低的呻吟，知道她看月亮时发呆的眼神。

他知道。

这就够了。

阿萍想，成年人的爱情大概就是这样。不是花前月下，不是海誓山盟。是砍甘蔗时递过来的一件外套，是雨里撑着的一把伞，是月光下说的一句"我等你"，是五年后重逢时，你没有跑，我没有躲。

是甘蔗林里，两个被生活磨得遍体鳞伤的人，终于找到了彼此。

根连着根。砍不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