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恰恰相反。他犯的“错误”，是说了太多真话。
如果给北宋官场搞一个“被贬次数排行榜”，范仲淹绝对名列前茅。
短短七八年间，他从京城被踢出去三次。按常理，一个人反复被贬，多半是能力不行，或者嘴太欠，总犯低级错误。当时也有人这么看。权臣吕夷简给他扣的帽子就是“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但事情妙就妙在：范仲淹每次被贬，送行的人都排着队，而且规格一次比一次高。
第一次被贬，同僚说“此行极光”
天圣七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太后过生日，宋仁宗打算带着满朝文武，在前殿给太后磕头祝寿。
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事不合礼制。前殿是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帝带着百官在这儿给太后行家礼，等于把国家尊严摁在地上摩擦。但谁也不敢吭声——太后正掌着权呢。
只有范仲淹站出来了。他说：皇帝孝顺母亲，在后宫怎么行礼都行，但在前殿率百官跪拜，“不可为后世法”。更狠的是，他还直接上疏请太后把权力还给已经成年的仁宗。
结果可想而知。一道诏书，贬出京城。
同僚们到城外给他饯行，举杯说：“此行极光。” 意思是，你这趟被贬，光彩得很。
第二次被贬，同僚说“此行愈光”
太后去世后，仁宗亲政，把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右司谏——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
结果范仲淹“故态复萌”。仁宗想废掉郭皇后，理由是皇后九年没生孩子。背后撺掇这事的是宰相吕夷简，他跟郭皇后有私仇。
废皇后这事，在朝堂上炸了锅。范仲淹带着十几个台谏官，跪在垂拱殿外要见皇帝。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跟吕夷简当场辩论，把宰相怼得哑口无言。
第二天，范仲淹还想接着争。等来的是一道贬谪诏书：去睦州。
送行的人又来了，这次说的是：“此行愈光。” 更光彩了。
第三次被贬，同僚说“此行尤光”
范仲淹在地方干得不错，治水有功，政声很好，又被调回京城，当了开封知府。
当时的宰相还是吕夷简，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朝中敢怒不敢言。范仲淹花功夫搞了一张《百官图》，把哪些官员升迁正常、哪些是吕夷简走后门塞进来的，标得清清楚楚，呈给仁宗。
他还连上四道奏章，直接骂吕夷简狡诈。
吕夷简的反击很老辣：他不跟你争论用人公不公，直接扣政治帽子——说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在皇权时代，“结党”两个字足以致命。仁宗最怕的就是臣子拉帮结派。
范仲淹第三次被逐出京城，贬到饶州。
送行的人依然有，但吕夷简已经放出狠话，敢送的就是“党人”。可还是有人载酒来了。这次说的是：“此行尤光。”
范仲淹听完大笑，说了一句自嘲的话：“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
反转：他犯的“错误”，其实是北宋官场最稀缺的东西
回头看这三次贬谪。
第一次，他“错”在不让皇帝在错误的地方给太后磕头，还劝太后还政。
第二次，他“错”在反对皇帝意气用事废皇后。
第三次，他“错”在画了一张图，把宰相的用人猫腻摊在阳光下。
这叫“屡犯错误”吗？
如果“错误”的定义是“说真话、做对事、得罪当权者”，那范仲淹确实错得离谱。他的朋友梅尧臣专门写了一篇《灵乌赋》劝他：乌鸦叫是不吉利的，你闭嘴吧，别给自己找麻烦。
范仲淹回了一篇同名的《灵乌赋》，里面八个字流传千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当然，范仲淹第三次被贬饶州后，仕途并没有就此终结，反而在几年后迎来了人生中最具戏剧性的转折一一赴延州担任边帅。
范仲淹用三次被贬告诉后人：有些“错误”，犯一百次，也比“正确”地活下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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