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大定元年（581年），长安宫城内，杨坚面对即将交到手中的帝位，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如何建立隋朝，而是怎样结束数百年的分裂。
他接受北周静帝宇文阐禅让后，建立隋朝。此时北方已经历经多年战乱，南方陈朝隔着长江据守，江陵一带还有西梁政权。统一看似只差一步，实则隔着天险、军队和南方富庶的经济根基。
杨坚没有急着渡江。
这个决定很关键。
西晋灭亡以后，南北长期对峙。南方虽政权更替频繁，地方社会却在士族经营和水利开发中逐渐恢复。陈朝控制的江南，粮食充足，人口繁盛，长江又形成天然屏障。若贸然发动大规模渡江战役，胜负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杨坚曾派兵消灭北齐，也在587年吞并西梁，但陈朝与北齐、西梁不同。它拥有更完整的江防体系，也有较强的地方动员能力。隋军若想取胜，不能只盯着一场决战，而要先改变双方的消耗关系。
于是，杨坚把高颎召到宫中商议。
高颎是隋朝建立过程中的重要谋臣，熟悉北方战事，也明白南方的农时和地理。他没有提出立即出兵，而是把目光放在陈朝的田地、军队和粮食上。
据《隋书》记载，高颎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几个字：扰乱农时，消耗兵力，削弱储积。
话说得很直白，做起来却十分厉害。
江南水稻成熟较早，北方收获相对较晚。每逢陈朝进入农忙，隋军便在边境调动兵马，制造即将进攻的声势。陈军不敢不防，只能从田间调回士卒，修筑防线，等待隋军渡江。
可隋军往往并不真正发动总攻。
陈军白白耽误了农事，隋军却没有付出同等代价。一次如此，两次如此，次数多了，陈朝的军政体系便被拖入一种紧张而低效的循环。
有边将曾问：“隋军这次究竟是真是假？”
将领只能回答：“不敢赌。”
这正是阳谋的锋利之处。对手清楚你在牵制他，却不能因此放松戒备。因为十次声东击西中，只要有一次变成真正进攻，疏于防守的一方就可能付出惨重代价。
在边境骚扰之外，隋军还不断试探陈军的反应。陈军出动，隋军便退；陈军撤回，隋军又靠近。它不是为了立刻夺取城池，而是为了让陈军长期处在疲惫状态。
军队最怕的并不只是厮杀，也怕反复奔波却看不到结果。士卒要调动，粮草要运输，地方官要筹集民夫。每一次虚惊，都会消耗陈朝的财力和军心。
更麻烦的是，陈军无法判断下一次警报。若把隋军调动当成惯常骚扰，隋军可能趁机突袭；若每次都按大战准备，地方生产又会被拖垮。无论选择哪一边，陈朝都在付出代价。
这套办法并不神秘，甚至称不上隐蔽。隋军的目标早已十分清楚，陈朝也知道自己正在被消耗。可知道，并不等于能够破解。
原因在于双方的主动权并不对等。
隋朝完成北方整合后，拥有更强的人力和财力，杨坚又有明确的统一目标。陈朝则偏安江南，朝廷内部缺乏进取意志。陈叔宝即位后，更多精力放在宫廷生活和文辞宴饮，对边防与政务缺少足够重视。一个不断寻找机会，一个只想守住现成地盘，策略自然难以对称。
有人或许会问，陈朝为什么不能反过来骚扰隋朝？
问题在于，阳谋必须建立在可信的实力之上。陈军若在隋朝收获时大规模调动，隋军未必会因此畏惧，因为陈朝长期采取守势，缺少北进的能力和决心。没有真实进攻可能作支撑，声势就很难形成威慑。
588年，隋朝正式发动灭陈战争。大军从多个方向推进，水陆并进，陈朝的江防很快被突破。589年，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俘，南陈灭亡。自西晋灭亡以来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至此重新归于统一。
高颎原本设计的是长期削弱，战争却比预想来得更快。陈朝的问题并非只在一场战役中暴露，而是在一次次被牵制、调动和消耗之后，失去了应对大战的能力。
所谓“绝世阳谋”，并不是让对手看不见，而是让对手看得明白，却找不到代价更低的应对办法。它把天时、地利、粮食、军心和统治者的决心揉在一起，表面上只是几次边境调兵，实际却是在改变一场战争的胜负条件。
长江仍在，城池仍在，陈朝却已经先一步失去了抵抗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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