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的大规模边境作战,到80年代法卡山、扣林山、老山一线长期对峙,中越边境的军事冲突前后持续了十年左右。很多人熟悉的是高平、谅山、老街这些地名,也知道双方都投入过大量部队,可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专门梳理:这么长时间里,越军被击毙、被中国军队俘虏,以及主动投向中方的最高职务军官,分别是谁?

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查三个人名,真往资料里翻,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特别是“最高”两个字,既可以按军衔算,也可以按实际职务算,而中越双方留下来的公开资料又并不完全一致。有些人物的姓名和经历能互相印证,有些人的军衔却出现过两种说法,所以不能把后来网络文章里的结论一股脑全部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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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战死的高级军官。

目前公开资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黄炳金,越南文资料中的名字写作Hoàng Bình Kim。中方参战资料通常把他记作上校,职务则写成高平省军区指挥长、高平警备司令。越南方面后来的资料同样能够找到这个名字,而且明确称黄炳金是当时高平省的军事负责人,并把他列为1979年战争中的烈士。

这就很关键,因为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黄炳金并不是后来网络文章杜撰出来的人物,他确实属于当时高平地方军事体系中的高级负责人。

1979年3月,高平战场的大规模战斗已经进入后期,中国军队开始在山地和岩洞地区搜索分散的越军人员。3月11日,第41军121师363团部队在搜剿过程中发现一股人员隐藏在山洞附近,经过围堵和喊话,数人走出洞口,另有一人拒绝出来并继续抵抗,最终在交火中死亡。

随后通过被俘人员辨认,中方资料认定死者就是黄炳金。

这个故事过去流传得很广,不过里面有个细节最好不要写死。有些中方材料称黄炳金是“高平省军区指挥长兼高平警备司令”,后来的研究者则发现,越南相关资料对高平军事系统的人事记载并不完全吻合,因此他当时究竟是正职指挥长、副职负责人,还是兼任其他职务,存在一定争议。

但越南公开资料能够确认,黄炳金确实曾担任高平省军事领导职务,而且在1979年战争中死亡。

所以如果按照目前较常见的中方战史口径,十年边境战争期间,被击毙的越军高级军官中,黄炳金通常被认为是职务、军衔最高的一位。至于网上偶尔出现的“击毙越军346师师长黄扁山”之类说法,后来资料已经证明站不住脚,因为346师师长战后仍然出现过,显然没有死在1979年的高平战场。

再看被俘人员,这个故事反而发生在战争后期,而且不在地面。

时间到了1987年10月5日。

中越边境当时虽然早已不是1979年那种数十万人的大规模地面作战,但军事对峙依旧存在。双方在边境沿线部署大量兵力,空中侦察、炮击和局部交火并不少见,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也在广西一带轮换执行防空任务。

当天,一架越南米格-21侦察型飞机进入广西方向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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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作战的是地空导弹第3团97营。这支部队没有急着打开制导雷达,因为雷达一旦长时间工作,对方飞机很容易发现电磁信号并转向脱离。直到飞机进入合适射击区域,97营才突然开机搜索、锁定目标,随后连续发射红旗-2地空导弹。

米格-21被击落。

飞行员弹射逃生,降落到中国境内后被地面人员控制。这个人的名字,中方资料通常译作陈尊,一些越南语材料又写作Trần Ngọc Tôn,中文译名存在细微差异。

他的身份却比较清楚:越南空军371师921团飞行员,大尉军衔。

后来97营因为这次战斗获得了“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这场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并不是击落飞机以后就结束了,飞行员本人活着落到了中国境内,因此留下了相当完整的身份记录、照片和飞机残骸资料。

从公开可具名核实的材料来看,陈尊是十年边境冲突中最著名、身份最清楚的越军高级战俘之一。

不过这里必须加一句。

一些早期中国战俘管理资料曾经提到,在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战俘和投诚人员中,还有“一名少校、师副参谋长”这样的高级人员。问题在于早期材料没有把他的姓名和“被俘”“投诚”两个类别交代得特别清楚,后来文章又把不同统计口径揉在了一起。

因此,直接说“陈尊就是整个十年里军衔最高的越军俘虏”,其实不够严谨。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目前公开资料中,姓名、军衔、单位和被俘经过都能够较完整核实的高级越军战俘,陈尊最具代表性。

第三个人更加特殊。

因为他不是在战场上被抓住的,而是主动越过边境来到中方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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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阮春山。

后来的中文军史文章通常将其身份写作越军341师副参谋长兼作战科长。有资料写他是上校,也有较早的收容管理材料只称“一名少校、师副参谋长”,这也是目前公开史料里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小矛盾。

军衔到底是少校还是上校,可以继续考证,但“师副参谋长级干部”这个职务已经不低。

341师本身也不是一支默默无闻的部队。这支师成立于1972年前后,1975年编入越军第4军,参加过春禄、壮奔等战斗,之后又被投入西南方向作战。到了80年代初,341师重新部署到越南北部地区,作为能够机动支援边境方向的重要力量使用。

也就是说,一个师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门负责人,能够接触到的绝不仅仅是一张值班表。

师级部队的作战方案、兵力部署、火炮配置、机动道路、后勤情况以及上级下达的部分任务,他都有机会接触。正因为如此,这一级别干部突然离开越军体系,影响绝不是一个普通士兵越境可以相比的。

按照后来公开的中方军史文章,阮春山于1982年前后越境投向中方,因此一般被称为十年边境战争期间越军投诚人员中职务最高者。

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后来的文章写出了不少故事,有的说与早年中越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有关,有的又说他对当时越南的对华政策存在不满。这些原因有一定流传基础,但目前能够公开核实的原始材料并不充分,因此如果写历史文章,最好不要把那些极其具体的心理对白写成确定发生过的事实。

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三个人放到一起之后,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黄炳金是地方军事系统的高级指挥员,最后死在高平山地;陈尊来自越南空军,飞机被地空导弹击落后成为战俘;阮春山则是师机关人员,没有经过战场俘获,而是自己跨过了边境。

三个人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一个死于1979年的大规模地面战。

一个被俘于1987年的边境防空战。

一个则发生在双方长期对峙期间。

这也正好把所谓“十年中越战争”的三个阶段串了起来。

1979年是大兵团作战,几十万军队在高平、老街、谅山等方向展开行动;到了80年代初,战争规模缩小,但边境山头和阵地争夺依旧频繁;1984年以后,老山方向又进入长时间轮战,直到80年代末双方军事冲突逐渐减少。

所以,这三个人真正值得看的,并不只是“谁官最大”。

他们更像三个时间坐标。

1979年的黄炳金告诉人们,那时候双方打的是怎样的大规模地面战争;1982年前后的阮春山,反映的是长期对峙背后的情报和人员争夺;1987年的陈尊,则说明到了战争后期,边境上的军事较量已经不仅发生在山头和战壕里,天空同样没有完全平静。

当然,这个题目的最后还得留一点余地。

因为越南军官阵亡、被俘和投诚人员的完整档案并没有全部公开,中方能够看到的材料也有战史、回忆录、战俘管理资料和后来研究文章等不同来源,个别姓名、军衔和职务存在出入。

所以目前最稳妥的结论是:

战死高级军官中,黄炳金是有中越两边材料可以互相印证的重要人物,中方资料通常称其上校、高平省军事负责人。

公开具名、经过最清楚的高级战俘,是1987年米格-21被击落后被俘的越南空军大尉陈尊。

主动投向中方人员中,公开资料普遍把341师副参谋长兼作战科长阮春山列为职务最高者,不过他的具体军衔存在“少校”和“上校”两种记载。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

答案看起来只有三个名字,真正查下去,却比三个名字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