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和黄中岳画像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长征前夕的旷世奇冤
来源：党史博览2000年第3期
作者：晓农
目录：
️祸从天降
️红色法庭
️冤魂碧血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营垒，忽然轰隆隆地坍塌了一角：第二十六路军1.7余人，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协助下，在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第一团团长黄中岳的率领下，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江西宁都宣布起义。
宁都兵暴，以战斗力较强的正规部队大规模投向红军，书写了国民党历史上军队大反戈的第一页。
蒋介石闻讯如雷击顶，惊得半晌回不过神来。随后一连3天卧床不起，粒米未进。
12月16日，起义部队开到宁都的固厚，中华军委代表刘伯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军，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
迷途知返，兵暴功臣，季、黄二人踌躇满志，欲为人民再立新功。可谁能想到，一场灾难正悄悄降临。
祸从天降
对中央苏区的军民来说，1932年的4月下旬，无疑是捷报频传备受鼓舞的日子。人闽作战的红军东路军，攻占闽西重镇龙岩后，挥戈南击漳洲，歼灭敌张贞四十九师两个旅，俘虏3300多人，缴获机枪32挺、平射炮6门、电话机、电台11架，还有飞机2架。
5月5日上午，东路军主力之——-红十五军驻地南靖镇的天后宫，军长黄中岳正在主持连以上干部会议。一个排的马队突然而至，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执行部长，带着荷枪实弹的战士冲进会场，宣布逮捕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
在场的200多名干部，包括军政委左权，全部目瞪口呆，被突如其来的剧变震惊得难以回过神来。还是左权镇定一些，跨到执行部长面前发问：“有什么证据说明黄军长是反革命？"
一脸肃然的执行部长冷冷回道：“这个嘛，轮不到你问了。”说罢对战士们威严发令：“带走！”
时过3天，5月8日上午，同是这支武装马队，在汀洲城逮捕了红五军团前总指挥季振同。
消息，疾风吹卷似地在赣南闽西传递，响雷炸顶般震撼着苏区军民，引起他们心头的不安与疑惧：“季、黄才从国民党杀出来，怎么一下成了反革命？这样的逮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季振同、黄中岳以及随后被逮捕的红十五军副军长张少宜、经理处科长李聘卿等9人，被关押在瑞金叶坪北侧的谢屋排村。这儿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监狱，四周的警戒极为森严。
曾有西北军“骄子”之称的季振同，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率领1.7万将士杀出反动营垒投向红军，欲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而战的时候，自己的人生命运却发生如此悲惨的转折，而且来得这样的快，完全中了曾经有人讲过的预言，这不禁使他悲从中来，痛苦万分。
一个多月以来，任凭他怎样呼求，就是无人来理睬。虽说生活还算优裕，然他食之无味，寝之不安。
在他的灵魂深处，时常充塞着利箭穿心般的苦痛。他不知多少次仔细地在想：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导致如此的剧变？昨天座上宾，今日阶下囚，真是世所罕见的凄惨！他曾强制自己把狂风乍起般的感情压制下来，沉静地回顾几个月以来的所有大事，从中找到较有条理的思考。
他的自省式地追忆，慢慢地集中在这样几件事上面。
红五军团参加第三、四次攻打赣州，撒回到江口集结后，3月12日，中华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同）发布命令，决定混合组编入红一方面军的3个军团。结果，红五军团一分为三：第十五军归于第一军团，第十四军划到了第三军团，第十三军和原属一军团的第三军编入五军团，季振同仍为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周子昆为参谋长。
就是这次部队混编，使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波动。一种被分割了，被化解在人家手心里的感觉，时常在他胸中涌动。不单是他，就是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他们，也有这样的意识。尤其是黄中岳，不愿离开季振同去红一军团的表现更为强烈。接着，在组编的师以上干部配备上，季振同与中华军委、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不一致，所提的几个名单未被采纳，又让他有了几分“飞鸟尽，良弓藏”的凄凉。
不祥之事接踵而至。4月上旬，向来与之感情甚笃的老上级冯玉祥，指示其参谋长刘骥派胡景陶找上门来。季振同知道，这决没有好事，一定是奉蒋介石之令进行策反的。这样大的事情，季振同不敢大意，如实地告诉了肖劲光，由他代向中央请示。在获得了苏区中央局的同意后，季振同在于都县城与胡景陶的代表见了面。交谈之下，方知果真是来“劝谏”的，带来了冯玉祥、刘骥等许多人的信件。季振同毅然决然地回绝了“劝谏”，留下的那些信件，当晚就交给了肖劲光政委。
在一连串的剧变面前，季振同的心情之跌宕起伏，一种前所未有的惆怅和空虚，一种有口难言的怨怒，郁积在心头：他在闭门苦思了几天后，终于萌生了出国的念头，向肖劲光倾吐了自己的心迹，诚挚地对肖说：“请中央放心，我决不会回到蒋介石那里，我已经带着二十六路军起义，做了红军的军团总指挥，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也不会回到冯老总那儿，我只要求到苏联学习军事。”
季振同辞职出国的传闻，很快地被黄中岳、肖世俊等部下得知。他们急了，三五天地从部队驻地赶来加以劝阻。众人在一起免不了大发怨言，满腹牢骚。延至4月下旬，中华军委批准了季振同的要求。肖劲光主持军团部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随着季振同到了瑞金。季离开之时，把所有的东西留下，连枪都交了，望远镜和青马送给肖劲光。5月初，季振同到了福建汀洲，打算从这里化装出去潜往香港，没料到住下来两天就不明不白地被逮捕了……
红色法庭
时间，在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难捱的煎熬中到了初秋。8月3日，由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持的“季黄反革命案件”，在叶坪的中央政府大厅开庭审讯。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5人组成。既是开庭公审，自然有原告，原告人是李克农，代表政治保卫局提出公诉。
李克农上将
李克农拿着一份《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缓而有力地念着。
《控诉书》指控季黄等人“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
季振同与黄中岳听到这儿，同时惊骇地叫了一声，身子像突遭冰激一样轻颤起来。黄中岳忍不住长啸了一句：“啊，真是世无天理！”听了这发自肺腑的悲怆呼喊，季振同满腹哀伤地闭上了眼睛。
李克农继续在念，列数季、黄的主要罪状：
“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与刘骥的代表接洽，商谈反叛事宜”；
“在汀洲设立反革命的联络机关”；
“与白军张贞订立通报。”
李克农起诉完毕，上午的程序结束，下午对各被告人进行单独审讯。
“反革命主谋”季振同，头一个受审。
“季振同，你有多少名字？”“有振同、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田共之等十几个吧”。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不，我只是想出国考察，并无任何的拖队想法。”
“你与胡景陶的代表密谋，与刘骥等通信，这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代表晤见，是经中央同意了的，那些信件.大多数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用到这时候？”
“你在汀洲有什么反革命活动？”
“我只在汀洲的秦和祥住过两夜，与黄中岳几人见了一面，何谈反革命的活动？”
“狡辩！你拒不承认，这些证据总能说明一切吧！"
法庭将从季的住处、大衣里搜查到的包括以前给冯玉祥、刘骥等人的信件30多封，出示在季振同面前。
季振同一看，惊讶地道：“有些是过去的呀，后来的都给肖劲光政委看过嘛。”
季振同道理充足的申辩，法庭不予正面答复，或绕过去审问其他。这令季振同看清楚了，所谓的开庭审讯完全是走过场，这使他的心朝失望的深渊沉落下去，身子像掉进冬日的深水里⋯⋯
审讯黄中岳时，情形是这样的：
“九堡的拖枪会议，你是主谋，这一点供认不讳吧。”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在九堡只是聚在一起，说过一些风凉话。是有人说过‘季振同混来混去，还是一个光棍儿，革命革不下去了’。我也说过苏区有4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顶的房子多，这算什么反革命？”
“你拒不承认，那么，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拖队伍或是开小差的话，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我是想与季总一道离开，但绝不是背叛革命，更没有拖走部队的想法。你们，你们完全是信口雌黄！”
黄中岳的任何争辩都是徒劳的，性质早已定了，结论也早定了，再确凿真的事实，再无可反驳的争辩，都不起任何作用，徒然拖长时间而已。王明左倾中央“左”得令人心悸的肃反政策，政治保卫局在特有斗争环境下特有的对敌观念和目光，使季、黄百口莫辩，活活地蒙受天大的不白之冤。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把季、黄率部参加兵暴说成“投机革命”，”，把一般的牢骚议论说成“拖枪反水的会议”，把季振同往过的泰和祥货铺说成“反革命机关”把季氏在兵暴前与冯玉祥等人的通信，说成“阴谋重新反叛过去”，包括季振同的一些化名、别名也当作反革命的依据。如此编造事实，强加罪名，季、黄纵然浑身是口，也注定逃不脱灭顶之灾。
果然，至8月4日下午的单独审讯结束后，临时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起诉，将那些捏造的没有构成事实的指控当成证据确凿的罪状，作出这样的判断；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等8人执行枪决，没收一切财产。法庭还庄重宣称：“判决是最后的，无权上诉！”
已判死刑秋后待斩的季黄等人，还是遇到了救星，有人将死神从他们身旁拉走。
当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送给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审批时，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同时伸手把住了关口。他俩不谋而合地认为：站在保障苏维埃革命胜利的立场上，严惩季黄等8人是必要的，但又认为“季黄均是宁暴的参加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虽为此案主谋者，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张少宜、肖世俊等人非此案主谋者，可改为监禁。”8月10日，毛、项签署了中执委的决议：“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10年，张，肖等人减为监禁8年。”
中央政府执委会的决议，政治保卫局不能不执行。毛泽东与项英一锤定音，算是“明镜高悬”，将李黄等人从死神那儿拉了回来。
然而，“高堂明镜”并未将季黄的心照亮，他们依旧处在痛苦得与死一样难受的煎熬之中。
冤魂碧血
是年8月中旬，季、黄从谢屋排监狱转到了瑞金九堡的收容所。说是收容所，实际上是集中营性质的监禁场所，四周有旧铁丝缠合的木栏栅，除了两个连的正规红军，还有赤卫队层层把守，各路口有少先队守卫查巡。监禁人员分为3类，有的每天集中劳作、有的无人看管，可以在圈子内自由活动，有的单独关押，没有行动自由。
季振同与黄中岳均是单独囚禁在一间房子里，其起居饮食都还好，还有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可供阅读。只是始终有两名战士跟随，限制行动，不可与他人接触。起初的几个月、季、黄都能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每天读读书，与守卫战士说说话，然后睡觉打发日子。因为他俩已从中央政府由死刑到监禁这样落差甚大的改判中，看到一线希望，期待那是政治保卫局搞错了，总有一天能改变错判。然而，随着时日悄无声息地过去了1年多，他们处境依旧，仍然没有人过问，这才渐渐地失望了，那种重新涌现的悲愤和酸楚，无时不在痛彻肺腑地折磨他俩，二人的心在哭泣，在流血。这种形同酷刑的精神煎熬，终于使他俩意志上难以自持，到了心碎形毁、万念俱灰的颓然程度。意念上的溃败也使他们的体魄受到了摧残，两个同是31岁的昔日英武勃发的军人形象，已被枯槁的面容所代替。
空前的悲哀！空前的惨烈！两个具有将帅之才的杰出军人，竟共同面临着苦难多舛的命运！
年轮的脚步，踏过了整整25个月，走到了中国革命史不可漏写的长征前夕——1934年9月。这时的中央苏区，已经出现了为大搬家而仓促准备的阶段。
首先面临的是对一批在押“AB团”、“反革命”要犯的处置。在这样的要求下，中华苏维埃政府中执委已经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应当采取坚决迅速的办法去镇压反革命！……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刀匪团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
显然，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苏区出现的恐惧不安，左倾中央决计远征西去，将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推向了最后的高峰！
从同年9月上旬起，国家政治保卫局奉命，在瑞金石角下与于都上湾临界的梅子山，选择了一座谷深林密的山腹，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的刑场。各县特别法庭与保卫部“收容所”的人犯，三五个被押到这里，名为审讯，实则处决。
没有确切的日期，没有能够掌握的杀戮情节，1934年10月上旬——离红军主力集结出发仅有十来天的一天，季振同、黄中岳从远离战火硝烟，远离人世尘嚣的麻田收容所被押出，解往于都梅子山，走向厄运的尽头……
历史，以令人扼腕痛惜的误会和过错，铸就了又一桩泣天悲剧，一桩旷世奇冤！季、黄临死之前发出的“知有今日，何必当初！” 的凄厉长号，足令梅子山刑场的四周，林木为之垂泪，溪水为之哭泣！
季，黄的冤死，何人之过？怨谁？恨谁？……历史，就像一团缠得难分难解的绒线，其线头只有从王明中央的左倾路线、盲目扩大的肃反政策里面去找。
历史到头来毕竟是公正的。
早在延安时期，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多次讲过：杀季黄是错误的，没有他俩，二十六路军不可能全部起义。
1972年6月，在中央一个“批林整风”的会议上，周恩来沉痛地回顾说：“宁都起义，当然是我党做了工作，但季振同、黄中岳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说他二人不安心，想把队伍拖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也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搞死了！这件事我也有责任的。”
真正地给季、黄平反昭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是党的正义最终回归的使然，是一大批党内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两位“宁都兵暴”的功臣！
相距40年之后，九泉之下，季、黄可有英灵？他们的英灵是否得到了几分慰籍？是终于触情含笑还是更加悲切伤情？ ……
坦露结疤的伤口，乃是记取流血的教训。季、黄两位英烈的旷世奇冤，会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启示呢？还是邓小平生前说得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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