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细节：除了毛主席用兵如神外，还有三个人起到关键作用

1960年，蒙哥马利来华访问，称赞毛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次战役媲美。毛主席摆了摆手，说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他的“得意之笔”。

这句话背后，是1935年1月到5月那惊心动魄的一百一十天。当时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余人，蒋介石调集了四十万兵力，在川黔滇交界的狭小区域里布下了层层包围圈。毛主席后来自己说，四渡赤水期间的心情是沉郁的，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

这场仗能打下来，毛主席的指挥当然是最关键的一环。但在他身边，有三个人在每一个转折点上做了具体的事，缺了哪一个，四渡赤水都走不到最后。

土城那一仗，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打的第一仗。毛主席提议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围歼追击的川军郭勋祺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一致同意。

朱德当时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他亲自到了红三军团前卫第四师的指挥位置，刘伯承去了红五军团指挥。二十八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浴血奋战了三四个小时，但川军的兵力比预想的多得多，增援不断涌上来，红五军团的阵地被突破，敌军一路推进到了土城镇以东的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

指挥部距离前沿已经近到能听见敌人的喊杀声。朱德把帽子一脱，说要亲自上前线。毛主席不同意，朱德说部队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他不上谁上。他到了前沿阵地之后，亲自带着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向敌军发起反击，连续打退多次进攻，把阵地稳住了。

这一仗让毛主席看清了川军的真实兵力。他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开会，说原定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从土城、猿猴场、太平渡等渡口渡过赤水河，一渡赤水就这么开始了。

从一渡到四渡，朱德自始至终是红军总司令。一渡、二渡期间，新“三人团”还没有成立，朱德既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命令和战斗部署，拥有决定和指挥战役的实权。

三渡、四渡期间，“三人团”负责军事行动方针，朱德负责具体指挥和颁布作战命令。整个四渡赤水期间，仅军委总部与各军团之间收发的电报就有三百余份，其中由朱德亲自签发的达两百多份。

朱德还有一个别人替代不了的优势。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在云贵川一带驻防多年，熟悉这里的地形、民情和川军的底细。泸州他驻防过五十六个月。刘湘当时给部下发电报，说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都是四川人，跟川军有关系，断定红军一定会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种对西南山水的熟悉，在四渡赤水这种大范围运动战中，是实打实的本钱。

土城战斗打到最苦的时候，红军伤亡三千余人，实在打不下去了。在土城老街上开的那个会上，做了三项分工：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朱德回青杠坡前线指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笨重物资。

周恩来连夜组织部队在赤水河上架浮桥。红军要撤，浮桥就是唯一的退路。当晚浮桥架好，第二天凌晨部队离开土城，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的“金蝉脱壳”，靠的就是周恩来这一夜的活儿。

但周恩来在四渡赤水里做的更关键的一件事，发生在苟坝。

二渡赤水之后，红军在遵义附近的娄山关打了一场硬仗，干掉黔军的有生力量，把国民党中央军赶回了乌江对岸。接下来讨论下一步往哪走，会上多数人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坚决反对，认为打鼓新场周围有滇军和中央军，打进去就出不来了。争论的结果，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被表决取消了。

那天深夜，毛主席提着马灯，走过崎岖的田间小路，去找周恩来。他把利害关系一条一条摆出来，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重新开会，周恩来站在了毛主席一边，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被撤销。红军随后三渡赤水、四渡赤水，跳出了包围圈。

如果那天夜里周恩来没有被打动，红军很可能在打鼓新场撞上滇军和中央军的合围。周恩来在四渡赤水中的角色，是那个在关键时刻把争论拉回来的人。

刘伯承在四渡赤水期间是红军总参谋长。土城战斗的时候，他和朱德一起到了前线，朱德去红三军团，刘伯承去红五军团。红五军团的阵地被川军突破的时候，刘伯承就在那里。

刘伯承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先遣司令为全军开路。红军在川黔滇边界的每一次渡河、每一次转向，都需要有人先去探路、架桥、找船、摸清地形和敌情。刘伯承带着先遣部队走在主力前面，为后续大部队蹚出通道。四渡赤水的每一次渡口选择、每一条行军路线的确认，背后都有先遣司令的工作。

刘伯承还有一个身份是四川人，跟朱德一样熟悉川军的情况。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了打过长江、到川西去建立根据地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四渡赤水最初战略方向的来源。虽然土城一战证明从泸州、宜宾之间直接北渡长江行不通，但整个四渡赤水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伯承从一开始就在为这个目标画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