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36岁空降老家当区委书记，同学聚餐上局长说区委书记是他小叔，我却笑了
腊月二十二，我从省城一路驱车往南，导航显示四百三十公里，三个小时后下高速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沉得像一块用了太久的抹布。
手机在副驾驶座上震动了十一次，七次是县委办的同志问我到哪里了，三次是母亲问我到哪儿了，一次是妻子方敏发的消息，三个字：“到了说。”
我回了方敏两个字：“刚到。”
后视镜里映出我的脸，三十六岁，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从省发改委处长到清河区委书记，文件上的这行字看起来轻飘飘的，但我知道，这一脚踏回去，就没有退路了。
清河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长到十八岁，然后像所有急于逃离小城的孩子一样，考学、留省城、娶妻、生子。二十年里，我回来的次数加起来不超过三十回。每次回来，父亲都会在饭桌上沉默地抽烟，母亲会把所有能带的吃的都往我后备箱里塞，妻子方敏则会礼貌而疏离地在厨房帮婆婆择菜。我们三个在省城的生活，和这座小城唯一的连接，就是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一通电话，以及逢年过节的那趟归程。
导航把我带到了区委大院。办公楼是老式的五层砖混结构，外墙的瓷砖在暮色里泛着灰扑扑的光。我把车停好，拎着公文包上了楼，县委办的陈主任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
“李书记，您可算到了。”陈主任五十多岁，胖脸圆润，笑起来像尊弥勒佛，但眼睛里那点精光骗不了人，“这几天我们把各条线上的情况都汇总了，您先看看？今晚您母亲打了电话过来，说您到家了给她说一声。”
“知道了。”我接过那摞材料，翻开第一页，是全区干部花名册。我的目光在“周德明”三个字上停了两秒。
周德明，清河区教育局局长，我的初中同学，比我大两岁。花名册上的照片里，他发福了不少，头发也稀疏了，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精明，热络，擅长在人群里一眼找到对自己最有用的人。
“周德明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陈主任愣了一下，谨慎地回答：“周局长在教育局待了六年，业务能力还是有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喜欢往上面跑。”陈主任斟酌着用词，“区里、市里、省里，认识的人多。”
我点点头，没再多问。陈主任走后，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把记忆翻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初中教室。那时候周德明坐在我前排，上课总爱回头抄我的数学作业，抄完还要加一句：“李致远，你脑子真好使，以后当了大官可别忘了咱。”
没想到，真让他说着了。
第二天晚上，老同学给我接风。地点选在清河大酒店，就是原来清河宾馆改的，三楼包间叫“锦绣厅”。我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烟气缭绕，笑声喧哗。门一开，所有人的脸都转过来，那些四十岁上下的面孔上，有的添了皱纹，有的发了福，有的染了发，但底色还是熟悉的。
“哎哟，李书记来了！”
“致远！快坐快坐，主位给你留着呢！”
周德明从人群里站起来，腆着肚子走过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力道很大：“致远，老同学！可算把你盼回来了！你知道不，你回清河当书记的消息一传开，我比谁都高兴，我跟人说了，李致远那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坐前后排的！”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我，眼眶微微泛红，像是真动了感情。
“德明。”我笑笑，抽回手，“好久不见。”
“可不是好久不见嘛！二十年了！你在省城忙，咱也不敢打扰你，但心里一直记着你。”他拉着我往主位走，一边走一边对其他人说，“那时候在学校，李致远就是咱们班最聪明的，我抄他数学作业抄了三年。我就说这人以后有大出息，你们看，应验了吧？”
在座的都笑。我扫了一眼，认出了几个：张建军，现在在区里开饭店；王丽，在区医院当护士长；刘勇，自己搞了个小装修公司；还有个叫不出名字的，说是周德明带来的朋友，在区国土局上班。
酒过三巡，周德明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他端着酒杯站起来，清了清嗓子：“来，我提议一杯，敬咱们李书记！致远，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这次回来，我比谁都高兴。为啥？因为咱们清河终于来了个明白人！你在省里待过，见过世面，知道怎么把经济搞活，不像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眼界窄。”
他仰头把酒干了，又倒上一杯：“但我周德明也不是吹，在清河这地界上，教育这块我说话还是算数的。致远你放心，你来了，我全力配合你工作。教育局这边，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这话说得漂亮，但在座的几个同学表情都微妙起来。张建军低头夹菜，王丽笑了笑没接话，刘勇拍了拍手说：“德明哥觉悟高。”
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而不语。周德明又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带着酒气：“致远，我听说你母亲还住在老城南街那块？那房子太旧了，我认识建设局的，回头帮你问问有没有改造计划……”
“德明。”我打断他，“今天同学聚会，不谈工作。”
“对对对，不谈工作。”他立刻改口，但表情里那点得意藏不住，像是已经替我把事情办妥了。我看着他，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滋味。二十年前那个在数学课上抄我作业、被老师点名批评还嬉皮笑脸的少年，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聚会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在酒店门口和大家握手道别，周德明最后一个走，握着我的手摇了好几下：“致远，有空来家里坐坐，你嫂子老念叨你，说当年上学那会儿你还给她讲过物理题呢。”
“嫂子？”我愣了一下。
“嗨，我媳妇，陈小燕，咱一个班的，你忘了？”
记忆里模模糊糊浮起一个扎马尾的女生，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总爱问周德明要作业抄。
“哦，小燕啊。”我点点头，“替我问她好。”
“一定一定。”周德明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我站在酒店门口，等代驾。夜风吹过来，清河冬天的风带着一股煤烟味，呛人，但也熟悉。路边的梧桐树还是老样子，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夜空。我记得这棵树，上初中的时候，每天放学都在树下等公交车，车总是不来，我就靠着树干背英语单词，一个单词背十遍，车还不来。
代驾来了，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上车就问：“老板去哪？”
“城南，南街。”
车开起来，路灯一盏一盏往后跑。我掏出手机，方敏发了三条消息，都是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回省城？”
我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了几个字，最后发过去：“周末回去。”
她没有回复。
我关掉手机，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模糊的街景。回到老家当书记，这件事本身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只是我没想到，涟漪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更急。
回到母亲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老太太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的是一部年代剧，声音调得很低。见我进门，她站起来：“回来了？吃饭了吗？给你留了汤。”
“妈，吃了。”我换鞋，把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
“那汤在锅里，你想喝就热热。”她说着，又坐回去，眼睛盯着电视，但我知道她根本没看进去，因为她的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敲着，那是她紧张或者有心事的时候才有的动作。
“妈，怎么了？”
“没什么。”她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开口了，“今天下午，周德明他媳妇来家里了。”
“陈小燕？”
“嗯，拎了两箱牛奶，一筐水果，还包了个红包，说给你接风，听说我腿不好，特意来看看。”母亲的声音平稳，但手指敲得更快了，“我没要红包，东西也让她拿回去了。”
“做得对。”
“致远。”母亲终于转过头来，灯光下她的脸已经满是皱纹了，眼睛也浑浊了，“我听说周德明在清河混得不错？”
“嗯，教育局局长。”
“他今天让你去家里坐坐？”
“说了。”
母亲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致远，你爸走得早，你一个人在外面闯到现在，妈帮不上你什么。但妈活了六十多年，什么人没见过？周德明那孩子，小时候看着就滑头。你如今回来了，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你要有数。”
“我知道。”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妈，你放心。”
她拍了拍我的手，手粗糙而温暖。这个动作让我想起小时候，每次考试考好了，她也是这样拍拍我的手，什么都不说，但掌心的温度告诉我，她以我为傲。
第二天一早，我去区委开了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会议室里坐了一百多人，各个局委办、乡镇街道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周德明坐在第二排靠中间的位置，穿着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溜光，比昨晚在酒桌上看着正经了不少。我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在记笔记，偶尔抬头，目光和我相遇，就笑着点一下头，像是一种无声的支持。
会议结束后，各局局长按次序来我办公室汇报工作。轮到周德明的时候，他进门先环顾了一圈我的办公室，然后笑着说：“致远，这办公室有点简陋啊，回头我让人给你添两盆绿植，看着精神。”
“不用。”我示意他坐，“说正事。”
他坐下来，收起笑容，把教育局的工作材料摊开，开始汇报。不得不说，他对业务是熟悉的，各学校的基本情况、师资配置、在建项目、资金缺口，说得头头是道。汇报完了，他又补了一句：“致远，还有个事，你刚回来，可能不知道，咱区里这几年教育质量下滑得厉害，好学生都往市里跑。我有个想法，想搞个教育集团，把优质资源集中起来，但这需要区里支持。”
“方案呢？”
“还在完善，过两天给您送过来。”
“送过来可以，但班子会上讨论，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那当然，那当然，按程序走。”
他起身要走的时候，忽然又转过身：“对了致远，明天晚上，几个老同学想再聚聚，就咱们班那几个人，不叫外人。你去不去？”
我想了想：“再说吧。”
“好嘞，你定，你定。”他退到门口，又停住，“致远，你母亲身体还好吧？我让我媳妇有空多去看看她。”
“不用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小燕在家也没什么事。”他笑着关上门走了。
我坐在办公桌前，翻开他留下的材料，第一页是区教育局关于申请教育集团建设专项资金的报告，金额是八百万。我合上材料，靠在椅背上。窗外的梧桐树上，一只麻雀跳来跳去，树还是那棵树，但看树的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树下背单词的少年了。
周五晚上，我终于回了趟家，不过是母亲家。方敏带着儿子小远从省城过来了，坐的高铁，我让司机去接的。进门的时候，小远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八岁的孩子，一个月没见，又长高了一点。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他仰着脸问我。
我蹲下来，捏了捏他的脸：“爸爸在这边工作，你和妈妈周末可以过来。”
“可是我想天天见到你。”他嘟着嘴。
方敏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包，表情平静：“先吃饭吧。”
饭桌上的气氛有点闷。母亲做了四个菜一个汤，都是我爱吃的，但她自己没吃几口，一直在给小远夹菜。方敏问了几句工作的事，我简单说了，她点点头，没再追问。小远在一边讲学校里的事，说期中考试数学考了九十八分，我夸他，他高兴得晃腿。方敏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熟悉，是在说“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他的学习”。
吃完饭，小远跟奶奶去看电视，我和方敏在阳台上站着。清河冬天的夜晚冷得干脆，星星倒是比省城亮。
“你打算在这儿待几年？”她问。
“看组织安排。”
“组织安排。”她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语气里听不出情绪，“李致远，你从省发改委到区里当书记，是升还是降，你自己心里清楚。我问的是，你打算让我和小远怎么办。”
“周末回来，或者你们过来——”
“小远上学怎么办？我工作怎么办？”她打断我，声音还是平静的，但语速快了，“你回去当书记，我妈那边已经说了，说你是不是在省城混不下去了才回去的。”
“方敏——”
“我不是怪你。”她深吸一口气，“我只是想知道，你回去，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组织安排，还是你自己想回去。”
我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回答不了。从省发改委到清河区，明面上是平调，但谁都知道，省里的处长下来当区委书记，是镀金也是考验。但为什么是清河？那么多县区可以选择，为什么偏偏是我的老家？组织谈话的时候，领导说“清河情况复杂，需要个熟悉情况的同志”，我点了头，但心里清楚，那一刻我想的是父亲。父亲走的那年，我还在省城读研究生，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进了殡仪馆。他生前一直念叨，说致远要是能回来工作就好了，离家近，能照顾你妈。这话他从没当着我面说过，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我想回来。”我最终说。
方敏看了我很久，然后转身进了屋。阳台上剩我一个人，远处老城的灯火稀稀落落，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我知道她不高兴，但她没说错，我确实没想好把她和小远怎么办。
周一早上的班子碰头会上，我让周德明把教育集团的方案拿出来讨论。他显然有备而来，带了厚厚一摞材料，在会上侃侃而谈，从政策依据讲到实施步骤，从资金来源讲到师资调配，看得出来下了功夫。几个副区长提了些意见，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孙梅说了句“这事还得再论证”，但也没坚决反对。最后我说，方案先放一放，让教育局和财政局对接，把资金缺口算清楚再说。
周德明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点头说“好，好，听李书记的”。
会后，他跟着我进了办公室，关上门，坐在沙发上，表情变得认真：“致远，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孙梅那边，你得注意。”他压低了声音，“她在教育口安插了不少人，我这个局长当得不容易。”
“德明。”我看着他，“工作上的事，班子会上说。今天这事，方案不成熟，放一放对大家都好。”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笑了：“对，对，是我心急了。致远你刚来，不了解情况，慢慢来，慢慢来。”
他走后，我打开手机，看到方敏发来一条消息：“小远说想你了。下周我们还过去。”
我回了一个字：“好。”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区一中。没通知任何人，就叫了司机，自己走进学校。正是课间休息，走廊上满是学生，穿校服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笑声吵嚷声混成一片。我站在一楼教室外面，透过窗户往里看。一个年轻女老师正在擦黑板，袖口沾了粉笔灰，她拍了拍，粉笔灰在阳光里浮起来，像一层薄雾。
我忽然想起我的初中班主任，一个姓王的语文老师。那时候我在班上成绩好，但家里穷，交学费总是拖到月底。王老师从不当众提这事，只是每次路过我的座位，会轻轻敲一下桌子，什么话都不说。后来我考上了县一中，又考上了省里的大学，王老师来送通知书的时候，对我妈说：“这孩子，有出息。”
我站在走廊上，掏出手机，拨了陈主任的电话：“帮我查个人，王秀兰，原来在城关中学教语文的，退休了吧？地址发我手机上。”
那天晚上，我去了王老师家。老式居民楼，楼道灯坏了，我用手机照着上了四楼。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门口，眯着眼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笑了：“李致远？”
“王老师。”
她把我让进屋，屋子不大，收拾得干净。茶几上摆着作业本，她说她现在还在给几个孩子补习，不收钱，就是闲不住。我坐下来，她把一杯热茶推到我面前，问了我的近况，我简单说了。她听完，点点头：“你回来也好，你爸要是还在，不知道多高兴。”
提到父亲，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忽然说：“致远，你现在是书记了，老师有句话想跟你说。”
“您说。”
“当官不难，难的是当个明白官。”她看着我，眼睛还是那么亮，“我在清河教了四十年书，什么样的官没见过？有的官来了，光鲜亮丽，走的时候老百姓放鞭炮。有的官来了，悄没声的，走的时候老百姓掉眼泪。你自己想好，你要当哪种。”
我握着茶杯，那温度从手心传上来，一直暖到心里。
“老师，我记住了。”
从王老师家出来，已经快十点了。街上没什么人，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黑黢黢的。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老城南街。母亲家就在前面，灯还亮着。我没有进去，站在街角，看着那扇窗户。
手机响了，是周德明。
“致远，还没休息呢？”他的声音带着酒气，“我跟你说个事，今天我跟几个校长吃饭，他们都夸你呢，说李书记年轻有为，回来是清河的福气。”
“德明，这么晚了，有事？”
“没事没事，就是……对了，我那个教育集团的方案，孙梅那边好像不太支持，你能不能给她打个招呼？她听你的。”
我握着手机，夜风从领口灌进去，冷得我清醒了几分。
“德明，方案的事，按程序走。”我说，“还有，以后工作上的事，上班时间联系。”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周德明笑了：“行，行，听你的。那你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我站在街角又待了一会儿，才转身往回走。路过一家夜宵摊，几个中年人坐在矮桌边喝酒，其中一个喝高了，拍着桌子说：“我跟你讲，新来的李书记，那是我老同学！周局长说了，关系铁得很！”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继续往前走。
回到家，母亲还没睡，在灯下缝东西。我坐到她旁边，她抬头看了看我，问：“去见王老师了？”
“嗯。”
“她说什么了？”
“让我当个明白官。”
母亲手上的针线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过了一会儿，她轻轻说：“你爸当年在供销社，管了半辈子仓库，没往家拿过一针一线。他走的时候，仓库里那本账，对得分毫不差。”
“我知道。”
“当官的事，妈不懂。”她把线咬断，收起针，“但做人，你爸教过你。”
我点点头。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母亲在隔壁翻身的声音，老房子的床板咯吱咯吱响。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父亲推着那辆二八大杠从仓库回来，车筐里放着一块豆腐，用荷叶包着；想起母亲在缝纫机前给我们兄弟俩改旧衣服，袖子短了就接一截，颜色不一样也照穿；想起我自己在省城那些年，开会、写材料、应酬，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回头看看，好像什么都抓住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抓住。
第二天上班，陈主任送文件进来，顺便提了一嘴：“李书记，昨天周局长在下面几个学校转了一圈，跟校长们说您对他很支持。”
我翻着文件，没抬头：“知道了。”
陈主任站了一会儿，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转身走了。门关上后，我拿起那份教育集团的方案，翻到最后一页，附件里有一份“拟聘专家名单”，第一个名字是周德明的妻弟，在省城某民办学校当副校长。
我把材料合上，放进抽屉，锁好。
窗外的梧桐树上，那只麻雀又来了，在枝头跳来跳去。我看了它一会儿，拿起电话，拨了方敏的号码。
“周末我去接你们。”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方敏问：“你这是想通了，还是妥协了？”
“都不是。”我说，“就是想你们了。”
她笑了一声，很轻，但我听出来了，那笑声里有无奈，也有别的什么。
“行吧，周六早上到。”她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清河的天很蓝，蓝得像我小时候在作文本上写的“万里无云”。那时候我写“我的家乡”，开头第一句是“我的家乡在清河，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老师说写得好，当着全班念了。周德明在下面偷偷给我竖大拇指，陈小燕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亮亮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懂。现在我好像什么都懂了，又好像还是什么都没懂。
但有一点我知道了——周德明在同学聚会上说“区委书记是他小叔”的时候，我笑了，是因为我忽然明白，在这个我离开了二十年的老家，有些人已经长成了我完全不认识的样子，包括周德明，也包括我自己。
而我要做的，就是在这些陌生的面孔里，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那天下午，我抽空去了趟城关中学。学校已经搬了新校区，老地方改成了社区活动中心，但校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我站在树下，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树干上还有模糊的刻痕，我凑近看了看，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李致远到此一游”，日期是1996年夏天。
我摸了摸那行字，树皮粗糙而温热。
手机又响了，是方敏发来的一张照片，小远在写作业，眉头皱着，铅笔咬在嘴里。方敏配了一行字：“像不像你？”
我看着那张照片，笑了。像，太像了，那股认真劲儿，那副不服输的表情，活脱脱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我。
我回了三个字：“像极了。”
然后把手机揣进口袋，转身往回走。清河的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远处麦田的气息。春天快到了，我想，等春天来了，该抽个周末，带小远回老家住两天，让他看看爸爸小时候在树下背单词的样子，看看这棵老槐树，看看这片土地。
有些根，扎下去了，就再也拔不出来。而有些路，走再远，终究还是要回来。
我走在回区委大院的路上，步伐比来时稳了些。我知道前面有很多事等着处理，周德明的教育集团方案、区里的财政窟窿、那些扯不清的人际关系。但此刻，我只想先走完这条街，看看路边的店，听听方言，像个刚回家的普通人。
路过一家早餐铺，门口的蒸笼冒着白气，老板娘在吆喝：“包子，刚出笼的包子！”那声音又脆又亮，带着清河特有的尾音，上扬的，像唱歌。
我停下来，买了两个包子，韭菜鸡蛋馅的，烫手。咬了一口，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老板，包子怎么卖？”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人停下来问。
“一块五一个，肉的两块。”
“给我来十个肉的。”
我站在旁边吃着包子，看着他们交易，忽然觉得，日子好像也没那么复杂。一个包子一块五，一碗豆浆一块钱，老百姓要的不多，就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而我这个区委书记要做的，也就是让他们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就这么简单。
可偏偏有人，要把简单的事搞复杂。
我吃完包子，擦了擦嘴，往区委大院走去。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周德明发来的消息：“致远，明天晚上有空吗？小燕说想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家常便饭，就咱们几个老同学。”
我想了想，回了三个字：“改天吧。”
然后我关了手机，走进区委大院。门口保安看见我，立正敬了个礼：“李书记好！”
“你好。”我点点头，推门进去。
走廊里光线昏暗，但尽头有一扇窗，阳光正从那里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条光带。我踩着那条光带往前走，心里忽然很安静。
就像小时候，每次考试前，我都会对自己说，别慌，一道一道做，总能做完。
现在也一样。一件事一件事办，总能办好。
日子过得比我想象中快。一转眼，我回清河已经二十多天了。
这二十多天里，我干了三件事。第一件，把全区十九个乡镇街道跑了一遍，每个地方待半天，听汇报、看现场、跟村干部聊。第二件，让财政局把全区债务底数摸清楚，账面上看着还行，但隐形债务像暗流，踩下去才知道深浅。第三件，把区委大院的接待制度改了，来客一律在食堂吃工作餐，烟酒不上桌。
第三件事传出去最快。没过几天，就有老同学在微信群里半开玩笑地说：“致远现在是大领导了，见一面都难。”我没回。接着就有人私聊我，问能不能约个饭。我统一回复：“有事办公室谈，饭就免了。”
周德明倒是消停了几天。教育集团的方案他再没催过，见面还是笑呵呵的，只是笑容里多了点说不清的东西。那天在楼道里碰见，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致远，孙梅最近在背后说你坏话，说你搞一言堂，不把副区长放在眼里。”
“谁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反正你心里有数就行。”他拍拍我的胳膊，“我肯定是站你这边的。”
我没接话，只是点点头。他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进一步反应，又笑着说：“对了，小燕说这周末包饺子，韭菜猪肉的，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那种。来不来？”
“周末要回省城。”
“又回省城？”他挑了挑眉，“致远，不是我说你，你现在是清河的一把手，老往省城跑，下面的人会有想法的。”
我看了他一眼。他大概意识到自己说多了，赶紧补充：“当然，家庭也重要，家庭也重要。”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区财政局。局长姓赵，五十出头，头发几乎全白了，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据说在财政局干了快二十年。他汇报的时候，数字一串一串往外蹦，清楚利落。但我问他，全区平台公司到底欠了多少，他迟疑了一下，说：“这个……还得再核实。”
“核实多久？”
“一周。”
“三天。”我说，“三天后把报告送我办公室。”
他擦了擦汗，点头说好。我起身要走的时候，他忽然叫住我：“李书记，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周局长那边，最近在几个乡镇的学校搞调研，跟校长们说，教育集团的事您已经点头了，让他们先做准备。”
我停住脚步，转过身：“他说的？”
“好几个校长都这么传。”
我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没有的事。你帮我传个话，教育局的工作按正常程序走，任何项目、任何资金，没有区委区政府的正式文件，谁说了都不算。”
赵局长连连点头。我走出财政局大门的时候，太阳正好被云遮住，天色暗了一瞬。我站在台阶上，想起王老师的话。明白官，什么叫明白官？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自己的脑子得清楚。
周六一早，我开车回省城。三个小时的车程，我开了三个半小时，因为中间在服务区停了两次，一次加油，一次买了瓶水站在车旁边喝。到家的时候快中午了，方敏在厨房做饭，小远在客厅拼乐高。听到门响，他头也不抬地说：“爸爸回来了。”
“嗯。”我换鞋，走过去看他拼的东西，一架飞机，翅膀歪歪扭扭的。
“这是什么飞机？”
“战斗机。”他认真地说，“能发射导弹的。”
“厉害。”我揉了揉他的头发。
方敏从厨房探出头：“洗手吃饭。”
饭桌上，小远一直在讲学校的事，说他当了数学课代表，说班里转来个新同学叫马小跳，说体育课跑八百米他跑了第三名。方敏时不时给他夹菜，偶尔看我一眼，没什么表情。等小远吃完去看动画片了，她才开口：“你那个同学周德明，给我打电话了。”
我放下筷子：“什么时候？”
“前天。”她端着碗，语气平常，“他说他在清河很吃得开，让我放心，说你在那边有他照应。还说小远要是想转学回清河，他能帮忙安排最好的学校。”
我看着她：“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用了，小远在省城上学上得好好的。”她顿了一下，“李致远，你这个同学，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他想让我欠他人情。”
“那你欠了吗？”
“没有。”
她点点头，端起碗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妈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瘦了。让我劝你按时吃饭。”
“你劝了吗？”
“没有。”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自己都不听劝，我劝有什么用。”
这话里有怨气，但不重，更像是无奈的调侃。我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方敏，等我把区里的事理出个头绪，就接你和小远过去住一段时间。”
“再说吧。”她抽回手，起身收拾碗筷。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发现她穿的那件毛衣袖口已经起球了，灰扑扑的绒球一颗一颗的。她在省城一个人带着孩子，上班、接送、做饭、辅导作业，我没有问过她累不累。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站起来帮她收碗。
那天下午，我带小远去了趟书店。他挑了两本科普书，我买了一本《清河县志》。结账的时候，他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买这个？”
“了解家乡。”我说。
“清河是家乡吗？”
“是，爸爸是在那儿长大的。”
“那我呢？”
“你也是清河人。”我蹲下来看着他，“你的根在那儿。”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被旁边货架上的恐龙模型吸引跑了。
晚上，方敏哄小远睡了之后，我们坐在客厅看电视。其实谁也没看进去，她刷手机，我翻那本县志。翻到教育卷的时候，我看到一段记载：清河中学始建于1956年，首任校长王秀兰，任职二十三年，期间学校高考升学率连续十年居全地区第一。
王秀兰。我的班主任，当了二十三年校长。
我合上书，对方敏说：“我初中的班主任，你还记得吗？”
“那个王老师？”她想了想，“你提过，怎么了？”
“她教了四十年书，退休了还在给孩子们补课，不收钱。”
方敏看着我，等我说下去。
“我想在区里设一个教育基金，专门奖励那些扎根基层的乡村教师。”我说，“不搞大，先从小学开始。”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我笑了笑，“就是想跟你说说。”
她也笑了，很淡，但确实是笑了：“李致远，你变了。”
“哪变了？”
“以前你从不在家里谈工作。”她靠回沙发上，把脚缩上去，“现在你谈，而且谈的是这种事。”
我没说话，继续翻县志。她也没再追问，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的呼吸渐渐匀了，歪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里还在播一档综艺节目，笑声一阵一阵的。我把声音调小，拿了条毯子给她盖上。
窗外是省城的夜景，万家灯火，密密麻麻。清河离这儿四百三十公里，但此刻我觉得，它离我很近。
周日晚上回清河，方敏在门口送我的时候说：“下周小远期中考试，考完了我带他过去住两天。”
“好。”我点头，拎着包出门。走到电梯口，她又叫住我。
“李致远。”
“嗯？”
“周德明的事，你自己拿捏好。我不懂你们官场的事，但我知道，欠什么都不能欠人情。人情这东西，利滚利，比高利贷还狠。”
电梯来了，我走进去，门关上之前对她笑了笑。她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起球的灰毛衣，头发随便扎着，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跟着我这些年，吃了不少苦，但从来没跟我红过脸。
回到清河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把车停在区委大院，没有马上上楼，而是沿着大院外面的围墙走了半圈。夜里的清河很安静，只有远处夜市摊上传来零星的喧哗。我掏出手机，给陈主任发了条消息：“明天上午把全区乡村教师的名单调出来，我要看看。”
然后我上了楼，办公室的灯亮到很晚。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老城的轮廓，那些低矮的房屋，那些交错的电线，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日子要过。而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能做的，无非是让那些日子好过一点。
第二天上午，周德明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但眼神有点飘，手里拿着个文件袋。坐下之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寒暄，而是直接把文件袋放在我桌上。
“致远，这是教育集团的补充方案。”他说，“我按你的要求，让财政局参与了测算，把资金缺口压到了五百万。”
我翻开看了看，数字确实比上一版更细了，但有一行字让我停住了：拟聘专家名单里，第一个名字还是他的妻弟，头衔从“省城某民办学校副校长”变成了“教育管理专家”。
我把方案合上，放到一边。
“德明，教育局的工作，你干了几年了？”
他愣了一下：“六年多了。”
“六年，不短。”我看着他说，“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干久了，容易产生惯性。你觉得什么事该怎么做，就下意识地按老路子走。但有时候，老路子不一定对。”
他的笑容慢慢收住了：“致远，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教育集团这个事，先放一放。区里的学校，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运转、保基本。你回去把各学校的危房情况摸排一遍，下周给我报告。”
他坐着没动，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最后定格在一种勉强的笑上：“致远，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人的话？”
“我听了老百姓的话。”我说，“前两天我去石桥镇，那里的村小教室漏雨，孩子们上课要打伞。你教育局局长知道这个情况吗？”
周德明的脸刷地白了。石桥镇是他老家，村小是他的母校。这件事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选择不知道，因为那所学校太小了，不到五十个学生，不在他的盘子里。
“我……”他张了张嘴。
“德明。”我身体前倾，看着他，“咱们是同学，这个情分我认。但工作是工作，你做教育局局长，就得对得起这个位子。你妻弟的事、教育集团的事，我都可以不提，但石桥镇的事，你给我一个交代。”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站起来，把文件袋拿回去，声音低了很多：“我知道了，下周给你报告。”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致远，我不是想害你。”
“我知道。”我说，“你只是想用我。”
他没再说话，拉开门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我靠在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窗外那只麻雀又来了，在枝头叫了两声，飞走了。
我知道，从今天起，周德明不会再往我母亲家跑了，陈小燕也不会再拎着牛奶上门了。有些关系，就这么断了。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没有太难受。反而像是卸下了一块石头。
我拿起电话，拨了石桥镇镇长的号码：“王镇长，你们镇上的村小，教室漏雨的事，给我一份详细报告，包括维修预算。”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清河的天空很蓝，远处的山脊线清晰可见。我忽然想起来，石桥镇就在那片山脚下，小时候我跟父亲去过一次，坐的是拖拉机，颠了一路。那时候父亲指着远处的山说：“致远，你以后要走出这些山。”
我走出了那些山，又回来了。
现在我坐在这里，面对着更复杂的山。但我知道，这座山，我能翻过去。
三天后，石桥镇的报告送来了。村小的教室漏雨不是个别现象，全镇六所村级小学，有四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最严重的那所，后墙已经裂了一道两指宽的缝。维修预算报上来，不到三十万，但镇里拿不出钱。
我把报告批给财政局，从区长预备金里挤出了这笔钱。赵局长拿着批文的时候，脸色有些为难：“李书记，这笔钱一动，年底的缺口就更大了。”
“缺口大，是以前就有的，不是这三十万造成的。”我说，“但孩子们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是现在的事。”
他没再说什么，拿着批文走了。
那周周五，我去石桥镇看了一趟。没有通知镇里，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村小门口。学校确实破，铁门锈迹斑斑，围墙塌了一截，用碎砖头垒着。正是课间，十几个孩子在土操场上追着跑，鞋子带起一阵阵灰。一个年轻女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手里还攥着半截粉笔。
我走过去，问她：“校长在吗？”
她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觉得不像坏人，指了指旁边一间平房：“在办公室，最里面那间。”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校长正趴在桌上写字，背佝偻着，头发花白。听到门响，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两秒，然后猛地站起来：“李……李书记？”
“你认识我？”
“电视上见过。”他有些手足无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您怎么来了？也没提前说一声，我这儿连茶叶都没有。”
“不用泡茶。”我在他对面坐下，环顾了一圈这间办公室。墙皮剥落，天花板上有一片水渍，窗玻璃裂了一条缝，用透明胶带贴着。“你叫什么名字？”
“石长贵。”
“石校长，教室漏雨的情况，你上报了几次？”
他愣了一下，犹豫着说：“三次。”
“为什么没批？”
他搓着手，半天才说：“镇里说没钱，让等。等着等着，就一年了。”
“今年还漏？”
“漏。”他低下头，“下雨天孩子们挪桌子，东边挪到西边，西边漏了再挪回来。我干了二十八年校长，最对不起的就是这帮孩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没什么起伏，像是已经说过了太多次，已经习惯了。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那双粗糙的手，忽然想起父亲。父亲在供销社管仓库那些年，也是这么过来的，什么东西坏了，打报告，等批复，等不到就想办法自己修。
“维修的钱已经批了。”我说，“下周动工。”
石长贵愣住了，眼眶慢慢红起来，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最后他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过身去，在桌上那堆材料里翻找什么东西，大概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脸。
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孩子们还在操场上跑。那个年轻女老师站在阳光下，影子拉得很长。我走过去，对她说：“教室要修了，再坚持一下。”
她笑了，露出一排白牙：“谢谢李书记。”
“你叫什么？”
“刘娟，去年刚考来的特岗教师。”
“哪里人？”
“省城。”
我有些意外：“省城来的？在这待得住？”
她挠了挠头：“刚开始不习惯，现在好了。孩子们挺乖的。”
我点点头，上车走了。后视镜里，她转身回了教室，那群孩子呼啦一下围上去，像一群小鸡围着母鸡。车子开上土路，颠得厉害，我靠在座椅上，想着刘娟那句“刚开始不习惯，现在好了”。一个省城姑娘能在村小待下来，不容易。但这样的人，往往留不住。待遇低，条件差，待几年就走了。
回到区里，我把教育局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叫来，问特岗教师的待遇落实情况。他说了一堆政策，什么生活补贴、周转宿舍、期满入编，听着挺好，但问到具体数字和到位情况，就开始含糊了。
“李书记，有些事是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也是问题。”我打断他，“你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全区所有特岗教师，每个人每个月实际到手多少钱，住房怎么解决的，期满之后留下来多少。一周时间。”
他脸色发白地走了。
那天下班后，我没有回母亲家，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翻着那些材料，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清河的问题，教育只是一个切面。更深的东西，是人的问题。有些人坐在位子上，只想着怎么保住位子，怎么往上走，怎么让自己的人占住更多的位置。至于老百姓的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
我想起刚参加工作时，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刚考上省里的公务员，回家报喜，父亲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致远，你记住，当官就是当差，给老百姓当差。别把自己当老爷，也别把老百姓当下人。”
我当时觉得这话太简单了，简单得不像一个在供销社仓库待了半辈子的人说出来的。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话一点都不简单。
周六早上，方敏带着小远来了。我去高铁站接的他们，小远一出站就东张西望，看见我的车，跑过来扑进我怀里。
“爸爸，清河有什么好玩的？”
“有山有水，还有老槐树。”
“老槐树是什么？”
“爸爸小时候在树下等公交车的那棵树。”
他歪着头想了想：“那我也要去等公交车。”
方敏拖着行李箱走过来，穿着那件灰毛衣，但换了条新围巾，米色的，衬得她脸色好了些。我接过行李箱，她问：“住哪儿？”
“我妈那儿。”
“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
她没再说什么，跟着我上了车。路上小远一直问东问西，问山叫什么名字，问河在哪儿，问为什么路上的车比省城少那么多。方敏坐在后座，看着窗外的景色，偶尔回答小远一句，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看着。
到了母亲家，老太太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子菜。小远嘴甜，一进门就喊奶奶，母亲笑得合不拢嘴，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方敏把带来的东西放进厨房，挽起袖子要帮忙，母亲把她推出来：“你歇着，坐车累。”
方敏没坚持，坐到客厅里，打量着这间老房子。我在旁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说：“你妈的膝盖怎么样了？”
“好多了，贴了膏药。”
“膏药治标不治本。”她说，“我带了瓶氨糖过来，你让她吃。”
我看着她，想说谢谢，但这话说出来太生分，就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带小远去了老槐树那里。那棵树还在，比记忆里更粗了，树皮上的刻痕也更深了。小远围着树转圈，问我：“爸爸，你小时候在树下干什么？”
“等车，背单词。”
“背什么单词？”
“苹果，香蕉，橘子……”
他咯咯笑起来：“我会背apple，banana，orange。”
“对，就是这个。”
他在树下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拉，划出一个歪歪扭扭的“李”字。我看着那个字，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在传承，虽然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晚上，把两个孩子哄睡了之后，方敏和我在阳台上站着。清河冬夜的星星还是那么多，密密麻麻的，亮得像碎钻。
“方敏。”我开口。
“嗯？”
“谢谢你来。”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你跟我说谢谢，是不是生分了？”
“不是。”我摇摇头，“就是觉得，这些年你在省城带着小远，辛苦了。”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李致远，我知道你回来不是为了当官。你爸的事，你心里一直过不去。你总觉得当年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是你欠他的。”
我沉默了。她说得对。父亲走的那年，我正准备一个大型会议的材料，母亲打电话来说爸不太好，我说等开完会就回去。会议开了三天，父亲没等到第三天。
“但你不欠他的。”方敏继续说，“你爸要是还在，他不会怪你。他只会高兴，你回来了，离你妈近了，离老家近了。”
夜风从南边吹来，带着田野里枯草的气味。我看着远处的灯火，过了很久才说：“方敏，我想把你们接过来。”
“小远的学校呢？”
“下学期转，来得及。”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考虑考虑。”
“好。”
她没有追问更多，也没有答应更多。但我知道，这已经比上一次前进了一步。
周日晚上，我送他们去高铁站。进站前，小远抱着我的腿不肯撒手：“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
“周末就回去。”
“真的？”
“真的。”
他松开手，跟着方敏往进站口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冲我挥手：“爸爸再见！”
方敏没回头，但进站口拐弯的时候，我看见她抬手擦了一下脸。
我站在广场上，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玻璃门后面，才转身往回走。手机响了，是陈主任，说石桥镇的维修队已经进场了，石长贵校长高兴得不行，非要请我吃饭。
“跟他说不用。”我说。
“他还说，想给区里送面锦旗。”
“别送锦旗。”我笑了一下，“让他把孩子们教好，就是最好的锦旗。”
挂了电话，我没有开车，沿着站前路慢慢走。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路边的梧桐树还是一棵接一棵，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我掏出手机，翻开相册，找到那张老槐树的照片，又看了看小远在地上划的那个“李”字。然后我打开微信，给方敏发了一条消息。
“到家了说一声。”
两分钟后，她回了一个字：“好。”
我把手机揣回口袋，继续往前走。路灯下，我的影子有时在前，有时在后，但始终跟着我，像那些甩不掉的过去，也像那些还没到来的明天。而脚下的路，不管明暗，都得一步一步走。
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王老师那句话。当官不难，难的是当个明白官。我想，我大概明白了一点。但路还长，还得继续走。
远处区委大院的灯还亮着，在夜色里像一只不闭的眼。我看着那盏灯，加快了脚步。
石桥镇村小维修动工那天，我让陈主任帮我推掉了所有会议，一个人开着车去了现场。没有通知镇里，也没通知教育局。
车停在学校门口，工人们正在卸砖，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石长贵站在旁边指挥，嗓子都喊哑了。看见我下车，他跑过来，鞋上沾满了泥，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
“李书记，您怎么又来了。”
“来看看进度。”我朝里走了一圈，后墙的裂缝已经凿开重新砌了，屋顶的瓦掀了一半，露出黑乎乎的房梁。工头过来说，工期大概半个月，赶在雨季之前能完工。
“钱够吗？”
石长贵搓着手：“够，够，三十万还多出点儿，我打算把窗户也换了，玻璃都裂了。”
“你看着办，账目记清楚。”
他连连点头，然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拉住我的袖子：“李书记，中午在这吃吧，我让刘老师去镇上买点菜。”
“不用，我回区里吃。”
“那哪行，都到饭点了。”他不由分说地对旁边的一个年轻老师喊，“去，叫刘娟回来，让她去镇上割点肉。”
我拦住了他：“石校长，真不用。你要是想感谢我，就把学校办好，把这帮孩子教好。”
他的眼眶又红了，嘴唇抖了抖，最后只是重重地点了几下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往外走。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李书记。”
是刘娟，那个省城来的特岗教师。她刚从镇上买菜回来，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黄瓜和一捆韭菜。
“刘老师。”
“李书记，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她犹豫着，眼睛看着地面。
“你说。”
“我们学校的老师，去年的绩效工资到现在没发全。石校长打了报告，教育局那边说财政紧张。今年又拖了两个月了。”她抬起头，声音很轻，但很稳，“我知道区里有困难，但有些老师家里就指着这点钱过日子。石校长自己垫了不少，他不好意思跟您说。”
我看着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工地旁忙活的石长贵。他弯着腰在搬砖，花白的头发在阳光底下格外扎眼。
“我知道了。”我说，“你回去告诉老师们，这个月一定到账。”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还是那排白牙：“谢谢李书记。”
上车之后，我坐在驾驶座上没发动引擎，掏出手机给赵局长打了电话。他接起来的时候还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听到是我，赶紧应了一声。
“教育局去年的绩效工资，怎么还没发全？”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李书记，这个……区里财政确实紧张，我——”
“再紧也不差这点钱。”我压着声音，“你告诉我，这笔钱到底有多少？”
他翻了一会儿材料：“两百三十万。”
“这个月必须到账。你想办法从别的口子调，调不动的写报告给我，我签字。”
“李书记，那年底——”
“年底的事年底再说，先把这个月的工资发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应了声好。我挂了电话，发动车子往回开。路过镇上集市的时候，看到路边摆摊卖菜的农民，一溜排开，蹲在地上，面前摆着几把青菜、一篮子鸡蛋。风吹日晒的，脸上沟壑纵横。他们卖一天的菜，可能也就挣几十块钱。两百三十万，摊到每个老师头上，少的几千，多的一两万。但就是这几千一万的，能让他们过个好年。
回到区委，刚进办公室，陈主任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传真。他的表情有些微妙，把传真放在我桌上。
“李书记，市里的通知，下周一市委副书记来清河调研，点名要看教育。”
我拿起传真看了一遍，很简短，就是常规的调研通知，但点名看教育这一条，有点意思。按理说，市委副书记下来调研，看的都是大项目、大产业，教育不是最紧急的口子。为什么突然要看教育？
“谁陪同？”
“通知上说，由区委主要领导陪同，分管教育和财政的同志参加。”
“周德明来不来？”
陈主任犹豫了一下：“通知上没提教育局。”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周德明在教育局待了六年，跟市里的人熟。这份调研通知来得这么快、这么具体，不太寻常。
“你去准备一下材料。”我对陈主任说，“把全区教育的基本情况、在建项目、资金缺口都理清楚，实事求是，别粉饰。”
“明白。”
他走后，我给孙梅打了电话。孙梅是分管教育的副区长，之前在教育集团方案上跟周德明有过分歧。电话接通后，我开门见山：“孙区长，下周一市委副书记来调研教育，你跟我去。”
“好的李书记。”
“另外，我问你个事。”我顿了一下，“周德明那个教育集团的方案，除了你反对，还有谁有意见？”
她沉默了几秒，谨慎地说：“班子里面，多数同志当时没表态，但私下跟我聊过，觉得时机不成熟。主要是资金问题，区里拿不出配套，得全靠上面拨款。周局长说他有办法从市里要钱，但具体怎么要，他没说。”
“你觉得他真能要下来？”
“不好说。”她斟酌着用词，“周局长在市里确实认识人，但据我所知，市里今年的教育专项资金已经分完了。”
我心里有数了，挂了电话。周德明这步棋，很可能是先把我架起来，等市里领导来了，当着面把方案一汇报，逼我表态。如果我不同意，市领导面前不好交代；如果我同意，那这个局就做成了，欠人情的就不是他，是我。
周一早上，市委副书记来了。姓方，五十出头，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斯文，但说话做事很利落。先看了两个点，一个是石桥镇的村小，已经修得差不多了，方书记站在新换的窗户前面，推了推眼镜，说了句“这个做得实在”。另一个点是区一中，看的是教学楼和实验楼，周德明全程陪同，汇报得头头是道。
看完点之后，在区委会议室开了个座谈会。方书记先听区里的汇报，我让孙梅汇报了教育整体情况，把资金缺口、师资老化、生源流失三个核心问题说清楚了。孙梅讲得很实在，数字具体，不绕弯子。
方书记听完，点点头，然后看向周德明：“周局长，教育局那边有什么补充的？”
周德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清了清嗓子，把教育集团的方案拿了出来，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摞材料，分发给在座的人。然后开始讲，讲得很有感染力，从清河教育的辉煌历史，讲到现在的困境，再讲到集团化办学的美好前景。他讲的时候，眼睛时不时看向方书记，观察对方的反应。
讲了大概二十分钟，他总结道：“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以区一中为核心，整合三所初中、六所小学，成立清河教育集团，集中优质资源，打造品牌效应。这样一来，好学生不外流，好老师留得住，三到五年，清河教育就能翻身。”
方书记翻着材料，问了一句：“资金怎么解决？”
“我们算了一下，首期需要八百万。区里自筹三百万，剩下的五百万，我们想申请市里的专项支持。”周德明说着，看了看我，“李书记对这个方案也很关心，多次过问。”
方书记的目光转向我：“致远同志，你的意见呢？”
会议室安静下来。周德明坐在斜对面，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但手指在桌下微微蜷着。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方书记，这个方案我看过。”我的语气很平，“周局长做了不少工作，思路也有可取之处。但我觉得，时机不成熟。”
周德明的笑容僵了一下。
“清河教育的问题，根子在基层，在乡村。”我继续说，“区一中不缺资源，缺资源的是石桥、柳林、高庙这些乡镇的学校。孩子们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特岗教师的绩效工资都发不全。在这种情况下，集中资源办集团，是把有限的财力往本来就好的地方堆，那些差的地方会更差。这不是教育，这是锦上添花。”
我顿了一下：“我们要做的，是雪中送炭。”
方书记看着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致远同志说的有道理。”他把材料合上，“教育的根本是公平，不是制造几个亮点。市里的专项资金，今年确实没有余量了。但我可以帮你们想想办法，从其他渠道协调一部分，专门用于改善乡村办学条件。”
周德明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但他还是挤出了笑，点头说：“方书记说得对，我们回去再完善方案。”
散会之后，方书记临走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低声说了一句：“致远，你回来得对。”
我送他上车，目送车子出了大院。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在楼道里碰见了周德明。他站在走廊上，背对着我，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来，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致远，你今天当着市领导的面，把我的方案毙了。”
“不是毙，是时候不对。”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把烟塞回烟盒，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很干，像踩碎了一片枯叶。
“行，你是书记，你说了算。”他转身往楼下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李致远，我周德明在清河干了二十年，从普通教师干到局长。你刚回来两个月，就把我六年的心血一句话否了。你觉得你比我更懂教育？”
“我不比你懂教育。”我对着他的背影说，“但我比你懂什么叫公平。”
他没再说话，一步一步走下楼梯，皮鞋敲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越来越远。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树上最后几片枯叶正在往下掉，风一吹，打着旋儿落到地上。
那天晚上，我回到母亲家，她已经做好了饭，坐在桌边等我。吃饭的时候，她忽然说：“今天陈小燕给我打电话了。”
“说什么？”
“也没说什么，就是问我的膝盖怎么样了，聊了几句。”母亲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但她的声音不太对，像是哭过。”
我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
“妈，我跟德明，工作上有点分歧。”
母亲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了然。她叹了口气，没再追问，只是说：“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管。但德明那孩子，小时候常来咱家吃饭，你爸还挺喜欢他。”
“我知道。”
“知道就好。”她低下头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爸要是还在，他会跟你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母亲说得对，父亲会那么说。但父亲也会说另一句话，当官就是给老百姓当差。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难题。怎么既当一个好官，又不伤那些曾经亲近的人？我没有答案。
也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
周三，财政局那边传来消息，教育局的绩效工资补发到位了。石长贵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有些激动，说了好几遍谢谢。我说不用谢，本来就是你们的钱。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只麻雀又来了，在梧桐树上跳来跳去。我忽然想起刚回来的那天晚上，在清河大酒店门口的梧桐树下等代驾。那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陌生，现在两个月过去了，陌生的东西慢慢变少了，但新的东西又冒出来。
区委大院的楼道里人来人往，各种面孔各种表情。有人见到我点头哈腰，有人远远地绕着走。我知道，周德明的事传开了，大家都在看，这个新来的书记到底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让那些在漏雨教室里上课的孩子，能有个干爽的地方坐着。我想让那些在乡村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能按时拿到工资。我想让那些从省城来的年轻姑娘，在村小待得住，待得下去。
就这么简单。
可偏偏有人，要把简单的事搞复杂。
周五下午，方敏给我发了条消息，是一张照片。小远的期中考试成绩单，数学一百分，语文九十六，英语九十八。照片下面配了一行字：“他说要拿给爸爸看。”
我回了一条：“周末回去看。”
然后我又打了一行字：“搬家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她没有马上回，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来了一条消息，只有三个字：“下个月。”
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天很蓝，很远，高得让人想伸个懒腰。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山脊线。山还在那里，和几千年前一样。而我站在这里，和几十年前的父亲一样，面对着差不多的问题。
怎么做人，怎么当官，怎么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不打架。
我想我还没完全想明白，但至少，我在往前走。
方敏和小远搬过来的那天，是个周六。我起了个大早，开车去省城接他们。东西不多，两个大行李箱，一个编织袋，小远的书包和乐高飞机。方敏站在家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站了好一会儿。
“走吧。”她说，把钥匙放在鞋柜上。
路上小远一直趴在车窗上看风景，问个不停。方敏坐在副驾驶，话不多，偶尔闭着眼休息。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只在服务区停了一次，给小远买了根烤肠。他吃得满嘴油，方敏拿纸巾给他擦，动作熟练又自然。
到了清河，母亲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她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给方敏和小远住，自己搬到了小房间。方敏推辞了半天，母亲说：“你们住大的，我老太太一个人，小房间够了。”
小远进了屋，在客厅转了一圈，又跑到阳台上看了看，回来问我：“爸爸，晚上能看见星星吗？”
“能，比省城多。”
“太好了！”他高兴地蹦了一下，跑去翻他的乐高。
方敏把行李箱打开，开始归置东西。我站在旁边想帮忙，她看了我一眼：“你去陪小远吧，这些我来。”
我点点头，坐到客厅里陪小远拼乐高。母亲在厨房做饭，油锅滋啦滋啦响，香味飘出来。小远吸了吸鼻子：“奶奶做什么呢？”
“红烧肉。”
“我最爱吃红烧肉。”
我看着他低头拼乐高的样子，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的踏实。这些年，他在省城长大，吃的是外卖和超市买的菜，很少闻到这种从厨房里飘出来的家常味道。现在好了，他也能在奶奶的厨房里长大，像当年的我一样。
周一，小远转学的事办妥了。区一小的校长听说李书记的儿子要来，专门腾了个位子出来。我让方敏去办的，没出面。她回来跟我说，校长挺客气，班主任看着也利落，就是班里六十多个孩子，有点挤。
“挤就挤点，总比在省城每天接送跑大半个城强。”她说。
“你工作的事呢？”
“歇一阵再说。”她把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语气平常，“这十年天天上班带孩子两头忙，让我喘口气。”
我没再问，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她从省城的事业单位辞职跟我回来，工作的事悬着，嘴上不说，心里大概也在打鼓。但她向来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让我操心。
小远适应得快。第二周就交到了朋友，放学回来跟我说，同桌叫赵一鸣，住得不远，约了周末一起踢球。方敏去给他开家长会，回来跟我说，班主任姓刘，年纪不大，但带班有一套，家长们评价不错。
“刘老师还说，欢迎家长参与班级活动。”方敏坐在沙发上叠衣服，“我答应了，以后有活动去帮帮忙。”
“你不嫌累？”
“比上班轻松。”她笑了一下，把叠好的衣服递给我，“放柜子里。”
我接过来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坐在沙发上，灯光打在她侧脸上，嘴角还留着那点笑意。回来半个多月，她好像比在省城的时候松弛了一些，虽然嘴上从来没说过。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早上我送小远上学，顺路去区委。方敏在家陪母亲买菜做饭，下午接小远放学。晚饭一家人围在桌前吃，母亲总要多做两个菜，方敏嫌她累，母亲说不累，人多吃饭香。
我有时加班到很晚，回来的时候小远已经睡了，方敏在客厅等我，桌上留着饭，用碗扣着。我吃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坐着，刷手机或者看本书，不说话，但也不去睡。
有一次我问她：“你不用等我，早点睡。”
她头也没抬：“睡不着。”
我扒了两口饭，心里有点暖，也有点酸。这个女人跟了我十三年，从二十六岁到三十九岁，最好的年纪都给了我，给了这个家。我没给她大富大贵，也没给她多少陪伴。现在回来了，日子还是紧巴巴的，除了多了些烟火气，似乎也没什么改变。
“方敏。”
“嗯？”
“谢谢你。”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我身后，手搭在我肩膀上，轻轻按了按。她的手掌温热，力道刚好，我闭上眼，什么也没说。
十二月中旬，区里开了次经济工作会，把明年的盘子定了。教育这块，除了保基本运转，额外挤出了五百万，专门用于乡村学校改善和教师补贴。周德明没怎么说话，坐在角落里翻材料，表情淡淡的。
会后他来找我，进了办公室，把门带上。他瘦了些，下巴尖了，头发也白了几根，整个人看着没以前精神。
“致远，我有个事跟你说。”
“坐。”
他没坐，站在我办公桌前，双手插在口袋里。“我想调走。”
我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笔。
“市里有家民办学校请我去当校长，待遇翻倍。”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窗外，不看我，“我想了想，同意了。”
“什么时候走？”
“年前。”
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调走这件事，我没想到。周德明在清河经营了二十年，根深叶茂，说走就走，不像他的风格。
“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他终于转过头来看我，目光平静，看不出什么情绪，“致远，清河这地方太小了，我待了二十年，够了。”
他没再多说，转身走了。门关上之后，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我坐在那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同学聚会那天的画面。周德明端着酒杯站起来，说“李致远那是我初中同班同学”，满脸红光，声音洪亮。这才几个月，就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晚上回家，我跟方敏提了一嘴。她正在给小远检查作业，头也没抬：“走了也好，省得你为难。”
“你倒看得开。”
“不是我看得开，是人家自己选的路。”她把小远的作业本合上，转身看着我，“李致远，你总想着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但你有没有想过，周德明也许早就不想在清河待了。他拿你当跳板也好，想借你的势也罢，现在跳不动了，拍拍屁股走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没说话，但心里知道她说得对。有些关系，散了就散了，强留也没意思。
周德明走的那天，区里给他开了个简短的欢送会。我去了，说了几句场面话，祝他在新岗位上再创佳绩。他笑着点头，跟每个人握手道别。轮到我面前的时候，他握了握我的手，力道不轻不重。
“致远，保重。”
“你也是。”
他松开手，拎着包出了门。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拐角，心里空了一小块。但也只是一小块，很快就过去了。
过了元旦，天更冷了。清河下了两场雪，不大，但把老城盖得白茫茫的。小远兴奋得不得了，一大早在院子里堆雪人，方敏给他拍照片发给我看。照片里他鼻子冻得通红，笑得露出两颗门牙。
母亲的身体比入冬前好了些，膝盖不怎么疼了。方敏给她买了台理疗仪，每天晚上用一次，老太太嘴上说浪费钱，用起来倒是挺积极。
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看见三楼母亲家的窗户亮着灯，暖黄色的光从窗帘缝里漏出来。我站在雪地里抬头看了好一会儿。三楼的窗户旁边，是母亲和小远的房间，窗帘上有影子在动，大概是小远还没睡，在里面跑来跑去。
我掏出手机，给方敏发了条消息：“到楼下了。”
她秒回：“饭在锅里。”
我把手机揣起来，踩着雪往单元门走。雪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响，路灯照着我一个人的影子。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身后那串脚印，从巷口一直延伸到这里，弯弯绕绕的，但每一步都踩实了。
然后我上楼，推开门。小远从房间里探出头来喊了声爸爸，母亲在客厅里看电视，方敏从厨房端出热好的饭菜。屋子里暖烘烘的，弥漫着饭菜的香气。
我换鞋，洗手，坐到桌前。方敏把碗筷摆好，坐在对面看着我。她的脸被厨房的热气蒸得微微泛红，眼睛亮亮的。
“吃吧。”她说。
我低头扒饭。小远跑过来趴在我腿上，仰着脸说：“爸爸，明天陪我堆雪人好不好？”
“好。”
他高兴地跑开了。我继续吃饭，方敏在旁边说了句什么，大概是让我慢点吃。窗外还在下雪，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的。屋里灯光明亮，暖意融融。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回来了真好。
腊月二十二那天，我回清河整整四个月。
小年这天，母亲早早起来包饺子。方敏在厨房帮忙，两个人一边包一边聊天，偶尔传来笑声。小远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嘴里念叨着学校教的过年童谣。我坐在阳台上翻材料，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纸上明晃晃的。
下午，我去区委开了节前最后一次班子会，把春节期间的值班安排和安全生产检查都过了一遍。散会的时候，孙梅留下来跟我说，区一小的扩建项目批下来了，市里给了三百万，春季开学就能动工。
“好事。”我说，“这次你牵头，盯紧点。”
她点头，收拾材料走了。我坐在办公室里，把桌面收拾了一下，该带回家的材料装进公文包，抽屉锁好。站起来的时候，看见窗台上那盆绿萝长得挺好，是陈主任上个月放的，说办公室太素了，添点绿。我平时也想不起来浇水，但方敏来送饭的时候，会顺手浇一浇，长势居然不错。
关了灯出门，走到楼道里碰见值班的老刘，他笑着问：“李书记，过年回省城还是在这儿过？”
“就在这儿过。”
“那好那好，清河过年热闹，您好好歇几天。”
我点点头，出了大院。街上已经有过年的气氛了，路灯杆上挂了红灯笼，沿街的店铺门口贴了春联。卖年货的摊子摆在路边，瓜子花生糖果，还有一摞一摞的红包袋。有个老大爷在摊前挑对联，挑了半天，拿不定主意，摊主说：“大爷，这副好，‘人和家顺福星照，心想事成鸿运开’，多吉利。”老大爷念了两遍，笑着掏了钱。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也买了一副。摊主认出我来，有些紧张，连忙说“李书记您拿回去用，不要钱”。我摆摆手，把钱塞给他。他追了两步没追上，在原地站了半天，手里攥着那张钞票，表情有些无措。
回到家，方敏已经把饺子包好了，整整齐齐摆在盖帘上。我洗了手，把买的春联拿出来，小远看见了跑过来：“爸爸，我帮你贴。”
“行，你帮我递胶带。”
我搬了凳子到门口，小远站在旁边，撕胶带递给我。我贴的时候他在下面指挥：“左边高了，再往下来一点，好了好了。”我贴完下来，退后两步看了看，还行，虽然有点歪，但看着喜庆。
“爸爸，什么时候过年？”
“后天。”
“过年能放鞭炮吗？”
“市区不让放，回老家可以。大年初一带你回石桥镇，那边可以放。”
“太好了！”他跳了一下，又想起什么，“那我能带赵一鸣一起去吗？”
“赵一鸣是谁？”
“我同桌啊，我跟你说过的。”
方敏从厨房探出头来：“赵一鸣家是外地的，过年不回老家，我跟她妈妈聊过，说一个人带孩子在这边过年挺冷清的。要不请她们来家里吃个年夜饭？”
我想了想：“行，你安排。”
她点点头缩回去了。小远高兴地跑进厨房跟他妈妈确认，传来一阵欢呼声。
小年夜饭吃得早，母亲说年纪大了，晚上吃多了不消化。五点多就开了饭，六个菜一个汤，都是家常的。方敏特意做了个红烧鱼，说年年有余。小远不爱吃鱼，方敏给他夹了一块，他皱着眉头咽下去，逗得母亲直笑。
吃完饭，方敏收拾碗筷，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小远在旁边玩他的乐高。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夜景。清河的老城区没有多少高楼，灯光显得格外开阔，一眼能望到远处的田野。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大概是城郊还没禁，一簇一簇的亮光在夜空里绽开，又慢慢落下去。
方敏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杯热水递给我。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我接过杯子，“就是觉得，好久没这么清闲过了。”
她靠着阳台的栏杆，也往远处看。烟花的光映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找了个工作。”
我转过头看她。
“区文化馆，合同制的，工资不高，但时间自由，能接送小远。”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说一件早就决定好的事，“年后就去报到。”
“什么时候找的？”
“上周。我去接小远放学的时候路过，进去问了问，正好缺人。”
我看着她，手里的杯子温热。她站在那儿，头发被风吹起来几缕，脸上的表情淡淡的，但眼睛里有光。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冬天，她在省城一家书店里挑书，围巾裹到下巴，只露出一双眼睛。我过去搭讪，问她知不知道哪本书好看，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认真推荐了一本，然后转身走了。后来我追出去要了她的电话。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好。”我说，“回头我让陈主任跟文化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给你安排太重的活。”
“不用。”她摇头，“我自己能行。”
我没坚持。她向来这样，什么事都想自己来，不想沾我的光。以前在省城是这样，现在回了清河，还是这样。
客厅里传来小远的笑声，大概拼好了什么东西，在跟奶奶显摆。方敏回头看了一眼，笑了笑，转回来对我说：“李致远，这几个月，你变了不少。”
“哪变了？”
“以前你总绷着，现在松多了。”她顿了一下，“笑的时候也多了。”
我低头看着杯子里的水，水面映着远处的烟花，一圈一圈地荡。她说得对，以前在省城，每天像是上紧了发条，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材料，应付不完的关系。回到家累得不想说话，倒头就睡。方敏跟我说十句话，我回一句。她也没抱怨过，就这么过来了。
“方敏，对不起。”我说。
她愣了一下：“怎么突然说这个？”
“就是觉得，那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谁家不是这样呢。过日子嘛，总得有一个人撑着。你在外面忙，我就在家里多担待些。现在回来了，慢慢就好起来了。”
她把“慢慢就好起来了”这几个字说得很轻，但分量不轻。我点点头，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被我握了一会儿，慢慢暖起来。远处又有一簇烟花升起来，炸开，五颜六色的光落进我们眼睛里。
初一那天，我带小远回了石桥镇。方敏没去，说在家陪母亲，顺便准备初二的饭菜。赵一鸣和他妈妈来了家里过年，两个孩子玩得满屋子跑。
石桥镇变化不大，街上比平时热闹，路两边停满了车，都是回来过年的。我带小远去了村小，学校已经放假了，大门锁着，但透过铁栏杆能看见里面。教室修好了，窗户换了新的，墙也刷了白，在阳光下亮堂堂的。
小远趴在栏杆上往里看：“爸爸，这就是你小时候的学校？”
“不是，爸爸的学校在城里。这是爸爸帮别人修的学校。”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指着操场上的篮球架：“那个架子是新的吗？”
“是。”
“那他们可以打篮球了。”
“对。”
他高兴地拍手。我蹲下来，跟他平视：“小远，你知道为什么要修这个学校吗？”
他想了想：“因为以前的坏了。”
“对，因为以前的坏了。但还因为，这里的小朋友也应该有好教室上课，就像你在区一小一样。”
他歪着头，过了一会儿说：“那他们现在有了。”
“嗯，现在有了。”
我站起来，牵着他的手往回走。经过镇上集市的时候，碰见了石长贵。他骑着一辆旧电动车，车筐里装着年货，看见我赶紧停下来。
“李书记！您怎么来了？”
“带孩子回来转转。”
他看了看小远，笑得眼睛眯成缝：“这就是您儿子？长得真俊。”
小远大方地叫了声爷爷，石长贵高兴得从车筐里掏出一袋糖塞给他。我推辞了一下，他坚持给，我只好让小远接了。
“学校还好吧？”我问。
“好着呢！”石长贵拍了拍电动车把手，“新教室暖和，孩子们上课不冻手了。开春还打算在操场边上种几棵树，等夏天能遮阴。”
“钱够不够？”
“够，够，您上次批的那笔，修完教室还剩了点，我打算买个新的篮球架，再添点图书。”他搓了搓手，有些不好意思，“李书记，还有件事，刘娟老师，就是那个省城来的特岗教师，她说不走了。她说想再签三年。”
我有些意外：“她原来说要走？”
“嗯，本来打算过了年就回省城。但教室修好之后，她跟孩子们处出感情了，舍不得走。”石长贵说着，声音有些哽咽，“我跟她说，你愿意留，学校砸锅卖铁也给你把待遇提上去。她说不用，能正常发工资就行。”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石校长，你回去跟刘老师说，区里今年会出一个乡村教师补贴政策，每个月额外补助，具体金额年后定。让她安心留下。”
石长贵的眼眶又红了。他握着我的手摇了半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骑上车走了。小远在旁边看着他的背影，仰头问我：“爸爸，那个爷爷为什么哭了？”
“因为他高兴。”
“高兴为什么要哭？”
“等你长大就懂了。”
他哦了一声，剥开糖纸吃了颗糖，把另一颗递给我：“爸爸吃。”
我接过来放进嘴里，甜丝丝的，橘子的味道。
下午回到城里，方敏已经准备好了晚饭。赵一鸣和他妈妈在客厅里坐着，小远一进门就跟赵一鸣跑进房间玩去了。赵一鸣的妈妈姓周，三十来岁，看着比方敏年轻些，话不多，但笑起来很和气。她带了两个菜过来，说不好意思空手上门，方敏接过来热了热端上桌。
饭桌上，母亲坐主位，我和方敏坐两边，周女士和两个孩子挤在一边。小远和赵一鸣比赛谁吃得快，方敏不时给他们夹菜。母亲给周女士盛了碗汤，说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周女士连声道谢，低头喝汤的时候，我看见她眼眶红了。
吃完饭，两个孩子又去玩了。方敏和周女士在厨房洗碗，母亲在客厅看电视。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此起彼伏的烟花，手机响了一声。是周德明发来的消息，就四个字：“新年快乐。”
我看了看，回了四个字：“新年快乐。”
他没有再回。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听见厨房里传来方敏和周女士的笑声，小远和赵一鸣在房间里争抢什么东西，闹成一团。屋子里暖融融的，灯光很亮。
我推开阳台门回到客厅，坐到母亲旁边。她看了我一眼，笑着拍了拍我的手，什么话也没说。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颗一颗升上去，在夜空里炸开，五颜六色的，把半边天都照亮了。小远跑过来趴在我腿上，指着窗外喊：“爸爸快看！好漂亮！”
我抱着他，看着窗外那些转瞬即逝的光。光灭了，天暗下去，但很快又有新的升起来，再亮起来。屋里的人都在笑，都在说话，热热闹闹的。
我忽然想起刚回来那天，也是在清河，也是腊月，站在酒店门口等代驾的时候，觉得这个小城又熟悉又陌生。现在四个月过去了，熟悉的多了，陌生的少了。日子一天一天过，不紧不慢，像那条从城边流过的清河，不急，也不停。
方敏从厨房出来，用围裙擦着手，看见我抱着小远看烟花，笑了笑，走过来坐在旁边。我伸出一只手握住她的，她没挣，反手扣住了我的手指。
外面还在放烟花，屋里很暖。
年过完了，日子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
小远开学那天，方敏起了个大早，给他煮了碗面，卧了个荷包蛋。小远吃得呼噜呼噜的，方敏在旁边给他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水杯。我坐在桌前喝粥，看着这一幕，恍惚间觉得像回到了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送我和哥哥上学的。
“爸爸，你今天送我？”小远喝完最后一口汤，抹了抹嘴。
“送。”
他背上书包，跟我出门。路上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只有背阴的地方还留着几块黑乎乎的残雪。空气里有一股泥土翻新的味道，路边柳树发了芽，细细的绿丝在风里晃。
到了学校门口，小远跟我说了声“爸爸再见”，就跑进去了。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赵一鸣从后面追上来，两个人勾肩搭背地往教室走。门口全是家长，骑电动车的、开车的、走路的，堵成一锅粥。有个老大爷推着轮椅送孙子上学，轮椅上坐着个老太太，腿上放着孩子的书包。我多看两眼，老大爷冲我笑了笑，皱纹挤在一起，什么也没说。
区委大院门口也热闹了些，过完年回来上班的人，脸上都带着点节后综合征的倦意，互相点头拜个晚年。进了办公室，陈主任已经泡好了茶，送进来一摞文件和几份需要签字的报告。
“李书记，这是下周常委会的议题汇总，您先看看。”他把材料放在桌上，又补了一句，“还有，孙副区长说区一小的扩建方案已经定了，想约您去现场看一眼。”
“行，你安排时间。”
陈主任出去了。我翻开文件，一份份看下去。翻到财政局那份报告的时候，我停住了。去年全区各单位的财政支出明细表，周德明教育局那一栏，除了正常经费之外，还有一笔六十万的“专项工作经费”，用途写的是“教育交流考察”。底下附了明细，去年一年，教育局分三批组织了三十多人次去了省内外七八个地方，名目都是考察学习。
我拿起电话打给赵局长。
“去年教育局那笔六十万的专项经费，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李书记，那个……是周局长在的时候报的，走的正常审批流程。”
“正常审批流程？”我翻着明细，“一个月去了三次省城，每次五天，这叫正常？”
赵局长支吾起来：“当时周局长说是有市里的考察任务，我这边……确实没有严格把关。”
“这笔钱还能追回来多少？”
“这个……不好说，大部分是差旅和接待，已经花了。”
我挂了电话，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签了意见：请审计局介入，对教育局上年度专项经费使用情况开展专项审计。
签完之后，我把材料放到一边。周德明已经走了，再去追究这些事，像是跟一个离开的人过不去。但不追究，规矩就立不起来。今天有周德明，明天可能就有张德明、李德明。一个地方的风气，就是从这些“下不为例”里坏掉的。
下午，孙梅来办公室找我，手里拿着区一小扩建的设计图。她把图纸摊在桌上，跟我讲了布局、工期、预算。我听着，提了几个问题，无非是安全、质量、资金监管，她都答得清楚。最后她说，旁边那栋老教学楼有三十年历史了，设计图上标的是拆除重建，但她建议保留主体结构，只翻新加固。
“为什么？”
“那栋楼是区一小的老校友捐建的，很多清河人都在里面上过课。”她顿了一下，“包括我。”
我看了她一眼。孙梅四十来岁，在清河长大，区一小毕业，后来考上师范，又分配回来，从普通教师一步步干到副区长。她对这个地方的感情，比我深得多。
“保留吧。”我说，“翻新质量要把关，不能图省钱凑合。”
她点头，收起图纸走了。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老城区。那片密密麻麻的屋顶下面，藏着多少人的记忆。区一小那栋老楼，不知道有多少清河人记得。我虽然没在那里上过学，但能理解那种感情。就像我记得城关中学那棵老槐树一样。
周六，方敏去文化馆报到。她出门的时候我正好在家，小远在客厅看动画片，母亲在厨房择菜。方敏站在玄关换鞋，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扎得整整齐齐。
“要我送吗？”我问。
“不用，走路过去二十分钟。”她系好鞋带，站起来，“中午可能不回来吃，馆里说第一天熟悉环境。”
“行，有事打电话。”
她应了一声，拉开门走了。小远从沙发上翻过来，趴在靠背上问：“妈妈去哪儿了？”
“上班。”
“她也要上班了？”
“对。”
他想了想，说：“那以后谁接我放学？”
“奶奶去接，或者爸爸抽空去。”
“哦。”他翻回去继续看动画片，好像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孩子的世界很简单，谁来接都一样，只要有人接。
中午的时候，方敏没回来吃饭，但发了张照片过来。是文化馆的办公室，桌上摆着一盆绿萝，窗户外面能看到区政府的楼。配了一行字：“环境还行。”
我回了个笑脸。母亲端菜上桌，问我：“小敏上班去了？”
“嗯。”
“她早就该上班了。”母亲把汤放在桌上，坐在我对面，“一个女人家，天天在家待着，闷得慌。有点事做，人精神也好。”
我夹了一筷子菜，心里知道母亲说得对。方敏这个人，闲不住，嘴上不说，但心里要强。让她天天围着灶台转，早晚转出毛病来。
下午，我抽空去了趟审计局。局长姓吴，是去年底刚从市里调来的，年纪比我大几岁，说话慢条斯理的，但眼睛里透着精明。我把教育局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完点点头。
“李书记，这个事我早注意到了。”他翻开一个本子，“我来之后就发现，全区好几家单位的专项经费都有类似问题，名目五花八门，什么考察交流、学习培训、项目调研，实际支出跟申报用途对不上的，不在少数。”
“教育局的查完，其他的也过一遍。”我说，“不搞运动式，一家一家来，发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重点是立规矩，把制度补上。”
吴局长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从审计局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沿着区政府前面的路往南走，走到老槐树那里。树还是那棵树，枝丫上已经冒出了嫩绿的新芽，一小簇一小簇的，毛茸茸的。树下有个老头在下棋，旁边围了一圈人看，吵吵嚷嚷的，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看懂棋局，但觉得热闹。有个老大爷扭头看了我一眼，大概认出了我，碰了碰旁边的人。几个人都转过头来，冲我点头笑笑，又转回去继续看棋。
我在清河的名声，大概就是这么传开的。不是电视上那个书记，是蹲在老槐树下面看下棋的书记。这样挺好。
回到家的时候，方敏已经回来了，换了家居服在厨房帮母亲做饭。我进门她回头看了一眼，说了句“回来了”，又继续切菜。小远在客厅写作业，咬着铅笔头，眉头皱成一团。
“怎么了？”
“数学题不会。”
我坐过去看了看，是一道应用题，关于水池进水和放水的。我给他讲了讲，他听了一半就懂了，低头刷刷地写。写完抬头冲我笑：“爸爸讲得比老师清楚。”
“那是你认真听了。”
他嘿嘿笑了一声，收拾书包去了。
晚饭的时候，方敏说了说文化馆的事。她说馆长姓胡，五十多岁，人挺和气，给她安排的活不多，主要是整理资料和协助搞活动。下周有个书画展，让她帮忙布展，可能会忙两天。
“忙点好。”母亲说，“忙起来踏实。”
方敏笑了笑，低头吃饭。小远在旁边插嘴：“妈妈，你上班的地方有小朋友吗？”
“有啊，周末有少儿书画班。”
“那我能去吗？”
“等你把作业写完再说。”
他撇撇嘴，继续扒饭。灯光打在一家人脸上，亮堂堂的。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说：“对了，妈，下周末我打算回石桥镇一趟，村小那边有批图书要送过去，我顺便去看看。”
“去呗。”母亲说，“带上小远，让他也看看。”
“我去我去！”小远立刻举起手。
方敏看了我一眼：“你爸去工作，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让他去。”我说，“看看也好。”
小远高兴得晃腿，筷子都差点甩出去。方敏摇了摇头，笑着没再说什么。
晚上，把两个孩子都哄睡了之后，我和方敏坐在客厅里。她织毛衣，我看材料。电视开着，放的是一档纪录片，讲传统村落的。画面里是南方的水乡，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有人在河边洗菜，有人在桥上走。
方敏忽然说：“李致远，你有没有想过，你回来之后，不光是你在变，你身边的人也在变。”
“比如？”
“比如你妈，以前在省城住不惯，现在在老家，每天去买菜、做饭、跟邻居聊天，精神比以前好多了。比如小远，在省城上学天天闷在楼里，现在能在院子里跑，周末还能跟你去乡下。”她顿了一下，低着头继续织，“比如我，以前总觉得日子没盼头，现在觉得，好像也还行。”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毛线在她手指间绕来绕去，一团一团的，慢慢变成了一件毛衣的形状。外面起风了，窗户被吹得哐当响。她抬头看了一眼，说：“明天可能要下雨。”
“下就下吧。”
“你明天还要去石桥镇吗？”
“下雨也去。”
她点点头，没再问。纪录片放完了，屏幕暗下来，映出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的影子。她靠过来，头搭在我肩膀上。我伸出手，揽住她。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有些痒。
外面的风还在刮，窗户还在响，屋子里很安静。
审计结果出来的那天，是个周三。吴局长亲自来的，拿着一份不算太厚的报告，但分量很重。
“李书记，教育局那六十万只是冰山一角。”他把报告推到我面前，“我们顺着查下去，发现区里几家平台公司跟教育局有资金往来，走的都是‘咨询费’‘服务费’的名目，实际上是拿教育经费在填平台公司的窟窿。”
我翻开报告，一页一页看。数字密密麻麻的，加起来有三百多万。这笔钱从教育经费里划出去，转了一圈，进了平台公司账户，然后以“工程款”的名义支付给了几家建筑商。而这几家建筑商承建的项目，恰恰是周德明妻弟在教育集团方案里提到的几所学校的翻新工程。
“绕了一圈，钱又回到了工程上。”我合上报告，“但账面上看不出问题，因为每一笔都有正规合同和发票。”
吴局长点头：“做的很隐蔽，如果不是查教育局的账，根本发现不了。而且……”
“而且什么？”
“其中有两笔走的审批签字，是孙梅副区长。”
我沉默了一会儿。孙梅分管教育，教育局的大额支出需要她签字。如果周德明做局，孙梅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她在这个局里扮演什么角色，是配合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真的不知情？
“报告先放我这里。”我说，“你那边继续查，但范围控制住，不要再扩大。”
吴局长应了一声，站起来要走，犹豫了一下又回头说：“李书记，这事如果往深里挖，可能会牵扯到更多人。平台公司那边，有几个退休的老领导打过招呼……”
“谁打的招呼？”
“这个……我不好说名字。”
“那就不要说。”我看着他，“你只管查账，其他事我来处理。”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门关上后，我靠在椅背上，把那本报告翻来覆去看了三遍。问题很清楚了，周德明在教育局六年，用各种名目把资金腾挪出去，通过平台公司洗了一道，最后流向了那几个学校翻新项目。项目是他小舅子做的，利润有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而孙梅的签字，是绕不过去的坎。
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开车去了城郊。清河边上有个小公园，平时没什么人，天快黑的时候，只有几个老头在河边钓鱼。我把车停在路边，沿着河堤走了一段。河面很宽，水不急，缓缓地流。岸边有棵老柳树，树干歪向河面，枝条已经抽出了新叶，嫩黄色的，在风里轻轻晃。
方敏给我打电话：“还不回来？饭都凉了。”
“在外面转转，马上回。”
“怎么了？听你声音不对。”
“没事，回去再说。”
她没追问，挂了电话。我又站了一会儿，看着河面上最后一抹天光慢慢暗下去。钓鱼的老头开始收竿了，一个接一个地走，骑上电动车消失在暮色里。就剩我一个人站在河堤上，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潮湿的凉意。
回到家，方敏把饭菜热了端上来。小远已经吃过了，在客厅写作业。我坐下来吃饭，她坐在对面看着我，没问。我吃到一半，放下筷子，把孙梅的事跟她说了。
她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查，肯定要查。但查下去，孙梅可能就毁了。”
“她是你提拔的？”
“不是，我来之前她就是副区长，分管教育是班子里定的。”
方敏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李致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别怪我多嘴。”
“你说。”
“如果你是孙梅，你当初签那个字的时候，知不知道钱有问题？”
我想了想：“应该知道。”
“那你还犹豫什么？”
她的语气很平，但分量很重。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刚认识那会儿，她在书店里给我推荐书的样子，认真、干脆，不拖泥带水。十几年过去了，她还是这样。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说。
她点点头，站起来收碗。走到厨房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你别把自己搞太累。有些事你做不了，也不是你的错。”
我没说话，坐在桌前把剩下的饭吃完。客厅里小远在喊：“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擦了擦嘴走过去，俯身看他的作业。灯下他的小脸仰着，眼睛亮亮的，满是期待。
“爸爸看看。”
我坐下来，拿起铅笔。方敏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的。母亲在房间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外面的风停了，窗户上的布帘子垂下来，安安静静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孙梅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有些意外，站起来给我倒水。
“不用忙，坐。”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她坐到对面，表情很镇定，但我注意到她握着水杯的手指微微发白。
“孙区长，教育局去年有几笔专项经费，你还有印象吗？”
她眼神闪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李书记说具体点，哪几笔？”
“走的平台公司那几笔，三百万左右。”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把水杯放在茶几上，抬起头看着我：“李书记，那几笔钱我当时问过周局长，他说是市里同意的，用于学校危房改造。手续齐全，我就签了。”
“市里哪个部门同意的？”
“他没说具体部门，只说是上面的意思。”
“你相信了？”
她抿了抿嘴，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委屈，又像是后悔：“周德明在教育局干了六年，和市里关系一直很密切。他拿来的文件上面有分管副市长的批示，我……”
“批示是真的？”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摇了摇头：“后来我发现那个批示是复印件，而且日期对不上。我问过他，他说原件在财政局存档，我让他拿给我看，他一直拖着。再后来，你来了，事情多了，我就没再追。”
我看着她。四十多岁的女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半辈子，一头短发梳得一丝不苟，此刻却低着头，肩膀微微缩着。她不是坏人，但她在该较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体制内这样的人很多，不算好官，也不算坏官，就是随大流。可正是这些随大流的人，养出了周德明这样的滑头。
“孙区长，那几笔钱的去向，审计局查到了几家建筑公司。”我说，“其中一家，法人代表姓陈。”
她的脸瞬间白了。陈，周德明妻弟的姓。
“我想让你写一份材料。”我看着她，“把当时签字的经过、周德明怎么跟你说的、批示的事，都写清楚。不要隐瞒，也不要推卸。你自己的责任，如实写。”
她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李书记，我……”
“写了之后，该承担什么责任，组织会按规定处理。”我说，“但如果你不写，等审计局正式出报告，性质就不一样了。”
她低下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上，过了很久，轻轻点了点头。
我从她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砖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光影。我踩着那些光往回走，心里沉甸甸的，但并不犹豫。
那天晚上回到家，方敏问我处理得怎么样。我说孙梅同意写材料了。她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小远跑过来拉我陪他下棋，我坐到地板上跟他下了三盘，输了两盘。他高兴得不行，说爸爸你水平太差了。
母亲在厨房喊吃饭，方敏过去帮忙端菜。小远还在摆棋盘，我靠在沙发上看着他。窗外天色暗下来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客厅，在地板上铺了一片暖色。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主任发来的消息：“李书记，明天上午市里有电话通知，让您去一趟，说是关于清河班子调整的事。”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回了一个“好”。
该来的总会来。周德明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不会因为他走了就消失。平台公司、建筑商、那几笔说不清道不明的资金，还有孙梅的签字，这些事早晚都要面对。
方敏端着菜出来，看见我盯着手机发愣，问了一句：“怎么了？”
“明天去趟市里。”
“关于什么事？”
“班子调整。”
她把菜放到桌上，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担心，但更多的是笃定。她大概猜到了什么，但没有追问，只是说：“吃饭吧，菜凉了。”
我放下手机，坐到桌前。小远爬上来坐在我旁边，母亲在主位上坐着，方敏给大家盛饭。灯光暖暖的，饭菜冒着热气。我看着这一桌子人，心里忽然很稳。
不管明天去市里面对什么，今晚这顿饭，我得好好吃。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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