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大英博物馆承认馆藏中约2000件物品失踪、被盗或受损，其中约1500件属于失踪或被盗，其余多为黄金部件被取下或留有工具损伤的藏品。
这些物品主要是希腊、罗马宝石和黄金首饰，体积小，容易被隐藏带走，并非埃尔金大理石雕或罗塞塔石碑这类大型藏品。
截至2026年9月，博物馆官网显示已追回654件，追缴工作仍在继续。若以大英博物馆约800万件藏品计算，2000件约占0.025%。支持继续留馆的一方据此认为，比例很小，不能说整个馆藏体系已经失效。
支持返还的一方则强调，问题从来不只是比例，而是这些物品长期未被完整登记，并在库房中持续流失。
对一家长期以专业保管能力为留存文物理由的博物馆而言，这种管理漏洞不可能只是一个微小的数字。
这场丑闻让一个旧问题变得更尖锐：那些来路存在争议的文物，究竟应继续留在世界性博物馆，还是应回到原属国？
历史学者拉菲·海德尔-曼库认为，失窃事件极其严重，但不能据此认定馆内数百万件文物都不安全，更不能把失窃直接等同于所有争议文物都应被永久移交。他的理由是，文物安全面临的不只是内部失窃，还有战争、恐怖主义和政治动荡。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曾破坏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摩苏尔博物馆的古代文物也曾遭毁坏。在他看来，大型博物馆仍能为文物提供保护、研究和公众展示条件，不应因一次严重管理失败，就把复杂的归还问题简化为一道选择题。
埃及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则尖锐反驳。他认为，英国博物馆未能保护好约2000件馆藏，本身就动摇了“留在伦敦更安全”的说法。
他发起过要求归还罗塞塔石碑的请愿，当时参与人数已达20万，并强调罗塞塔石碑对埃及的历史与身份认同意义。双方的争论并非只围绕一块石碑。
海德尔-曼库提出，罗塞塔石碑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这类藏品不仅属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百科全书式博物馆将不同文明的物品置于同一空间，让观众比较埃尔金大理石雕、罗塞塔石碑和贝宁青铜器背后的不同文明，也有其公共价值。
哈瓦斯承认英法学者曾为理解埃及文物作出贡献，但这不代表文物归属不必再讨论。埃及已建有大埃及博物馆和埃及文明博物馆，萨卡拉等地的考古发掘也在不断带来新发现。
所以对他而言，原属国并非缺乏保存与研究能力，而是在要求重新审视文物的来路和权利。这场争论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把“保存安全”和“所有权正当性”拆成了两个不同问题。
某家博物馆有更好的保管条件，不会自动证明它对每件藏品都享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原属国希望文物回归，也不意味着任何跨国展示和学术研究都应停止。
把两者混为一谈，容易让安全变成拒绝核查来源的理由，也会让正常的文明交流被误读为文物永远不能流动。这也是观察英国“无动于衷”时必须补上的边界。
英国博物馆并非什么都没做：它在追回被盗藏品，也会借展文物，2024年还将阿桑蒂王室器物长期借展至加纳。但借展不是归还，馆方追回自己被盗的物品，也不等于处理争议藏品的所有权。
1963年《大英博物馆法》原则上限制馆藏处置，只在重复品、不适合继续保留等少数情况下允许退出收藏。
2026年9月10日，英国政府在议会书面答复中明确表示，未评估修改该法的利弊，也无计划修法以允许帕特农神庙雕塑永久移交。直接问题虽然是希腊文物，却再次证明永久返还的法律门槛并未松动。
法国则在2026年5月9日颁布第351号法律，为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设立框架性返还通道。
这不是法国已将所有中国流失文物主动送回，而是对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间，有证据或严肃、明确且相互印证的线索表明系盗窃、掠夺或胁迫转让所得的文物，允许在原属国提出请求、联合科学委员会调查、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查后，由国务院命令决定退出公共收藏。
这是打开制度通道，不是不加审查的批量移交。
日本的情况更需要分清。
不能因一件中国文物现在日本，就断言它一定来自抢夺；正常购买、私人收藏、合法流转和历史掠夺必须分开。
但《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3日梳理的史料显示，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方就草拟过搜集中国文物的方案；之后一些机构在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等地获取资料5600多件、石刻资料8000多件，一些行为具有计划性和组织性。
这才是“最过分”的历史所指，而不是对所有在日中国文物一概定性。
2019年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追索，更能说明证据的重要性。
国家文物局在日本拍卖市场发现线索后，通过器型、纹饰、铭文、锈色、流转记录及进出境手续建立证据链，确认8件组器2014年后非法出境，最终于2019年8月追索回国。
这属于国际公约框架下的追索返还，不是普通捐赠，更不是借展。
2026年9月16日和17日，中方又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返还的两批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自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已有20多批、700多件（套）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
所以，英国的问题是永久移交的核心法律门槛仍然存在；法国的进展是建立了一条有证据、有审查的返还通道；日本的严重性来自有史料支撑的系统性侵害。
文物归来可以是捐赠、司法追缴、政府间返还或跨国追索，长期借展和尚在交涉则不等于所有权已经转移。
真正决定一件文物能否回家的，不是情绪化口号，而是可核查的来源、完整的证据和愿意行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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