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弦乐（瑞典语、英语译者）
快到国庆假期了，这时候除了放假前的兴奋外，正好可以想想上班“以外”的事。
近期欧洲好几个国家都在进行国家或地方层面大选，其中“缩减工时”成为一些政党的重要议题。在西欧和北欧，除了冰岛大范围实施了“四天工作制”外，其他国家并没有把这点写进法律，但缩短法定工时已是进行时。
一周工作四天，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企业吸引人时的免费咖啡。工业革命以来，减少工时的历史告诉我们，工作之外，除了休息，还有其他。
1817年，欧文提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自由支配”，在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者都在争取除了休息之外的其他，因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代价，除了拖垮的身体、高发的事故外，还有不合法用工，以及劳工间无止境的内卷。
人们意识到，八小时工作制的诉求里，有健康、安全，学习和成长，社区生活，以及人的天然属性：自由支配。
但这些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稍微了解一下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就知道了。即使汽车大厂福特在1926年推行的五天、40小时工作制，也不是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还是算账的结果：太于疲惫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事故越来越重大，而且没有休闲的人就不会买车。
工时的每一次缩短，都是这样拉锯和计算的结果。
或许有人说，科技发展后，缩短工时自然会发生。1930年，凯恩斯也是这么想的，他预言：一百年后人类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现在离2030年不远了，现实呢？
为什么科技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这只是有了缩短工时的基础，然而效率产生的成果如何分配，那就不是劳动者说了算的事，它可以变成更高的利润、更多的任务和考核，或是更少的工时，但选哪一项，是有议价权的那一方说了算。
2016年后，我国的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突飞猛进，走在世界前端，但企业员工的周平均工时却跟着上涨，2023和2024年接近49小时，2025年是48.6小时，比二百多年前的人类理想高出近5小时。
技术发展没有劳动者闲下来，反而更忙了，甚至由于信息技术的方便，工作还延伸到下班以后，领导的微信随时在家里炸响。
那么，缩短工时还能如何进行呢？回头看看欧洲的逐步实施。
劳动者延续了两个世纪前的传统，他们一直在争取，比如日常的工会，每一次的地方选举、国家议会选举，劳动者都在要求缩短工时，在进行有理有据的博弈。
不少国家也试行了试点，结果是乐观的。一项覆盖六个国家，41家公司近3000员工，每周四天工作的试验，工时减少，生产率未降，甚至有些公司略有提升，而且员工由于压力减轻，反而打消了离职念头。参与试验的61家公司经过综合评估，有56家选择继续实行四天工作制。
基于多方的调研和实践，比利时的法律明确了一点，员工有把工时压缩到四天的选择权；西班牙计划把法定工时降到37.5小时；英国的“灵活工时”越来越放宽。放眼亚洲，韩国在推进4.5天制。
他山之石至少可以表明一点，人除了上班，还该有健康的身体，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以及不被任何人、事打扰的日常空间。这不是上班之外的奖励，而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
想清这一点，就能明白，让现在的工时回到法定水平：每周40小时，和谈论四天工作制是同一个问题，它不是远方的事。
四天工作制不见得是标准答案，但是一个很好的提问。两个世纪前劳动者就在争取的历史说明，缩短工时是要有人觉得“不对”，然后一点点争取来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正是这点，发现“不对”，把那个问题再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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