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就在这个节点,中方一边接待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一边又公开敦促日本当政者反思纠错。

更巧的是,日本正在酝酿的新一轮防务计划,还传出未来5年考虑引进约5.2万套无人装备。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一边来北京谈生意,一边继续增加远程打击和无人作战能力,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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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年前的9月29日,中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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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972年联合声明,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对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日方同时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表示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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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9月29日外交部的表态,重点其实很明确。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

9月28日,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第二天,何立峰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这个访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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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治关系偏紧,经贸渠道反而还在往来?

因为现实很简单,日本企业不可能轻易离开中国市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相关调查显示,未来一到两年准备扩大在华业务的日企比例只有21.3%,确实已经降到调查启动以来的低位;但64.3%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扩大”加“维持”合计仍超过八成。

中国日本商会披露的另一个数字更直观,日本企业全球有7万多个海外分支机构,其中约3万个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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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工商界为什么着急?

因为中国对很多日本企业来说,不只是销售市场,还是制造基地、供应链节点、研发和人才市场。

政治关系如果长期波动,企业最后承担的就是成本,这也是我认为当前中日关系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以前东京可以设想,把安全问题放安全问题里谈,把经贸问题留给企业解决,但现在两者之间的隔离墙越来越薄。

企业最怕的并不是某一次外交争论,而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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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口规则变一次,明天供应链再调整一次,后天市场预期又改变,企业自然会越来越保守。

因此,中方继续接待日本经贸代表团,并不意味着原则问题已经翻篇;反过来,中方在原则问题上表态,也不等于经贸合作必须全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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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方公开政策看,这两条线其实很清楚:民间和经贸交流继续保留,政治原则问题则要求日方遵守已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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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经贸问题,中日之间还比较容易找到利益交集,真正让外界越来越关注的,是日本安全政策正在明显变化。

9月中旬,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披露,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新版《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考虑在2027年至2031年的5年里,引进大约5.2万套无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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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披露的草案,其中大约1万架是长距离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用于攻击舰艇,约7500架承担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任务,另外还包括无人潜航器、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车辆。

日本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多无人装备?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出,要在2027年度构建名为“SHIELD”的多层沿岸防御体系,大量运用UAV、USV和UUV,也就是无人机、无人水面艇和无人潜航器。

2026年度,仅强化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就安排了约2773亿日元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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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还明确提到少子化、人口减少和自卫队人员不足,因此希望通过无人化、省人化来减轻人力压力。

这些理由本身并不难理解,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增加无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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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日本这次变化不只有“无人化”。

日本现行《防卫力整备计划》已经明确发展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包括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岛屿防卫高速滑翔弹、极超音速导弹以及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并规定在符合日本国内相关条件时,可将这类能力用于所谓“反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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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问题就变了,无人侦察机是一回事,几千上万架具有远距离攻击能力的无人装备又是另一回事。

从地区安全角度看,日本如果同时增加远程导弹、远程无人机、反舰无人平台和情报监视体系,周边国家自然会重新评估日本军事能力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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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日本到底买多少架无人机,而是日本安全政策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

它过去强调的是“专守防卫”,现在则越来越重视在更远距离发现目标、锁定目标和实施反击,这种变化一旦持续,经贸和安全就更难完全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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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三笔账,就是历史,9月22日,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再次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里的所谓“敌国条款”。

所以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言,并不等于这些条款马上就能删除。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越强调摆脱战后身份,外界越会把它今天的安全政策和二战历史放在一起观察。

王毅9月28日会见岩屋毅时也专门提到,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并把日本如何认识侵略历史、如何看待“和平宪法”与今天的中日关系联系起来。

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前面那三本账,日本希望经济这本账继续和中国做生意;安全这本账继续扩大远程和无人作战能力;历史这本账则希望逐步减少战后制度留下的限制。

单独看,每一项都能找到日本国内自己的政策解释,可是放在一起,问题就来了。

经济合作需要稳定预期,稳定预期需要政治互信;安全政策变化会影响政治互信;历史认识又直接影响周边国家怎样理解日本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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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其实是一条链,日本企业的压力也能说明问题。

本田公布的2025财年,也就是截至2026年3月的财报显示,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年度净亏损达到4239亿日元,这是本田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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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汽车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样是不少日系车企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现在摆在日本面前的,其实不只是外交选择,更是一道现实的成本题。

中国市场、供应链和产业竞争是一笔账;防务扩张是一笔账;处理战后历史和周边关系还是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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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今天中日关系真正的矛盾,就出在日本越来越想把这三笔账分开算,而现实却正在把它们重新拴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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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现在传递的信息也很明确,经贸合作的大门没有关,9月29日,何立峰会见访华团时再次表示,中国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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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不是谁在一次会谈里说了几句好话,也不是某一批无人机最终到底买多少。

更重要的是,日本能不能长期维持一种状态:经济上继续享受合作收益,安全政策不断外扩,历史问题又持续重新解释,却希望三者永远互不影响。

从今天中日关系的现实看,这个空间正在明显缩小,54年前那份《中日联合声明》之所以今天还被反复提起,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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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可以发展新的利益,可以调整新的政策,但一段关系想长期稳定,总得有一套大家都承认的基本规则。

规则一旦松动,最先感到不安的,往往不是外交官,而是企业、投资者,以及每天都要承担经济成本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