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村信用社出来，把三张纸币和一枚硬币数了两遍，塞进贴身口袋。
那天大伯二伯都回来了，饭桌上一个说退休金一万二，一个说五千八，父亲只顾扒饭。
半夜我听见他在院里咳，手电光晃过墙角的化肥袋。
第二天，村里贴出征地公告，大伯二伯没走。
母亲把电话打给我，说父亲蹲在老宅门口，谁劝都不起来。
我赶回家时，堂屋里摆着一份协议，奶奶的轮椅堵在门口。
父亲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忽然发现，他手里攥着的那张养老金存折，已经被汗浸透了。
01
腊月二十八，我从城里坐大巴回村。
车上挤满了扛编织袋的人，过道里塞着鸡笼和油桶，一股子牲口棚混着方便面的味儿。
我缩在最后一排，兜里揣着两条给父亲买的烟，三十块钱一条的那种。
到家时天已经擦黑。
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不用看牌照，大伯的。
旁边还杵着一辆银灰色面包车，二伯的。
两辆车把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的空地占得满满当当，父亲的三轮车被挤到墙根，车斗里还放着半袋没卸完的复合肥。
堂屋里灯亮着，隔着棉帘子都能听见大伯的笑声，那声音跟广播里的播音员似的，字正腔圆，底气足。
我掀帘进去，一股热气混着酒味扑过来。
大伯坐在正对门的椅子上，腰板挺得笔直，手里端着搪瓷缸，缸里是父亲平时舍不得喝的龙井。
二伯坐在他左手边，翘着二郎腿，指缝里夹着根烟，烟灰弹在地上，母亲刚扫过的地。
父亲坐在最靠里的矮凳上，怀里抱着奶奶的半碗粥，一勺一勺往她嘴里喂。
奶奶偏瘫三年了，右边身子动不了，嘴也歪，喝一口漏半口。
父亲拿毛巾接着，漏出来的粥水把毛巾洇湿了一片。
大伯看见我，搪瓷缸往桌上一搁，响了一声脆的。“子晋回来了，城里混得咋样？”
我说还行。
二伯吐了口烟，眯着眼笑：“送快递一个月能挣多少？够不够花？”我没接话，把烟搁在父亲手边。
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下巴瘦得尖出来，颧骨上的皮贴着骨头，一笑就扯出好几道褶子。
饭是母亲一个人做的。
六个菜，一盘腊肉炒蒜薹，一盘白菜炖粉条，一盘花生米，一盘炒鸡蛋，一条红烧鱼，还有一碗蒸咸菜。
大伯动了筷子，二伯跟着动，父亲没上桌，说奶奶还没吃完。
大伯嚼着花生米，嘎嘣嘎嘣响，忽然叹了口气。
“根宝啊，你这日子过得，太清苦了。”
父亲没抬头，拿袖口擦了擦奶奶嘴角。“习惯了。”
二伯把烟掐灭在桌角，身子往前探了探。
“哥，我跟你算笔账。我跑车跑了三十五年，退休金五千八，够我和你弟妹在县城吃喝。大哥更不用说，部队转业，一万二，花都花不完。你呢？一个月一百二十七。”
父亲的手停了一下，勺子悬在碗沿上。奶奶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像是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大伯放下筷子，语气里带着那种在部队当领导的开会腔。
“根宝，我跟你二弟商量过了。妈现在这个情况，三家轮流照顾，一家四个月。老宅将来怎么处理，也趁早说清楚，省得以后麻烦。”
父亲把碗搁在奶奶膝盖上的小桌板上，拿毛巾给她围好下巴，这才慢慢直起身。
他看了大伯一眼，又看了二伯一眼，嘴角动了动，没出声。
转身去灶上端自己的饭，一碗白粥，就着蒸咸菜，呼噜呼噜喝起来。
大伯和二伯对了个眼神。二伯又点了根烟。
那顿饭吃了快一个钟头。大伯讲省城的房价，二伯讲他跑车时见过的稀奇事，父亲一句话没插。我坐在门槛上剥花生，花生壳扔进灶膛里，噼啪响。
晚上我睡西屋。
炕烧得太热，翻来覆去睡不着。
十一点多，听见院里有人走动，我披衣服起来，趴在窗台上看。
父亲蹲在墙根底下，面前是那个装化肥的蛇皮袋，他伸手进去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借着手机屏的光看了几眼，又塞回去。
然后捂着嘴咳了一阵，肩膀一耸一耸的，咳完了拿手背抹了一下嘴，起身回屋。
第二天一早，大伯二伯还没走。
村口大喇叭忽然响了，村支书何建国扯着嗓子喊：“全体村民注意，全体村民注意，征地公告贴到村委会墙上了，各家各户派人去看！”
我赶到村委会时，父亲已经蹲在公告墙根底下了。
他前面围了一圈人，都在议论。
老宅那一片，加上承包地，补偿款加起来可能上百万。
我挤进去，父亲蹲在最前面，一字一字地看，看完了也没动地方，就那么蹲着。
大伯和二伯的车一前一后开过来。
大伯下车时皮鞋踩在冻硬的泥地上，咯噔咯噔响。
二伯小跑着过来，拨开人群往里挤。
两人看完公告，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父亲这才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他个子本来就矮，站在大伯二伯中间，矮了大半个头。
大伯穿的是呢子大衣，二伯穿的是皮夹克，父亲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
“根宝，”大伯的声音有点发紧，“这事得好好商量。”
二伯接得快：“对对对，得好好商量。”
父亲看了他们一眼，转身往家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说了句：“商量啥？地是我种的，房是我修的，妈是我管的。”
声音不高，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大伯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二伯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父亲继续往前走，步子不快，但没停。
我追上去，跟在他身后。
他的背有些驼，棉袄后襟上沾着喂鸡时溅的菜叶子，干在上面，黄乎乎的一小块。
到家时母亲正在院子里晾尿布。
父亲从她身边走过去，进了堂屋，把门带上了。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紧闭的堂屋门，嘴唇抿成一条线，没说话，继续晾尿布。
风把尿布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面小白旗。
那天晚上父亲没吃饭。
母亲把饭热了三回，他都说等等。
等到八点多，他从堂屋出来，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在灯底下翻开。
我从没见过那张存折，蓝皮的，边角卷了毛。
他翻到最新一页，上面打印着一行小字：本月养老金127元，余额389元。
他看了很久，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存折边角，翻来覆去地看，像是想从里面翻出什么别的东西来。
最后他把存折合上，塞进贴身衬衣的口袋里，用手在外面按了按，确认放平了。
母亲端饭进来，他接过去，蹲在门槛上吃。吃着吃着忽然停下来，抬头看母亲。“德霞，你明天把西屋收拾收拾，被子晒晒。”
母亲问：“谁要来？”
“大哥二哥说，明天过来商量事。”
母亲把碗往灶台上一顿，声音发紧：“商量啥？商量怎么分你的地？”
父亲没接话，埋头扒饭。筷子碰着碗沿，叮当响。
02
第二天大伯二伯来得比头天还早。大伯提了一箱牛奶，二伯拎了两条鱼，进门就往灶台上放。母亲没动那些东西，该喂鸡喂鸡，该扫院扫院。
堂屋里坐了五个人。
大伯坐在正位上，二伯坐旁边，父亲坐门槛上，我和母亲靠门站着。
大伯清了清嗓子，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打印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
“根宝，我咨询过了。老宅是咱爸留下的，按法律，兄弟三个都有份。地呢，虽然是你种的，但承包权是咱爸的名字，也得三一三十一。妈的生活费、医药费，三家平摊。将来妈百年之后，房子和地怎么分，今天定个章程。”
父亲拿过那几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他识字不多，看得慢，嘴唇跟着一行行地动。看到最后，他把纸放在膝盖上，抬起头。
“大哥，你说妈的生活费三家平摊。那这三年，妈住在我这儿，吃喝拉撒都是我管的，怎么算？”
二伯接话：“那你不也种着地吗？地里的收成呢？”
父亲看了二伯一眼。
“收成？一亩地一年挣几个钱，你种过地你知道。去年玉米八毛一斤，化肥涨到一百六一袋，算下来一亩地挣不到三百。我种了六亩，刨去成本，落手里不到一千五。”
大伯摆手：“账不是这么算的。地是集体分的，你有使用权，这就是收益。再说妈住在你这儿，你不也住着老宅吗？”
父亲不说话了。他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解放鞋，鞋头破了个洞，露出里面灰扑扑的袜子。母亲在门边憋不住了，声音有点颤。
“大哥二哥，你们说这话亏不亏心？爸走的时候，后事是谁办的？妈偏瘫这三年，住院多少次，你们回来过几趟？大哥你寄过钱，一年两千，我记着账呢。二哥你寄过一千五。可妈住一次院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去年秋天那次，住了十二天，报销完还花了四千六。这些钱哪来的？都是根宝卖粮食、打零工凑的。”
大伯的脸涨红了，张了张嘴。二伯把烟掐了，站起来又坐下。
父亲伸手把母亲往身后拦了一下。“德霞，别说了。”
母亲甩开他的手，眼圈红了，声音却压得很低。
“我就要说。根宝不让说，我今天非说不可。大哥你退休金一万二，二哥你五千八，你们谁差钱？可根宝一个月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七啊大哥，你一顿饭钱都不够。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妈要吃什么药他买什么药，自己咳了半年舍不得去卫生院拍个片子。”
堂屋里没人说话。
大伯看着手里的打印纸，二伯盯着地上的烟头。
父亲站起来，走到奶奶屋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奶奶醒着，睁着眼看天花板，嘴角歪着，一丝口水淌到枕头上。
父亲拿毛巾给她擦了，回来重新坐下。
他打开那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展开，是一张诊断书。
他把诊断书放在那几张打印纸旁边。
“这是我前天去县医院拿的。胃癌，早期。手术费八万。”
大伯猛地抬头。二伯手里的烟掉在地上，滚了两圈。
父亲的声音很平。
“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地的事，妈的事，你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有一条，妈活着一天，就住在我这儿一天。她住惯了，挪地方活不长。”
大伯盯着那张诊断书看了半天，嘴唇哆嗦了两下。“根宝，你咋不早说？”
父亲没回答，把诊断书折好，塞回信封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里，拿起墙根的锄头，往菜地走。走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子晋，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到菜地。
冬天的菜地光秃秃的，垄沟里还有没烂完的白菜帮子。
父亲把锄头往地上一插，蹲下来，从兜里摸出烟，我给他点着。
他吸了一口，呛得咳了两声，拿手背捂了一下嘴，手背上有点红。
“爸，你咳血了？”
他没回答，吸了口烟，看着远处的麦田。麦苗刚冒头，绿蒙蒙的一层，贴着地皮。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你大伯当年当兵，名额是我的。”
我愣了一下。父亲从来没提过这事。
“那年我十八，你大伯二十。部队来招兵，村里两个名额。体检我过了，你大伯没过，他眼睛不行。后来你大伯找我，说他想去。我想了想，让他去了。你奶奶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弹了弹烟灰。“我腿上有伤，就是那年冬天修水库落的，体检的时候没查出来，后来复检才发现的。反正也去不成了，不如让给他。”
我问：“那二伯呢？”
“你二伯那时候在学开拖拉机，后来去跑运输。他脑子活，日子过得比你大伯还早好起来。再后来你大伯转业进了省城，二伯买了货车，就剩我在村里。”
他把烟屁股摁灭在锄头把上。“这些事你别跟你妈说，也别跟你大伯二伯提。没意思。”
我点头。
远处传来二伯打电话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像是在跟谁解释什么。
父亲站起来，把锄头拔出来，开始在菜地里刨冻土。
一锄一锄的，很慢，但没停。
我站在地头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发现他右边肩膀比左边低一些，那是常年挑担子压出来的。
03
大伯和二伯那天没走。
晚饭是母亲做的，大伯母苏雪梅和二伯母张娇也来了。
苏雪梅是大伯后来打电话叫来的，说是身体不好，一个人在省城不放心。
张娇是自己坐班车来的，进门就钻进灶房帮母亲烧火，嘴没闲着。
“嫂子，你说这事闹的。大哥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死要面子，说话不中听，心不坏。二哥就更不用说了，跑车跑得脑子活，算盘打得太精。”
母亲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映在脸上，没接话。
饭桌上坐了九个人。
大伯坐主位，二伯坐他右边，父亲坐左边。
大伯母挨着大伯，二伯母挨着二伯。
我和母亲坐在下首。
奶奶的轮椅推在父亲旁边，父亲一边自己吃一边给奶奶喂。
大伯母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拿手帕擦嘴。“根宝，你这菜做得太咸了，妈不能吃这么咸。”
父亲的手顿了一下。母亲在桌底下捏了捏筷子，没出声。二伯母赶紧打圆场：“嫂子你尝尝这个鱼，我带来的，新鲜着呢。”
大伯清了清嗓子，把筷子搁下。
“根宝，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我把话说明白。妈的事，地的事，还有你身体的事，咱们得有个章程。你那个诊断书，我看了，手术不能拖。八万块钱，三家凑，一家两万六七，我出得起。”
二伯接话：“我也出得起。”
父亲给奶奶擦了擦嘴，慢慢放下碗。“我说了，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大伯急了，声音拔高：“你想什么办法？你一个月一百二十七，攒到猴年马月？”
父亲抬起头，目光从大伯脸上移到二伯脸上，又移回来。
“大哥，你退休金一万二，你出两万六七不心疼。二哥五千八，出两万六七也不伤筋动骨。可你们算过没有，妈在我这儿住了三年，我花了多少？”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旧账本，塑料皮都卷边了，里面的纸页泛黄。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记着账。
“前年三月，妈住院，自费部分三千二。去年七月，妈感冒转肺炎，住院十二天，自费四千六。妈的降压药、降糖药、偏瘫康复的药，一个月四百多，三年就是一万五。还有尿不湿、护理垫、营养粉，一个月两百多，三年八千。这些加起来，三万两千多。”
他把账本往前推了推。“你俩三年一共寄了七千五。剩下的两万五，谁给我补？”
堂屋里静得能听见灶膛里柴火塌下去的声响。
大伯母拿手帕按着眼角，二伯母看着桌面不吭声。
大伯盯着那个账本，喉结上下动了动。
二伯把烟摸出来，又塞回去。
奶奶忽然动了一下。
她的左手在轮椅扶手上拍了两下，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
父亲赶紧凑过去，把耳朵贴到她嘴边。
奶奶说了句什么，含含糊糊的，父亲听了半天，点了点头。
他直起身，看着大伯和二伯。“妈说了，她哪儿也不去。她就住我这儿。”
大伯张了张嘴。
二伯拉了他一把。
大伯最终没说出话来，把打印纸收进公文包，起身去了院里。
二伯跟出去，两人站在槐树底下抽烟，烟头明灭，低声说着什么。
风把他们的声音刮碎了，只听见二伯说了句“大哥你听我说”，后面就没了。
那晚大伯和二伯连夜走的。
大伯的轿车发动时，父亲站在院门口，没出去送。
车灯扫过院墙，照亮了墙根底下那袋化肥，又暗下去。
二伯的面包车跟在后面，开出去十几米停了一下，二伯从车窗里探出头，朝父亲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缩回去，车走了。
母亲收拾碗筷，父亲去奶奶屋里给她洗脚。
我站在院里，看见父亲把奶奶的脚放进搪瓷盆里，水有点烫，奶奶缩了一下，父亲赶紧拿手试了试，又添了点凉水。
他蹲在地上，低着头给奶奶搓脚，后脖颈上的皮皱巴巴的，头发白了一大半。
第二天早上，我陪父亲去信用社。
他每个月取一次养老金，雷打不动。
信用社在镇上，骑三轮车要二十分钟。
路上他忽然停下来，蹲在路边又咳了一阵，这次我没让他糊弄过去，拽着他直接去了镇卫生院。
拍了片子，医生看了半天，说肺部有阴影，建议去县医院再查。
父亲把片子塞进兜里。“先取钱。”
到了信用社，柜台后面的小姑娘认得他，笑着打招呼：“谢大爷，又来取钱啊？”父亲把存折递进去，小姑娘刷了一下，说：“这个月还是127元，取多少？”
父亲说：“全取。”
小姑娘递出来三张纸币和一枚硬币。
三张纸币，一张一百的，一张二十的，一张五块的。
硬币是两块的。
父亲接过来，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塞进贴身口袋，用手在外面按了按。
出了信用社，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阳光照在脸上，颧骨上的皮绷得发亮。
他摸出烟盒，里面只剩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呛得弯腰咳。
咳完了直起身，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
“子晋，你回城里去吧。该上班上班。”
我说我多待几天。
他摇头。“不用。你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回去好好挣钱。你妈一个人在家，我能照应。”
他骑上三轮车，往村里走。
车斗里放着那三张纸币和一枚硬币，压在化肥袋子底下。
我站在信用社门口，看着他越骑越远，后背驼着，蹬车的动作一下一下的，很慢。
04
我在家又待了三天。
父亲照常每天给奶奶翻身、擦洗、喂饭，照常下地刨冻土，照常半夜起来咳。
第三天晚上，我翻他藏在化肥袋里的那个牛皮纸信封，诊断书还在，存折也在。
存折翻开的那页上，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手术费八万，借大舅一万，借表姑五千，卖玉米六千，还差五万九。
纸条边角有汗渍，字迹模糊。
我把纸条放回去。第二天一早，我跟父亲说去县医院问问手术的事。他没拦我，只说了句“别听医生吓唬，我身子骨自己有数”。
县医院肿瘤科在四楼。我挂了号，找到主治医生马瀚文。他三十出头，戴眼镜，说话不急不慢。他看了父亲的片子，又看了我一眼。
“你是他儿子？”
“胃癌早期，手术切除后五年生存率很高。但不能再拖了。你父亲这个情况，最多再等一个月。费用的话，报销完自费部分大概六到八万。”
我问能不能先做手术，钱慢慢凑。马医生摇头，说医院有规定，住院押金至少交四万。
从医院出来，我在台阶上坐了很久。
手机响了几次，是站点催我回去上班。
我没接。
给几个朋友发了微信，一个回了两千，一个回了一千，还有一个说手头紧，过两天再说。
加起来三千。
回到村里已经下午了。
远远看见村委会门口围了一堆人，比那天看公告的人还多。
我挤进去，墙上贴着一张新公告，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征地补偿标准，老宅宅基地按面积算，承包地按亩数算，青苗费另计。
旁边还贴了一张示意图，红线标出了征迁范围。
父亲蹲在最前面，还是那个位置。
他手里攥着那张示意图的复印件，手指头点着红线内的那片区域，那是老宅和屋后的六亩地。
他蹲了很久，旁边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一直没动。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他扭头看了我一眼，眼睛浑浊，眼白发黄。
“子晋，你大伯刚才打电话了。”
我没接话。
“他说他明天回来，带着律师。”
父亲把示意图折好，塞进棉袄内兜。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我扶住他胳膊，隔着棉袄都能摸到骨头。
回到家，母亲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父亲没吃，进了奶奶屋。
我站在门外，听见他跟奶奶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
奶奶偶尔应一声，含含糊糊的。
过了很久，父亲出来，手里拿着那个铁盒。
铁盒原本在奶奶枕头底下，我见过一次，铁皮锈迹斑斑，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喜字。
父亲把铁盒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有一张旧军装照，黑白的一寸照，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军装，眉眼看着像大伯。
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体检表，纸脆得发黄，折痕处已经裂了。
还有一张更旧的纸，是诊断书，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诊断结果那栏写着：右膝半月板损伤，不宜剧烈运动。
体检表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两个字：谢德元。字迹被水洇过，模糊了。
父亲把体检表翻过来，对着灯看了半天。然后他把铁盒盖上，推到我面前。
“你明天去县里，把这个给你大伯看。”
我问：“这是什么？”
父亲没回答，起身去灶上端饭。母亲在灶台前站着，背对着他，肩膀一抽一抽的。父亲从她身边走过去，盛了碗粥，蹲在门槛上吃。
那天夜里我又听见父亲咳。
这次咳得比哪次都久，断断续续的，中间夹着喘气声。
我披衣服出去，看见他坐在院里的石墩上，手里攥着那个铁盒，月光照在他脸上，嘴唇上有一抹暗色。
他看见我，把铁盒递过来。“你拿着。明天你大伯来了，给他看。”
我接过来，铁盒冰凉。父亲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我一眼。月光底下，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
“子晋，你大伯当年体检没过，是我替他去的复检。”
他说完就进屋了，门轻轻带上。我站在院里，铁盒攥在手里，沉甸甸的。
05
大伯是第二天上午到的，果然带了个律师，夹着公文包，戴金丝眼镜。
二伯也来了，这回没开面包车，坐了辆出租车。
两人进了堂屋，律师把公文包打开，拿出厚厚一沓文件。
父亲坐在门槛上，没上桌。母亲端了茶，放在桌上就退到灶房去了。我把铁盒放在桌上，推到律师面前。
律师打开铁盒，翻了翻里面的东西，动作很快，但翻到那张体检表时停住了。他把体检表拿起来，对着光看，又翻过去看背面的名字，眉头皱起来。
“谢先生，这张体检表上的名字是谢德元，但照片和基本信息都是谢根宝的。这是怎么回事？”
大伯伸手把体检表拿过去，看了半天。他的手开始抖，抖得那张脆纸哗哗响。二伯凑过去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大哥，这……”
大伯把体检表放在桌上，两只手撑着桌沿，半天没直起身。堂屋里没人说话。律师看看大伯，又看看父亲，把文件慢慢收回了公文包。
父亲从门槛上站起来，走到桌前，把体检表翻过来，指着背面那两个字。
“大哥，你当年复检没过，是我替你去的。我替你查了眼睛，查了心脏，查了腿。腿伤是修水库落下的，体检的时候瞒过去了。你走的时候跟我说，你出去混好了就回来接我。我等你来接，等了四十年。”
大伯猛地抬头，眼眶通红。“根宝，我……”
“你寄钱，一年两千。我收了。可妈住院的时候，你在哪？我腿疼得走不动的时候，你在哪？”
父亲的声音一直很平，没有起伏。他从兜里掏出那张诊断书，放在体检表旁边。“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替你查身体。这次不用你替，我自己查的。”
大伯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椅子上。二伯赶紧扶住他。大伯张了张嘴，声音嘶哑：“根宝，手术费我出。全部我出。”
父亲摇头。“不用。地的事，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只有一个条件。”
他看了一眼奶奶的屋门。“妈活着一天，就住我这儿。她走了，老宅你们分，我一分不要。”
二伯急了：“哥，你这说的什么话？”
父亲没理他，转身进了奶奶屋。
门关上了。
大伯站在堂屋里，手里攥着那张体检表，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哭出声来。
二伯蹲在地上，拿手捂着脸。
律师早就收了东西站到院里去了，背对着堂屋抽烟。
那天中午谁也没吃饭。
大伯在堂屋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中间进去过一次奶奶屋，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眼睛红肿。
二伯一直在院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偶尔蹦出一句“你赶紧给我转过来”。
傍晚时候，父亲从奶奶屋出来，手里端着一碗药。他把药放在桌上，看了大伯一眼。“大哥，你那个高血压的药带了没有？我看你脸涨得通红。”
大伯愣了一下，摸了摸兜，没摸出来。父亲从窗台上拿了个小药瓶，倒了两粒递过去。“先吃我的。”
大伯接过去，就着茶水咽了。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面对面站着，谁也没再说话。二伯从院里进来，手里攥着手机，屏幕还亮着。
“哥，我凑了四万，明天到账。”
父亲看了他一眼。“你儿子不是要买房吗？”
二伯摆摆手。“房子的事往后推，不急。”
父亲没再说什么。
他走到灶房门口，探头看了一眼。
母亲正在切菜，刀剁在案板上，咚咚咚的，节奏比平时慢。
父亲站了一会儿，回头对我说：“子晋，明天你陪我去县医院，把住院手续办了。”
06
第二天一早，我们仨坐二伯的面包车去县医院。
大伯也去了，坐副驾驶，一路没怎么说话。
父亲靠在后座上，闭着眼，脸色蜡黄。
路过镇上的时候他让二伯停了一下，去信用社把存折里的钱全取了，三百八十九块，塞在贴身口袋里。
到了医院，马医生开了住院单。
押金四万，二伯当场刷了卡。
大伯把住院单拿过去看了一眼，从兜里摸出一张银行卡，塞给二伯。
“这里面有五万，先用着。”
二伯接过去，看了大伯一眼，没说话。
父亲住进了四楼肿瘤科。
病房三张床，靠窗的那张空着，父亲住了靠门的那张。
护士来量血压、抽血、做皮试，忙了一个多小时。
父亲一直很配合，让伸手就伸手，让翻身就翻身。
护士走了以后，他靠在床头，看着窗外。
窗外是县城的街，车来车往。父亲看了一会儿，忽然说：“这楼真高。”
二伯站在床边，手里削苹果，苹果皮断了好几截。“哥，你别想太多，手术做了就好了。”
父亲没接话，转头看着我。“子晋，你回去把你妈接来。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当天下午回了村。
母亲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父亲的换洗衣服、毛巾、拖鞋，还有奶奶的药。
她站在堂屋里，看着奶奶的轮椅，眼圈红着。
“你爸让我把妈也带去医院。”
我说医院不方便。
母亲摇头。
“你爸说，他住院的时候，妈得有人管。你大伯二伯轮流来，但妈离不开人。他说让我带着妈去医院附近租个房子，他每天打完针过来看一眼。”
我拗不过她。
村支书何建国帮忙找了个面包车，把奶奶连轮椅一起搬上去。
母亲坐在奶奶旁边，一只手扶着轮椅，一只手攥着那个铁盒。
铁盒里现在只剩那张旧军装照了，体检表和诊断书都留在了堂屋桌上。
到了县城，母亲在医院后街租了间平房，一个月三百，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她把奶奶安顿好，又赶去医院。
父亲刚做完术前检查，躺在病床上，看见母亲进来，笑了笑。
“租好了？”
母亲点头。“一个月三百。”
父亲说：“贵了。隔壁那条街有二百五的。”
母亲没理他，把带来的饭盒打开。小米粥，蒸鸡蛋，一小碟咸菜。父亲接过去，吃了两口，忽然停下来。
“德霞，这些年苦了你了。”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别过脸去，拿袖子擦了擦眼睛。“说这些干啥，吃饭。”
父亲低头继续吃。病房里另外两张床的病人和家属都看着这边，没人说话。靠窗那床的老太太叹了口气，把自己的帘子拉上了。
那天晚上大伯和二伯都来了。大伯带了一兜水果，二伯带了箱牛奶。两个人站在床尾，看着父亲吃饭。大伯忽然说：“根宝，你那个账本呢？”
父亲从枕头底下摸出来，递给他。大伯翻开，一页一页地看，看了很久，然后把账本合上，从兜里掏出手机，对着账本拍了照。
“这些账，我回去慢慢还你。”
父亲摆摆手。“不用。妈的事，你们心里有数就行。”
二伯把牛奶箱拆开，拿了一盒插上吸管递给父亲。父亲接过去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太甜。”
二伯笑了。“你一辈子没喝过几回牛奶，还嫌甜。”
父亲也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医院里笑，嘴角扯起来，颧骨上的皮绷紧了，皱纹挤在一起。
大伯和二伯也跟着笑，笑着笑着，大伯别过头去，拿手抹了把脸。
07
手术安排在入院第五天。
前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床边。
病房里灯已经熄了，只有走廊的光从门缝里透进来。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存折你拿着，密码是你生日。里面还剩三百八十九，取出来给你妈买件棉袄。她那个棉袄穿了五年了，袖口都磨破了。”
我攥着存折，没说话。
“老宅的宅基地证在铁盒里，你奶奶按过手印了。将来不管拆不拆，房子留给你。你妈愿意住就住，不愿意住就卖了，随她。”
他停了一下。“你大伯二伯要是以后遇到难处，能帮就帮一把。但别学我，把自己搭进去。”
我问他：“你后悔吗？当年把当兵名额让出去。”
父亲沉默了很久。走廊里有护士推着车经过，轮子在地上滚出闷响。等那声音远了，他才开口。
“不后悔。你大伯要是留在村里，他那个眼睛干不了农活，一家人得饿死。你二伯脑子活，在哪儿都能混开。就我，没本事，只能种地。但地种好了也能活人。”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睡吧，明天还手术。”
第二天早上八点，父亲被推进手术室。
母亲、大伯、二伯、我，四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大伯坐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在部队开会。
二伯来回踱步，皮鞋跟敲着地砖，哒哒哒的。
母亲靠着墙，眼睛盯着手术室的门。
手术室的灯亮了两个多小时。
中间有护士出来过一次，说手术顺利，让家属别担心。
大伯站起来又坐下，手在膝盖上搓了两下。
二伯掏出烟盒，想起来医院不能抽，又塞回去。
快十一点的时候，门开了。
马医生先出来，摘了口罩，说手术很成功，切除得很干净。
母亲一下子瘫在椅子上，拿手捂着脸哭。
大伯和二伯同时站起来，凑过去问后续治疗的事。
父亲被推出来时还闭着眼，脸色苍白，嘴唇干裂。
我跟着推车进了病房，护士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项。
大伯和二伯站在病房门口，看着父亲被挪到床上，谁也没进来。
过了一会儿，大伯转身走了，二伯跟出去。
我追到走廊，看见大伯站在楼梯间里，背对着我，肩膀在抖。
二伯站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我没过去。回到病房，母亲正拿棉签蘸水给父亲润嘴唇。父亲的眼皮动了一下，没睁开，但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
“妈……的药……”
母亲凑到他嘴边听，听清了，眼泪掉在他脸上。她赶紧擦了，轻声说：“药够，你安心养着。”
父亲这才安静下来，呼吸慢慢平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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