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腹地的那个村子,小得在地图上找不到。我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当宠物养,是真要用,看家护院,夜里有个动静,它先听见。人穷的时候,连防贼都得借一条命来担着。

我六岁那年,母亲从邻居家抱回一只小狗,才三四个月大,浑身黄色,黄得像新磨的玉米面。母亲把它塞进我怀里:养着吧。它在我怀里发抖,小小的心跳一下一下撞我的手心。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一抱就是十年。

它叫大黄。黄狗就叫大黄,像穷人家的孩子叫二小、叫妮子,名字不过是个记号,好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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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抱着它。它小时候软得像一团热棉花,我走到哪儿抱到哪儿。母亲喂它,我也喂它,其实没什么可喂的。家里穷,人吃什么,它就吃剩下的。刷锅水拌点糠,偶尔有块红薯皮,对它就是过年。

它吃得很香,尾巴摇得整个人都要飞起来。后来我才明白,狗大约是不会比较的。它不知道别人家的狗吃什么,所以它从不觉得自己苦。倒是我们人,因为看得见别人的碗,才一辈子觉得自己的碗空。

它慢慢长大了。长到能跟我上山,我就带它去放羊。沂蒙山的坡一层叠一层,羊散在草里,白点儿似的。大黄在坡上疯跑,追蚂蚱,追蝴蝶,追自己的影子,一头扎进灌木丛再窜出来,满身苍耳。我坐在石头上看它,看着看着天就黑了。那时候日子慢,慢得我以为这样的下午还有无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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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它更大了,母亲说,拴起来吧。于是一条铁链,一头系在门框上,一头系在它脖子上。从此它的世界就是门口那一片天。它趴在门口,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望着山路。有人过,叫两声;没人过,就那么望着。我那时不懂,它望的不是路,是我每天走远的方向。

我上小学,上初中。我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大;它越来越老,世界越来越小。初二那年,大黄老得走不动了。毛掉了,牙松了,眼睛浑浊,还是趴在门口,只是不再叫了。有一天它就没了。母亲说,埋在坡上了。就是它当年追蝴蝶的那个坡。

很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一件事,我一直替它委屈,觉得它跟着我们没享过福,没吃过一顿好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可它的好日子,大概就是我带它上山的那些下午。它不再需要更多。是我们把"好日子"想得太复杂,才一辈子追赶,一辈子两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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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用一生陪了我一小段路。我用余生,偶尔想起它。世上的不公平,大约没有比这更安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