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紫禁城内，20多岁的朱翊钧已经很少按时临朝。清晨的钟声照旧响起，百官也照常入朝，可那张象征最高权力的御座，常常等不到皇帝出现。奇怪的是，大明并没有立刻停摆，奏章仍在传递，粮饷仍在征收，边关仍有人驻守。

这并不是皇帝突然消失，而是他逐渐退出了日常政务。万历朝后期，朱翊钧长期不举行常朝，许多奏疏也被留在宫中，不作明确批示。后人常说他“罢工”28年，但这句话只能概括表象，不能理解成他完全不问国事。

一个皇帝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要看张居正去世之后，朱翊钧与文官集团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张居正病逝。那时的万历皇帝刚满20岁，已经做了十年皇帝。少年时期，他受到张居正严格约束，每天读经讲学，处理政务都有人提醒和纠正。张居正一死，皇帝终于摆脱了老师般的控制，却发现新的阻力很快出现。

朱翊钧想亲自决定一些事情，文官往往拿祖制和礼法来回应。最典型的冲突，是太子人选问题。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受到皇帝宠爱，朱翊钧希望给他更高地位，但群臣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认为长子朱常洛才是合适人选。

皇帝曾提出折中办法，试图同时提高几位皇子的地位，朝臣仍不接受。有人甚至当面进谏，语气十分尖锐。宫廷里曾流传过类似的对话：“这是朕的家事。”“国本不是一家私事。”话说到这里，争论便不再只是父子名分，而成了皇权与制度的碰撞。

朱翊钧逐渐明白，皇帝拥有最终权力，却不意味着每项决定都能顺利执行。文官可以通过奏疏、廷议和舆论施加压力，甚至让皇帝的意愿长期无法落地。对年轻皇帝来说，这种处处受限的感觉，难免转化为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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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明朝并非靠皇帝一人推动。明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官僚分工，内阁负责票拟，提出处理意见；司礼监负责批红，代皇帝用朱笔确认部分政务；六部处理具体行政事务；地方官员则负责钱粮、治安和水利。权力层层转递，国家机器因此具备了相当强的惯性。

有意思的是，皇帝越少露面，文官们反而越忙。御史和给事中不断上疏，批评皇帝不上朝、后宫干政、用人失误，甚至连宫门礼仪和祭祀安排也要评论一番。奏章写得越激烈，越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这种风气后来逐渐发展成晚明党争的重要土壤。

朱翊钧也并非毫无反应。他减少公开露面，对部分奏疏不予处理，迟迟不补官职，甚至让一些重要职位长期空缺。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不正面争吵，也不轻易让步。皇帝不出面，群臣便用奏疏施压；群臣逼得越紧，皇帝越不愿回应，双方形成了长期僵局。

但这种僵局并非没有代价。内阁需要皇帝认可，地方官需要中央调度，边防军饷更不能只靠制度惯性维持。万历朝中后期，辽东战事、财政压力和官员空缺相互叠加，许多问题不是没有人看见，而是缺少能够迅速拍板、持续推进的权力中心。

万历二十年以后，明朝仍然能够维持日常运转，却越来越依赖官僚系统自身的惯例。惯例适合处理常规事务，却不擅长应对连续危机。平时看不出问题，一旦遇到大规模战争、财政紧张或用人争议，拖延便会被放大。

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1620年，朱翊钧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距离明朝在1644年覆亡，还有24年。不能把明朝灭亡简单归结为万历不上朝，但他的长期消极，确实暴露出皇权、内阁和文官之间缺少有效协调。

那张常常空着的御座，说明大明并未失去全部秩序；而奏章堆积、职位空缺和争论不休，又说明这种秩序已经越来越僵硬。皇帝没有真正退出权力，只是把大量决断留在了宫门深处，任由群臣在制度缝隙中反复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