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江西永新，王佐、袁文才的家属重新获得了应有的政治待遇。此时，一个问题也随之摆在许多人面前：既然两位井冈山重要人物是被错杀的，直接参与其中的朱昌偕，为什么后来仍被追认为烈士？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盯着一桩命案，还要看当时的革命环境，以及朱昌偕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王佐、袁文才已经在当地拥有自己的武装。两人都出身贫苦，早年曾参加地方武装，后来又在大革命影响下，将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1927年，湘赣边界局势骤然恶化。永新、莲花、安福等地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王佐、袁文才率部攻占永新县城，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人士。此后，他们退守井冈山，保存了难得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后，没有把这两支队伍简单视作必须消灭的对象。他看得很清楚，王佐、袁文才虽然带有旧式武装的痕迹，但熟悉当地情况，也有反抗压迫、保护群众的一面。能不能改造利用，关系到根据地能否站稳脚跟。
袁文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则尚未入党。经过争取，两支队伍逐步接受整编。1928年，王佐、袁文才部被编入工农革命军，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毛泽东还曾明确表示：“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要团结、改造。”
问题出在路线变化上。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相关文件对地方武装和旧式武装首领采取了严厉态度，提出在一定条件下解除其武装。文件传到井冈山后，一些干部便把原则性要求机械化，认为王佐、袁文才身上有旧习气，就必须彻底清除。
1929年1月，宁冈县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宣读有关文件。当读到需要“完全歼除”首领时，他停顿片刻，说：“休息一下。”随后，毛泽东、朱德等人专门讨论王佐、袁文才的问题，仍主张采取团结和教育的办法。
遗憾的是，会议上的保留意见没有真正改变部分人的看法。地方负责人之间早有不满，朱昌偕尤其认为王佐、袁文才纪律性不足，又只愿听从毛泽东的安排，对其他干部态度冷淡。在他看来，这不是可以慢慢解决的内部矛盾，而是必须立即处理的隐患。
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等方面秘密议定，对王佐、袁文才采取武力行动。2月，有人仿写毛泽东的笔迹，通知二人到永新商议军事行动。两人没有察觉异常，带队前往，却被分开安置。
夜幕降临后，红五军第四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包围了驻地。袁文才出门查看情况时，被朱昌偕开枪击中。王佐从后窗逃出，跳入河中，最终溺亡。两位井冈山早期革命武装的首领，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毛泽东获悉消息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更严重的是，王佐、袁文才的家属随后长期承受压力。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带着孩子艰难生活，既要躲避地方上的追查，也要面对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王佐的家属同样遭遇困顿。
朱昌偕并非没有功劳。1907年，他出生于永新，幼年丧父，曾靠缝补谋生。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工人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转入低潮后，又随地方组织坚持斗争。作战和工作中，他敢冲敢干，吃苦在前，确实是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
但坚定不等于正确。朱昌偕性格急躁，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受“左”倾思想影响，他把王佐、袁文才的历史局限放大成了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最终在错误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31年，朱昌偕本人也受到错误路线冲击，被迫躲进山洞。粮食断绝、追兵逼近时，他没有投奔敌对一方，而是选择自尽，年仅24岁。
新中国成立后，王佐、袁文才被平反，朱昌偕则被追认为烈士。有人对此不解，毛泽东作过解释：“王佐、袁文才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问题的本质，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否正确。”
这句话把责任分得很清楚：错杀必须纠正，朱昌偕在具体事件中的责任不能抹去；但评价一名革命者，还要看其一生的政治立场、牺牲选择和历史处境。功过不能互相抵消，人物也不能只用一个错误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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