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一个日本伤兵住在河南南召的农家院里，吃孙家的饭，睡孙家的炕，后来还进了孙家的户口本。
他不是亲戚。
他原本是侵华日军士兵，名叫石田东四郎。
可一九九三年六月，他八十一岁，被孙保杰送回日本秋田县增田町时，日本那边等来的第一句话，不是追问他这些年怎么活下来的，而是感谢孙家：没有这一家人，他早就没命了。
事情的起点，在伏牛山下的南召县太山庙一带。
抗战胜利后的秋天，孙邦俊出门做小买卖，黑石寨附近，一个穿着破烂日本军服的人伸着手向他要吃的。旁边有人看出身份，话说得很硬：这是日本兵。
孙邦俊摸了摸怀里的干粮袋。
他恨日本兵。
可眼前这个人蓬头垢面，头部受过伤，神志不清，又聋又哑，只会比划。孙邦俊最后掏出窝窝头，递了过去。
这一下，甩不掉了。
傍晚，孙邦俊往梁沟村走，那个日本伤兵就跟在后面。到了孙家门口，他还不走。
张金荣看着丈夫带回来的这个人，一时也愣住了。孙邦俊只说了一句：“要是日本不打咱中国，他咋能弄成这样。咱要是看着他活活饿死，不是那个理啊。”
门开了。
这个连姓名都说不清的日本兵，从此留在了孙家。
村里人起初不理解。
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谁家没听过日军侵华的苦，谁心里没有恨。孙邦俊却把人留下，给他治伤，给他饭吃。后来当地人给这个日本伤兵起了个带日本味的名字，叫“小门野郎”，又叫他“老日”。
他成了孙家院子里一个特殊的人。
很快，难处就来了。
“小门”到家不久，突然偏瘫，卧床不起。孙邦俊夫妇四处借钱，请人看病，家里不多的白面蒸成馍，先紧着病人吃。
夜里炕上一有动静，孙邦俊就起身。
八个多月后，“小门”又能下地走路。孙家的债，也跟着压了下来。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善心。
往后的年月里，孙家遇到的麻烦一桩接一桩。饥荒年月，孙家人挖野菜、拾山果，“老日”也靠这些活了下来。
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本来考上过学校。可家里收留日本伤兵的事，让他的人生拐了弯。
他没走出山村。
可父亲临终前，把他叫到床边，交代的还是这个日本人：“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位日本老人。我死后你们想办法找到他家人，让他一家人团聚。”
这句话很重。
孙保杰接了下来。
一个河南农民，要给一个失忆的日本伤兵寻亲，难处摆在眼前：不知道准确姓名，不会日语，手里没有档案，连日本家乡在哪儿都弄不清。
他只能一封信一封信地写。
到一九八六年前后，孙保杰开始向当地政府、中国红十字会等部门求助。后来几年，他寄出的信有一百多封。
回音慢得像山路。
一九九一年，日本友好访问团到南阳。孙保杰把“老日”的照片托人带到日本。照片刊出后，一位叫津田康道的日本老人盯着看了很久。
他觉得，照片里的人像自己失散多年的朋友——石田东四郎。
一九九二年四月，津田康道随访问团来到中国。
在南阳见面时，他喊：“石田东四郎！石田东四郎！”
“老日”呆呆地看着他，没有反应。
津田又拿出石田父亲、哥哥、侄女的照片，“老日”仍旧没有反应。
可津田没有放弃。
随后，孙保杰把“老日”的指甲、头发、血型化验单、胸部透视片寄往日本。经鉴定，那个在河南农家生活了几十年的日本伤兵，确实就是秋田县增田町人石田东四郎。
谜底落下来了。
他一九三七年毕业于东京农学院，一九四二年入伍，后来到中国参战。日本战败撤退时，他因头部重伤掉队，流落河南。
一九九三年六月，石田东四郎的弟弟石田小十郎来到中国。
哥哥八十一岁，弟弟六十多岁。
两个人分离五十多年后，在河南重逢。石田东四郎被亲人接回日本，孙保杰亲自陪着去。
临走前，孙家人给老人收拾行李。王成香从百里外买回新衣裤，孙禄峰给日本爷爷理发，孙禄菊把连夜绣好的鞋垫放进提包。
汽车离开梁沟村时，孙保杰擦着眼泪，说送老人回国是好事，不能哭，要笑。
可到了日本，看见石田兄弟抱在一起，这个庄稼汉还是哭了。
石田东四郎年老体弱，又长期失忆，能做的事并不多。真正的报答，来自他的亲人、家乡和被这件事打动的日本民众。
石田小十郎给孙家写信，感谢孙家三代以人道精神收养和救助哥哥。
日本增田町与河南南召县太山庙镇结好。增田町捐资六百万日元，在南召建起“中日友好太增植物园”。
后来，日本友人又为梁沟村捐建学校；从一九九八年六月起，日方还出资帮助南阳青年赴日研修林果种植技术。
这就是石田回国后的“报答”。
不是一只箱子装满钱，交到孙家炕头；也不是一句漂亮话说完就散。它落在南召山里的果树、学校、研修名额上，落在两地多年不断的往来里。
石田东四郎活了下来，孙邦俊却没等到他回家的那一天。
孙保杰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也早早离世。
多年后，太山庙镇的“中日友好太增植物园”里，辛夷、柿子、苹果长起来。山风吹过牌楼和纪念碑，梁沟村的人还能指给来客看：当年那个日本伤兵，就从这个山村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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