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台北马场町，黄埔一期毕业生、前汉口市市长徐会之被押赴刑场。
一年多前，他曾主动向黄埔同学袁守谦自首。可国民党方面没有放过他，最终仍以所谓“叛乱罪”判处死刑。
自首，却没有求生。
这件事长期令人费解。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时间点：徐会之自首发生在吴石案急剧扩散之际，但按现有时间线看，早于吴石牺牲，并非看到吴石遇害后才仓促作出的决定。
一九五〇年初，台湾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一度脱逃，随后再次落网并叛变，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追捕。
危险已经逼近。
三月一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被捕。此前，女交通员朱枫已在舟山落网，陈宝仓、聂曦等人也相继被捕。
六月十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马场町牺牲。吴石留下绝笔诗，其中写道：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案牵出的不仅是几个交通员，而是一条通往国民党军事高层的隐蔽情报线。追查一旦继续扩大，凡与武汉地下组织、黄埔旧部和国民党政工系统有过联系的人，都可能进入视线。
徐会之恰好占了三样。
一九二四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事过地下工作，后来被捕“自新”，转入国民党政工系统。
这段经历，成了他身上最复杂的印记。
此后，徐会之先后担任国民党军政训职务，并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并称政工系统的“四大干将”。抗战胜利后，他出任汉口市市长，身份显赫，交游广泛。
可在武汉任职期间，他又利用公开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他重新同中共组织建立联系。
他的公开身份是保护，也是危险。
一九五〇年三月，徐会之由香港抵达台湾。此时蔡孝乾已经落网，岛内的搜捕正在扩展。吴石有中将职务作掩护，朱枫有商人身份作掩护；徐会之却是前汉口市市长，又是黄埔一期生，根本藏不住。
两个月后，他找到老同学袁守谦，表示自首。
他把自己摆到了明处。
关于这次自首的具体谈话，现有公开资料没有留下完整记录。因此，不能把“他供出了哪些假线索”“他具体掩护了谁”写成确定事实。
但结果很清楚：徐会之没有因自首获得自由，也没有重新进入国民党政工系统。他被长期关押、审讯，最后仍被判死刑。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投降。
如果只是求生，他完全可以利用黄埔一期和国民党高官的旧关系，竭力证明自己可以继续效力。可审判结局表明，他没有换来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政治价值。
所谓“顶级阳谋”，应当从这里理解：地下组织已经遭到重创，他又无法长期隐蔽，与其等待搜捕牵出更多关系，不如主动出现，把调查集中到自己身上。
这是后人依据其经历与结局作出的概括，不是一句有原始档案记录的自白。
自首是公开的，沉默才是关键。
一九八五年，徐会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个结论否定了将“自首”等同于“叛变”的简单判断，也说明有关部门经过长期审查，最终确认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身份与牺牲性质。
一九九六年，徐会之的遗骨由台湾迎回大陆，安葬于烈士纪念地。二〇一三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
马场町的枪声过去了几十年，徐会之的名字终于不再和“自首”两个字单独放在一起。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他从牢房被押往刑场，没有得到自首者期待的赦免。刑场上留下的，仍是一名烈士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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