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凌晨，广西边境前线，许世友站在作战地图前，等着各路炮兵报告阵地准备情况。山地战最怕什么？不是敌人躲得深，而是步兵看不见、炮兵够不着，部队只能一点点拿人命去试探。
许世友的判断很直接：既然越军经营北部边境多年，依托山洞、坑道、地堡和密林构成防御体系，我军就不能只靠步兵硬冲。炮火必须先压住对方，坦克、火炮和步兵要形成一个整体，能提前摧毁的火力点，绝不能留给冲锋部队。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对越作战前，广州军区抽调多个军的炮兵力量，按照主要方向重新配属。师属炮兵、团属炮兵被分散到各个突击集团，有的负责压制阵地，有的负责反炮兵，有的则直接伴随步兵推进。
这种安排，改变了过去“大炮在后方、步兵往前顶”的简单模式。山地道路狭窄，火炮转移困难，通信也容易中断。炮兵一旦集中得太远，步兵遇到暗堡便难以及时求援；分散到营、连一级，又能缩短反应时间。
许世友尤其重视直射火力。坦克炮、无后坐力炮以及其他平射火器，只要能够打击工事，就要纳入统一火力计划。有人担心这样会让火力使用过于冒险，他却强调，山地攻坚不能迷信一种武器，关键是把不同射程、不同角度的火力接起来。
战斗很快证明，准备再充分，也不等于进攻一路顺风。部分方向推进受阻，个别部队在复杂地形中出现判断失误，甚至把突然出现的装甲目标误认为敌军。消息传到指挥所后，许世友没有简单地把责任推给某一个单位，而是要求重新校正识别、通信和协同程序。
“阵地拿不下来，先找原因。”这句话虽然朴素，却点出了山地作战的难处。炮火覆盖不是漫无目的地倾泻弹药，而是要根据步兵位置、敌军工事和地形变化不断修正。炮弹打偏了，可能伤及自己；炮火停早了，敌人的机枪火力又会重新抬头。
复和方向的战斗，便体现了这种反复调整。进攻部队在山岭和村落间逐步压缩越军防线，炮兵则对暴露的火力点实施集中射击。步兵接近时，炮火转为纵深压制；部队冲入阵地后，后续火力又迅速向两侧延伸，防止越军从侧翼反扑。
有意思的是，炮兵的作用并不只是“炸开缺口”。它还承担着切断道路、压制集结、阻止增援的任务。越军熟悉当地地形，常利用夜色和山路调动部队。只要主要通道被炮火封锁，原本能够迅速支援的分队，就可能被迫停在半路。
同登和谅山方向的战斗，压力更为集中。谅山是越北重要交通和军事枢纽，同登则控制着通往谅山的要点。东线部队推进到这一带后，越军依托高地、城镇和交通线组织抵抗，双方争夺已经不只是某一座山头，而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支撑位置。
2月下旬，解放军炮兵开始对重点目标实施更大规模的火力打击。按照战役统计口径，东线集中了数量可观的炮兵部队，师以上炮兵约有48个团投入作战，对越军师属炮兵及相关火力单位形成压制。所谓“群殴”，说到底就是用整体火力优势，尽量减少步兵在开阔地和山口暴露的时间。
越军炮兵并非没有还手能力。其火炮多部署在隐蔽地域，部分阵地靠近山体和居民点，寻找目标并不容易。为此，我军采取观察所、前沿侦察、无线电监听和炮兵测地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在对方开炮后迅速判断位置，再以密集火力反击。
炮声一响，山谷里的节奏便完全改变。越军步兵刚从工事中露头，便要面对来自不同方向的炮击；道路被切断后，弹药和人员补充受到影响；指挥所通信受压，基层部队只能各自固守。许世友看重的，正是这种连续不断的压迫感。
当然，火力优势也带来了沉重消耗。战役期间炮弹使用量很大，运输、装填和维修都成为后勤部门的硬任务。前沿炮阵地往往泥水交杂，车辆难以通行，炮手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射击、转移和伪装。没有后方仓库与运输线支撑，再强的炮火也无法持续。
3月4日，谅山被解放军攻占，东线作战达到重要节点。次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回境内。此后部队边打边撤，至3月16日前后，主要作战行动基本结束。二十八天的战斗，留下的并不只是某个城市得失，还有一整套山地攻坚的经验和教训。
许世友后来谈到这场战争时，关注点并不只在火炮数量，而在部队是否敢打、会打，干部能否在混乱局面下迅速判断。炮火可以摧毁工事，却不能替代指挥；数量能够形成优势，却不能弥补协同失误。对越作战中形成的火力运用、步炮协同和反炮兵经验，也成为后来部队训练改革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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