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2日深夜，山西平陆县张店公社的公路工地上，几盏煤油灯映着一张张焦急的脸。61名民工突然呕吐、腹痛，有人已经神志不清。县医院的医生赶到后，很快判断出这不是普通食物中毒，而是砒霜中毒。
真正让人揪心的，是当地缺少能够对症救治的药物。每耽误一刻，病人的生还希望便少一分。
这批民工参加的是风南公路建设。三门峡水利工程推进后，平陆旧县城和部分道路面临搬迁，修建新的交通线，成了支援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数万名民工被组织起来，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施工进度十分紧张。
张店公社第三连承担着一段道路的修筑。2月2日傍晚，民工们像往常一样吃晚饭。有人先去开会，有人还在登记当天的工程量，吃饭时间因此有早有晚。异常也在这时显露出来：已经吃过饭的人陆续倒下，症状越来越重。
三排排长李忠年在碗里发现一粒暗红色的东西，起初以为是高粱米，咬开后才察觉不对。有人认出，那是农村俗称的“红信”，即砒霜。锅底残留的毒物，随后也被发现。
消息传到县里时，平陆县委正在开会。县委第一书记郝世山立即中止会议，调集县医院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连夜赶往张店。现场先采用绿豆甘草水等办法，但收效甚微，常规处置也无法控制病情。
负责会诊的医生解克勤提出，必须尽快使用二巯基丙醇。这种药物当时主要用于砷中毒救治，县内没有足够储备，附近地区也只能找到少量药品。医生估计，若不能在2月4日清晨前完成救治，后果将十分严重。
平陆县距离北京千里之遥，公路运输根本来不及。县里一面向晋南地委和山西方面求助，一面直接向北京发出紧急电话。县长郭逢恒在电话中提出，不能只考虑陆路运输，必须设法空运。
北京方面接到消息后，卫生部门立即组织调药。所需药品存放在城外仓库，北京新特药店的职工王英浦骑着货运三轮车赶去取药，再将1000支药品运回。那天正值春节期间，街道上行人不少，他一路加快车速，只为把药品尽早送到。
药品送抵后，卫生部门与民航、空军方面迅速联系。由于平陆没有完善的夜间对空联络条件，飞机无法依靠常规方式寻找投放地点，只能让当地准备醒目的地面信号。平陆方面接到通知后，选定较为平坦的区域，堆起柴草，等待飞机到来。
2月2日晚上9点03分，伊尔—14运输机从北京起飞。机组人员选择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并对药箱和降落伞反复检查。为了让地面人员能够辨认，药箱周围还安装了照明装置。
接近平陆上空后，飞机从较高空域下降到约500米。夜色、山地和缺少无线联络，都增加了投放难度。机组确认地面火光后，将药箱推出机舱。药箱在灯光和降落伞的保护下落地，群众很快将其送上汽车。
2月3日深夜，药品被送到公社医院。注射开始后，患者的病情逐步缓解，61名民工终于脱离危险。县里负责运输的司机沈亮宽曾表示：“汽车要是出了故障，就扛着药箱走。”这句话并非豪言，而是当时抢运人员面对生死关头的直接选择。
救治没有结束案件调查。公安和法院组成联合小组，对饭锅、现场人员和毒物来源展开勘查。调查确认，张德才负责投毒，回申娃提供了砒霜。张德才此前曾任排长，因工作懒散、克扣工钱等问题被撤职并要求检讨，之后产生报复心理，趁炊事人员不在时将砒霜撒入锅中。
1960年3月，两人被正式逮捕；同年4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案件由此查清，但那场连夜调药、空投药品的行动，已经成为平陆民工共同记忆中的一部分。
同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相关纪实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此后，报刊、诗歌和文艺作品持续介绍这起事件，故事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许多读者记住的，不只是砒霜中毒本身，还有县里紧急救治、北京调药以及空军夜航之间紧密衔接的过程。
1996年，平陆幸存民工代表带着家乡土产来到北京，先后看望当年参与调药、运输和空投的有关单位。36年过去，61人中已有多人离世，能够成行者年龄最大的已超过八十岁。他们带来的感谢信中，写着当年那场抢救最朴素的事实：从发现中毒，到药品落地，各个环节都没有停下来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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