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江西龙冈战场上，毛泽东面对一部缴获的无线电台，没有立即感到轻松，反而皱起了眉头。机器有了，能不能用，却是另一回事。
当时的红军装备简陋，电台十分稀缺。它不像步枪那样拿起来就能使用，既需要专业设备，也需要熟悉报码、收报和维修的技术人员。没有人操作，电台只是一堆沉重的金属。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发生在1930年12月下旬。红军击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缴获了武器弹药和一部电台。战果可观，但这部电台如何发挥作用，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新问题。
毛泽东很快想到一个办法：从被俘人员中寻找懂无线电的人。这个想法并不复杂，却相当大胆。无线电人员掌握军队通信机密，身份和立场都需要甄别，但革命队伍又确实急需这种人才。
被俘人员中，一个人举起了手。
“我会使用电台，可以让我试试。”
负责接收俘虏的郭化若顺着声音看过去。登记时，那人使用的是“吴人鉴”这个名字。郭化若询问之后，他没有继续隐瞒，而是说明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王诤。
王诤并非临时学会无线电。1909年，他出生在江苏吴县，青年时期进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1928年前后，他接触到无线电通信，从此把这门新技术视为军队传递命令的重要工具。
那个年代，无线电还是少数军队才能掌握的技术。前线相隔数十里甚至数百里，依靠传令兵传送消息，既慢又容易出错。一旦拥有稳定的无线电通信，指挥员就能更快了解敌情，部队之间也能及时协同。
王诤后来进入国民党军队，担任无线电报务员。他在岗位上接触到不少军政情况，也逐渐看清旧军队内部的混乱与腐败。对一个希望凭本领报国的年轻技术人员来说，这种落差并不容易接受。
龙冈被俘后，王诤选择留下，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选择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让红军获得了一名极其难得的通信骨干。郭化若把他带到电台旁，王诤很快证明自己并非虚言。
会使用电台，只是起点。
红军当时缺少的不只是报务员，还缺少维修人员、密码人员和能够培养新人的教员。王诤一边承担通信任务，一边整理器材、训练人员，逐步把零散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也由此从偶然使用走向制度化建设。
在长征途中，通信的重要性表现得更加直接。部队不断转移，山路崎岖，敌情复杂，电台往往是中央同各部队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尤其在红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行动关系到中央安全的关键时刻，一份电报能否及时发出，可能影响整个队伍的去向。
据相关回忆，面对通信设备故障和联络困难，王诤曾亲自守在电台旁，反复呼叫、调试和收发信号。机器出问题，他就设法排除；信号不清，他便耐心寻找频率。那不是战场上端枪冲锋的场面，却同样考验胆识、技术和责任心。
有一次，通信迟迟无法接通，身边人员十分焦急。王诤没有离开岗位，只说：“再试一次，必须把消息送出去。”随后，他继续调整设备，直到与友军取得联系。
这类经历，使中央逐步认识到，通信工作不能只靠少数人的临时支撑，必须建立专门机构，培养成批人才。王诤承担起这项任务，参与组建红军无线电部队，推动通信教育、密码工作和器材维修同步发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通信部门随着部队扩大而不断发展。王诤既参与前线通信保障，也负责培养技术干部。许多通信人员从战火中成长起来，后来成为人民军队通信系统的骨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诤继续从事通信和技术管理工作，参与新中国通信事业建设。战争年代形成的经验，被逐步转化为制度和人才体系，通信部门也从简陋的几部电台，走向更加完整的专业化建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距离1930年龙冈战斗，他从一名被俘的国民党无线电报务员，走过了整整25年。
这个军衔，既是对他长期革命工作的肯定，也是对通信事业特殊价值的确认。王诤没有以战场冲锋闻名，却用电波连接部队，用技术支撑指挥，把一项看不见的工作做成了人民军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1978年，王诤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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