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天，乌鲁木齐，三毛与王洛宾在一间并不宽敞的屋子里相见。一个是刚从远方赶来的作家，一个是年过古稀、长期生活在新疆的音乐家。屋内陈设简单，王洛宾的生活痕迹并不多，三毛看了一圈，忽然问道：“一个人住在这里，寂寞吗？”
王洛宾没有急着回答，只反问她：“你一个人走遍许多地方，就不寂寞吗？”这句问话很轻，却像碰到了两个人共同的旧伤。三毛经历过荷西去世后的长期低落，王洛宾也早已送走了亲人，人生走到暮年，身边留下的往往不是热闹，而是回忆。
三毛此次前往乌鲁木齐，与一篇关于王洛宾的报道有关。她对这位西部音乐家早有敬意，觉得一个老人经历了诸多磨难，仍在整理民歌、创作歌曲，身上有一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劲头。见面之后，两人谈的并不只是音乐，也谈流浪、婚姻、丧亲和孤独。
三毛曾唱起自己作词的《橄榄树》。那首歌写的是远方，也是她多年来的生活方式。她出生于1943年，年轻时赴欧洲求学，后来与荷西相识并结婚，夫妻二人在撒哈拉生活的经历，成为《撒哈拉的故事》的重要来源。1979年，荷西在潜水时意外身亡，三毛从此很少真正走出那场打击。
王洛宾的经历同样复杂。他1913年出生，早年投身音乐工作，长期搜集、整理和改编西北地区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等作品广为传唱，使他获得“西部歌王”的称誉。但光鲜的名声背后，是多年颠沛与牢狱生活。
抗战时期，王洛宾曾因相关案件被关押。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经历长期审查和关押，前后受困岁月很长。那些年月里，音乐并没有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反而成了支撑精神的一根绳索。出狱以后，他仍到新疆各地采风，记录民歌，整理旋律，仿佛要把失去的时间一点点追回来。
有意思的是，王洛宾并非只会写歌的“传奇人物”。他要照顾孩子，也要处理柴米油盐。家人回忆，他在艰难时期会给孩子织毛线袜子。这个细节没有舞台灯光，却比许多传说更能说明他的性格：经历过风霜，仍然保留着普通父亲的责任。
三毛听到这些往事，难免产生强烈共鸣。她与王洛宾之间的吸引，固然有年龄、阅历和性格的反差，也有两个失去挚爱之人的相互理解。她曾对人说，自己不愿只把王洛宾当作老师，更愿意以平等的朋友相待。那种表达很直接，也很符合她一贯的性情。
离开乌鲁木齐后，三毛给王洛宾写过一封感情浓烈的信。信中提到，她不愿用世俗的年龄观念限制两人的关系，还写下“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有自由”。这类文字，确实表现出她的主动和热烈；但书信中的情感，并不等同于两人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婚恋关系。
王洛宾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两人相差三十岁以上。他用一把“破旧阳伞”作比，委婉表达自己的迟疑：这样的阳伞已经不能遮风挡雨，只能勉强当作拐杖。三毛没有接受这份自我否定，她觉得年龄不应成为感情的裁判，还曾以近乎撒娇的口吻责怪他：“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后来，三毛再次来到乌鲁木齐。机场迎接一事掺杂了拍摄安排和媒体关注，原本属于两个人的相逢，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三毛重视私人空间，对喧闹和摆拍很不适应。她短暂住进王洛宾家中，却发现周围始终有人进出，拍摄、采访与日常生活混在一起，原先设想的安静相伴很难实现。
矛盾并不只来自年龄。三毛需要的是亲密、安静和明确的回应，王洛宾却处在纪录片拍摄、家庭事务和公众身份交织的环境中。两个人都没有恶意，却很难按照同一种节奏生活。她离开之后，才逐渐意识到，惺惺相惜可以是真的，彼此相爱也未必就能共同生活。
临行前，两人在宾馆见面。关于这次告别，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三毛见到王洛宾后情绪失控，哭着抱住他，说：“我不要别人，我只要你一个。”这句话后来成为故事的核心。然而，具体场景经过转述和文学加工，细节未必能够全部核实。可以确定的是，这段相识给三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王洛宾在晚年面对了一份无法轻易回应的感情。
三毛回到台湾后不久，曾以已经订婚之类的话安慰王洛宾。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更像是为了减轻对方的内疚，而不是一段真实婚约的可靠证明。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北去世，年仅47岁。此前，她承受着创作压力、舆论质疑和身体疾病，具体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段感情。
王洛宾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他在日记中留下悔恨与自责，并创作了《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将这场迟来的哀悼写进旋律。三毛与王洛宾的相遇，时间很短，影响却被不断讲述。它既有真实书信和见面的依据，也混杂着传闻、想象与后人的文学化叙述。两个人真正留下的，不只是那次拥抱，还有各自作品中无法替代的人生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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