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延安，陈少敏在窑洞里读到一封来信。写信的人，是涂正坤失散多年的原配妻子。信纸不长，却让陈少敏一夜未眠。她没有急着质问丈夫，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婚姻危机，而是反复想着一个问题：那个苦苦寻找丈夫的女人，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

陈少敏早年经历过生离死别。1930年，任国桢受命到青岛恢复党的组织，因秘密工作需要，他和陈少敏以夫妻身份租住在陵阳路。白天，她是打蛋厂的女工；夜里，两人开展联络和组织工作。

那段日子并不浪漫，更多是谨慎和劳累。为接近码头的人力车夫，任国桢曾租车混入车夫队伍。可他没有拉车经验，常常奔波一天也拉不到客人。为了不露出破绽，陈少敏干脆坐上车，让丈夫拉着自己在人群中穿行。

任国桢身体不好，跑了一阵便汗透衣衫。陈少敏几次想下车帮忙，却被他严肃地制止：“这是工作，你得像个乘客。”她只好重新坐稳。这样的细节，说明两人之间既有夫妻情分，也有革命工作中的纪律要求。

1931年，任国桢被捕。11月13日，他在太原英勇牺牲，年仅33岁。那时的陈少敏还怀着身孕，组织为了保护她，直到孩子出生后才将消息告知。后来，她把年幼的女儿送回老家抚养，自己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不幸的是，女儿一岁半时因麻疹病逝。

丧夫、丧女接连而来，陈少敏没有因此退出斗争。多年以后，她仍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里。她曾说，自己已经把全部真情都交付过，往后的日子，便要把力量献给革命事业。

1937年，陈少敏到延安学习，与涂正坤相识。涂正坤出身贫苦，父母都曾遭敌人杀害。他与陈少敏年龄相近，经历相似，谈得来的不仅是生活，还有对信仰和工作的理解。两人在延安结为夫妻，随后又各自奔赴新的岗位。

就在分别前，涂正坤收到一封旧日妻子的来信。原来，双方此前转移途中遭遇冲散，她并没有牺牲，而是在艰难寻找党组织和丈夫。信中没有责备，只有思念和盼望。陈少敏先看到了这封信，读到最后，泪水已经落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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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到自己的遭遇，也想到一个女人在战乱中独自求生的艰难。那一夜，她没有睡。第二天，她先把工作处理妥当，又买来几样难得的饭菜，替涂正坤整理衣物，补好破袜子。涂正坤还笑着说：“今天怎么这样周到？”陈少敏没有回答，只把信递了过去：“你先读。”

涂正坤读完后失声痛哭。他既为原配妻子的遭遇难过，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的婚姻。陈少敏递给他毛巾，平静地说：“我懂你，也懂她。她现在比我更需要你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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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这句话并不容易。陈少敏承认自己舍不得这段感情，也承认涂正坤是值得相伴的人。但她没有把婚姻看成只能由一方占有的关系，而是把那个失散多年的女人，也看作共同走过苦难的同志和妻子。经过慎重商量，在党组织协助下，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陈少敏继续投身抗日斗争。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涂正坤遭到反动势力杀害，年仅42岁。陈少敏后来在鄂中工作，与李先念等人并肩作战，组织部队打击日伪力量。根据地百姓说：“陈大姐一到，大家就能安心睡觉。”

新中国成立后，陈少敏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仍保持着深入群众的作风。1962年，她到老根据地调查，提前下车步行进村。群众认出她后围拢过来，工作人员想上前阻挡，她立即制止：“我就是来看大家的，别挡。”随后，她和乡亲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谈生产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