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当天在北京，王毅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时明确提出，日本当前紧迫的是纠正涉台错误言行，重要的是正确面对历史，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就在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主持首次“强化情报功能专家会议”，宣布要继续推进国家级情报体系改革。
如果只看名称，这似乎只是一场政府机构改革会议，实际千万不能小瞧了它。今年7月底，日本政府已经正式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高市在9月28日又明确表示，这只是整个情报改革的“第一步”，下一阶段日本准备制定国家情报战略，同时研究加强防范外国干涉以及充实对外情报功能。
日本这次动作的目的基本已经明晃晃的摆到台面上来了，就是希望补足他们长期存在的海外情报短板。过去日本虽然拥有外务省、防卫省、警察系统和卫星情报能力，却缺少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那种高度集中的海外情报体系，大量重大外部信息还需要通过盟友渠道获取。如今先建立国家情报局，再研究强化对外收集功能，东京明显希望获得更多自主掌握的一手信息。
这对日本而言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
第一，在发生地区危机时，日本政府不必完全等美国提供判断，可以提前形成自己的分析；第二，当东京与华盛顿交换情报时，日本如果能够拿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自己在同盟内部的话语分量也会增加。因此，日本提升情报能力并不意味着摆脱美国，反而更可能让它以更强的信息能力嵌入美日安全合作。
但这次会议最值得中国注意的，是高市在解释改革背景时直接点到了中国。她列举了中国和朝鲜军事力量增长、中俄合作加强，同时又提到先进技术外流、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扩散等所谓威胁。也就是说日本未来增加情报投入时，中国很可能会成为重点观察对象之一。
中方担心的是，日本越来越多地用安全和威胁视角观察中国，东京则正在把这种安全判断进一步转化成国家情报任务。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中日之间的分歧就会从外交表态进入更加具体的情报搜集、风险评估和政策制定环节。
不过，日本这次强化的范围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海外间谍”。高市列出的专家领域包括国际局势、经济安全、网络安全、信息传播以及法律等等，新的国家情报局内部也设有专门处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就相当于日本正在把过去相对分散的军事安全、产业技术和网络风险放到一个更大的情报框架里。
这意味着未来日本所谓“对外情报”，关注对象很可能延伸到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信息传播等领域。过去一项中日合作可能主要由经济部门评估商业价值，今后一些项目还可能同时接受安全部门的风险判断。
日本真正想建立的，是一种能够把外交、防务、经济安全和科技风险放到同一张桌子上分析的国家级机制。高市在讲话中明确要求情报部门根据政策部门需求，提供及时、高质量的情报，从而直接支持政府决策。
情报人员增加多少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安全问题出现以后，日本政府能不能快速把军事、外交、经济和科技信息组合起来，再转化成政策选择。对于一个近年来持续提高防卫预算、发展反击能力并强化经济安全政策的国家来说，这种能力会直接提高整个安全体系的运转效率。
9月28日，中方告诉日本，改善两国关系的根本条件之一，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反观日本当天讨论的，却是如何进一步强化国家情报能力，并明确把中国因素列入安全环境判断。双方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仅是某一件外交争端，还有彼此究竟准备以什么方式长期理解对方。
所以，日本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有何企图，答案并不只是一句“监视更多国家”。它希望减少对外部情报来源的依赖，提高在日美同盟中的信息价值，同时把军事、经济、科技和网络风险集中纳入首相官邸决策体系。对周边国家而言，真正值得持续观察的，是这套机器建立以后，日本准备给哪些国家贴上什么样的风险标签，又会据此推出哪些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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