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旬，江西于都，毛泽东带着身边的警卫、秘书、卫生员和担架人员，走向于都河畔。此时的他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中央红军即将离开中央苏区，谁也没有想到，这支队伍后来会走出一段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
跟随毛泽东行动的人员，大多二十岁上下。他们不是临时拼凑的普通民夫，而是承担警卫、通信、医疗、挑运等任务的中央直属人员。胡昌保任警卫班长，黄祖炎、黄有风负责秘书工作，吴吉清、陈昌奉、曾先基等担任警卫，钟福昌是卫生员，龚兴贵负责电台联络。
队伍出发时，没人把这次行动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当时，它更像一次艰苦而危险的战略转移。目标不明朗，前路更谈不上安稳，人员携带的物资也极其有限。可正是这些年轻人，贴身护卫着毛泽东走过湘江、贵州、金沙江、大渡河和雪山草地。
有意思的是，警卫工作并不只是站岗放哨。行军时，他们要观察敌情，照顾首长身体，还要在炮火和空袭中迅速寻找掩体。毛泽东常年患病，身边人既是战士，也是护理者。谁的鞋底磨穿了，谁的身体撑不住了，大家都看在眼里。
胡昌保的牺牲，发生在部队渡过大渡河之后。一次翻山途中，敌机突然来袭，队伍还来不及完全隐蔽，炸弹便落了下来。胡昌保发现危险后，立即冲向毛泽东，将他推到一旁，自己却被爆炸重创。
烟尘散去，毛泽东抱住受伤的胡昌保，急忙喊卫生员救治。胡昌保最先问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主席有没有负伤？”得到平安的回答后，他才慢慢闭上眼睛。由于伤势过重，这位警卫班长牺牲在行军路上，战友们用土石将他掩埋。
另一个牺牲者，是年纪较小的戴天福。他在漳州战役时期参加红军，长征途中患上疟疾，身体一直虚弱。翻越大雪山时，吴吉清曾背着他前进，毛泽东也在后面不断催促、搀扶。雪山的寒冷，几乎耗尽了这个年轻人的体力。
进入草地后，戴天福的病情再次恶化。一次行军休息后，他只走出一里多路便倒下了。卫生员钟福昌赶来报告时，还带着戴天福临终前留下的一小包马肉。那是大家为重病号准备的食物，他没有留下，而是托人转交给毛泽东，并叮嘱战友继续做好警卫工作。
毛泽东听后沉默很久，随后让队伍唱起歌来。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让前方和身后的战友都知道，队伍仍在行进。草地泥泞，粮食短缺，许多人倒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能够走出去，本身就是极其残酷的考验。
吴吉清活着走到了陕北。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把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警卫员送去学习和工作，吴吉清被安排到经济部门。1936年，他曾因重病被误送进太平间，毛泽东和任弼时得知后设法营救，吴吉清才重新得到治疗。
病愈后，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责怪他：“为什么不多休息几天？”随后倒了一碗热水，又放入折断的火柴棍，让他吹散水面的冷气。这个细节后来被吴吉清写进回忆文章，成为他一生难忘的片段。
吴吉清后来转到内蒙古工作，曾任自治区贸易部门和商业部门负责人。1962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议，时隔多年再次见到毛泽东。会面时间并不长，但长征路上的风雪、草地和牺牲者，仍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
黄祖炎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既是秘书，也是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可以交谈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黄祖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3月13日，他在济南参加文化工作座谈会时遇害，年仅四十三岁。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十分震动，多次在有关报告上作出批示。1952年10月，他到山东视察，专程前往黄祖炎墓地。面对墓碑，他久久不语，只说了一句：“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从于都出发的这支小小队伍，后来有人牺牲，有人负伤，也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承担建设工作。那二十多个人没有整齐留下姓名，却在最危险的岁月里，把警卫、通信、医疗和照料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做成了长征能够继续向前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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