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重庆红岩村，65岁的杨振德病重卧床。邓颖超和周恩来轮流守在身边，老人却一再劝他们别为自己劳累。她患的是疟疾，在药物匮乏的年代，这种疾病足以夺走一个人的性命。
杨振德没有留下多少轰轰烈烈的文字，却把一生过成了不断救人的日子。她是邓颖超的母亲，也是周恩来的岳母，更是一名在56岁时才正式走进革命队伍的中医。
她早年的经历，和许多旧社会女性一样，充满变故。杨振德出生于1876年，幼年失去双亲，生活并不优裕。幸运的是，父母曾让她读书，也让她接触中医。那时女子学医并不容易，她却靠着记方、辨证和实践，逐渐练出了一身本领。
婚后，她嫁给了邓廷忠。丈夫曾在清末军队任职，杨振德却没有因此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她仍替人看病，家中有药便施药，遇到贫苦病人，常常连诊费也不收。
1904年，女儿邓文淑出生，后来改名邓颖超。邓廷忠一度因重男轻女，产生过把女儿送人的念头。杨振德性情平和，但在女儿的事情上寸步不让。她坚决留下孩子，也拒绝让女儿缠足。
这件事看似寻常，放在当时却需要很大的勇气。她还设法让女儿识字读书，认为女子不能只守着灶台过一生。杨振德没有讲过多少大道理，自己的选择却给邓颖超做出了示范。
丈夫后来遭遇变故，家庭收入骤减。1912年，邓廷忠去世，杨振德带着女儿辗转谋生。她在上海、北京等地做过医务和教书工作，母女二人生活清苦，却没有放弃读书和接触新思想的机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5岁的邓颖超走上街头。她在进步活动中认识了周恩来。那时的杨振德已经看出，这个年轻人沉稳、有担当，也尊重女儿的选择。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急着谈婚事，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共同的事业上。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杨振德并没有把女儿留在身边，而是支持她走自己的路。对这位母亲而言，疼爱不是替孩子安排人生，而是让孩子有承担人生的能力。
1926年以后，杨振德随女儿女婿辗转上海。白天，她以行医为生；在特殊环境下，又承担了传递消息、照料生活等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收入有限，还要接济同志，杨振德便把行医所得拿出来补贴家用。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又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母女二人几经转移，后来抵达中央苏区。1932年，56岁的杨振德在瑞金参加红军，进入医院担任医务工作者。
她年纪大，行动不如年轻战士利落，却从不摆长辈架子。面对伤员，她洗伤口、煎药、换绷带，连生活上的小事也尽量照料。傅连暲负责医院工作，杨振德则凭借中医经验，和医护人员一起救治伤病员。
有战士不好意思麻烦她，她就说：“到了医院，伤员就是病人，不分年龄，也不分职务。”这句话朴素，却很符合她的性格。许多年轻红军远离家乡，在她这里感受到了一种近似母亲的照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杨振德随队转移，沿途经历缺粮、严寒和疾病。她已经接近六十岁，仍尽力照顾伤员。后来，组织考虑到她年事已高，安排她与部分老同志暂留江西一带。
分别时，邓颖超身体虚弱，曾躺在担架上。杨振德把能够留下的药材和治病经验交给女儿，母女短暂道别。谁也无法确定，这次分开之后还能否再见。
杨振德随后被捕，关押在九江反省院。敌人试图利用她的身份，逼她劝说邓颖超和周恩来放弃革命。她没有屈服，也没有替敌人传话。面对追问，她只说：“子女走什么路，做父母的管不了。”
敌人又问谁来保释她。杨振德回答：“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担保，愿意放就放。”她在狱中坚持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才获释。出狱时，她已经61岁。
此后，杨振德来到武汉，后来随人员转移到重庆。她没有依靠女儿女婿的身份谋取特殊待遇，仍旧替普通百姓和工作人员看病。病人拿不出钱，她就少收甚至不收，药材不够时还自己想办法补贴。
这件事传到蒋介石那里后，蒋介石曾送给她一面锦旗，以表彰她行医济人的行为。锦旗代表的是医德，并不能改变双方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而杨振德也始终没有因为这份礼遇改变自己的选择。
1940年11月18日，杨振德在重庆病逝。临终前，她还叮嘱身边人不要为自己奔忙。邓颖超后来曾说：“没有她，便没有我。”这句话里，既有女儿对母亲的思念，也有一个革命者对母亲一生影响的确认。
1949年10月，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83年，邓颖超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杨振德没有等到这些时刻，但她在旧社会里做出的那些选择，早已成为女儿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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