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桂兰，今年六十八，住在县城城南那片老居民楼里。说出来不怕大家骂，我老公判了十七年，已经进去快十八年了。不对，十七年，已经满十七年了。我今年六十八，他进去那年我五十一，现在他应该出来了，可我没去接他。他没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们俩就这么断了。

他姓赵，叫赵德厚，跟我同岁。我们结婚三十一年，他进去那年我们正好结婚三十一年。三十一年里，他打了二十三年工，坐了八年牢。不对，他打了二十三年工，然后被抓了，判了十七年。那十七年我在外面过的。我一个人过的。

他犯的事不大不小。他跟人合伙做买卖，收了人家的钱，货没给够。人家告他诈骗，判了十七年。那天宣判的时候我坐在旁听席上，听完了腿都软了。他从被告席上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到现在记着。他没说话。他就那么看了我一眼，然后被法警带走了。

他进去以后我一个人带着闺女过。闺女那时候上初中。我跟她说你爸出差了，去很远的地方。她信了。后来她大了，瞒不住了，我跟她说了实话。她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后来她说妈我知道了。就这一句。那以后她再没提过她爸。她考上大学走了，嫁了人，留在了省城。她逢年过节回来看看我，从来不问赵德厚的事。我不提，她也不问。我们娘俩就把那个人搁在那儿了。搁了十七年。

这十七年我是怎么过的，我跟你说说。头三年最难。赵德厚进去以后，家里没了收入。我那时候在县纺织厂上班，一个月挣几百块钱。闺女上学要钱，吃饭要钱，水电物业要钱。我那点工资不够。我下了班去给人做钟点工，打扫卫生，擦玻璃，洗衣服。周末去菜市场帮人卖菜，一天挣几十块钱。有一年冬天我帮人擦窗户，从凳子上摔下来，脚踝肿了半个月。我没去医院，拿红花油抹了抹，一瘸一拐地去上班。那三年我没买过一件新衣裳。闺女的衣裳都是亲戚家孩子穿剩的。她那时候懂事，从来不跟我要什么。有一回她学校要交五十块钱资料费，她跟我说了，我翻遍了抽屉凑不齐。她站在旁边看着我把那些毛票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了还差八块。她忽然说妈我不要了。我说那怎么行，明天要交的。她说我跟老师说我不订了。我那天晚上跑到隔壁张姐家借了十块钱。张姐没问我干什么用。她知道我们家的事。整个县城都知道。

赵德厚刚进去那两年，我每个月去看他一回。坐大巴到省城，再转公交到监狱，单程三个多钟头。会见半个钟头。隔着玻璃，拿着电话。他瘦了，头发剃了，穿着灰囚服。他问我家里怎么样。我说挺好。他问我闺女学习怎么样。我说挺好。他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说够。他说你辛苦了。我说没事。就这几句话。那半个钟头里我们俩说的话加起来不到二十句。时间到了我挂了电话站起来走了。他坐在那儿看着我。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儿。那两年我每个月去，风雨无阻。后来不去了。不是不想去，是去不动了。那三个钟头的车坐下来，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我在那个会见室里坐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腿都是木的。后来我改成两个月去一回，再后来半年去一回。他也不说什么。他知道我跑不动了。

第五年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的。县农机站退休的，老婆走了，一个人过。介绍人跟我说桂兰你才五十多，不能这么一个人过一辈子。我说我老公还没出来呢。她说你等他干什么，他判了十七年，出来你都六十八了。我说那我也得等。她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我说我不是死心眼，我是答应过他的。她问答应什么了。我说他进去那天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等你”。她说你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说嗯。她说那他就是记着这句呢。我说他记不记得我都说过了。

那个人后来没再来。介绍人说我傻。我那些老姐妹们有的说我傻，有的说我对得起他了。我不管她们说什么。我说了那句话。那句话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可我说了。他进去了，我在外面。我在外面过日子，把他那份日子也过了。闺女我一个人带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守着的。那些年过年我一个人过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包了饺子，煮好了端到桌上，一个人坐在那张方桌前吃。那盘饺子我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搁在桌上。我看着那半盘饺子，想着他在里头吃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敢想。

第十年的时候我退休了。纺织厂倒了，我拿了一笔安置费，不多。加上我那些年攒的，够我过日子。我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多，够花了。闺女工作了，每个月给我打钱，我说不用，她说你拿着。我拿着了。我手里有点钱，心里头踏实些。那些年我去看他的次数更少了。一年去一回，有时候两年去一回。他那边减了刑，说表现好，减了两年多。他写信告诉我。那封信我看了好几遍。他的字还是那样，歪歪扭扭的。他说他快出来了，问我想不想他回来。我把那封信搁在抽屉里了。我没回信。我不知道怎么写。

去年秋天他出来了。他出来那天我没去接。他自己坐车回来的。他敲开门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了他半天。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背也驼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子，里头装着他那些年的东西。他看着我，嘴张了张。他说桂兰我回来了。我站在那儿没动。他那个样子跟十七年前他被带走的时候那个回头看我一眼的样子叠在一起。我站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后来我让开了。我说进来吧。

他进了屋，换了鞋，把那个蛇皮袋子搁在玄关柜子旁边。他站在客厅里四处看了看。他说这屋子没怎么变。我说嗯。他说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我说嗯。他说你辛苦了。我说嗯。他坐在沙发上，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搓来搓去。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他说桂兰我对不起你。我说你别说了。他说我欠你的太多了。我说你别说了。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红了。他说我以后好好补偿你。我说你拿什么补偿。他说我干活，我伺候你。我说你七十二了，你拿什么干活。他没接话。

他回来以后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我们俩客客气气的。他帮我做饭，帮我打扫屋子，帮我修好了那个一直响的水龙头。他干的那些事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干活是随手就干，现在他干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干错了。有一回他洗碗的时候打了一个碗，他站在水池边上愣了好一会儿。他说桂兰我打了一个碗。我说打就打了吧。他说我赔。我说赔什么赔，一个碗。他没说话。他蹲下去把那些碎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包在报纸里，搁进了垃圾桶。他做那些事的时候手在抖。

他跟我说他想出去找个活干。我说你七十二了谁要你。他说看大门也行。我说你别去了。他说那我干什么。我说你待着。他说待着难受。我说那你慢慢待着。他没再说什么。可他那个样子我看着难受。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的，不知道干什么好。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一个台一个台地换，换完了关掉。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看半天。他跟我说桂兰我在这儿是不是碍你事。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不高兴。我说我没有不高兴。他说你脸上写着呢。

后来他走了。他说他去找他一个老伙计，那个老伙计在南方开了个小厂，让他过去帮忙看仓库。我说你去吧。他走的那天拎着那个蛇皮袋子，站在门口看着我。他说桂兰我去了。我说嗯。他说你要是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好。他站了一会儿，转身下楼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下楼梯的时候一只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往下挪。他走到楼下抬头看了一眼，看见我站在门口。他摆了摆手。我摆了摆手。他走了。

他走了以后屋里又剩我一个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空了的玄关柜子旁边。那个蛇皮袋子不在了。他在的时候那个袋子搁在那儿，灰扑扑的。他走了以后那个地方空了。我看着那个空地方，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等了他十七年。他回来了一个月。然后他走了。他大概是觉得这个家不是他的了。他大概是觉得我这个人不是他的了。他大概是觉得他回来就是给我添麻烦的。他那个样子我看出来了。他在这个家里小心翼翼的，跟个客人一样。他打了一个碗就吓得那个样子。他不是怕我骂他。他是怕我觉得他没用。他七十二了，他想证明他还有用，可他不知道拿什么证明。他那个样子我看着心里头酸。可我没办法。十七年。十七年把什么东西都磨没了。他回来那个月，我们俩之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薄薄的，可它在那儿。他碰我一下我都躲。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不习惯了。我一个人睡了十七年。旁边有个人我睡不着。他大概也感觉到了。所以他走了。

我今年六十八了。我等了他十七年。他回来了一个月。然后他走了。他现在在南方看仓库。他偶尔给我打电话，说那边挺好的，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两千块钱。我说那挺好。他说你那边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那你保重。我说你也是。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户外头那棵老槐树。树叶黄了，落了一地。我那些老姐妹们有的走了，有的瘫了，有的还在。她们有的说我傻，有的说我值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值不值。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十七年我一个人过了。我一个人把闺女带大了。我一个人把房子守住了。我一个人把日子过下来了。他回来了，我认了。他走了，我也认了。日子还在过。我今天下午去菜市场买了把青菜，回来炒了炒，就着馒头吃了。一个人吃饭，一个碗一双筷子一个锅。洗完了搁在沥水架上。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屋里安安静静的。我一个人。过了十七年了。今天也是一个人。明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