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开春，冀中平原李庄公社的大灶房里，张德贵正蹲在灶台前切土豆丝。菜刀在他手里跟长了眼似的，刀刃贴着案板边缘往下落，他却连眼皮都没抬。旁边择菜的刘婶看不下去了，拿手肘捅了捅他："德贵，你倒是看一眼啊，切着手算谁的？"

张德贵头也不抬，嘴里含糊地应了一声，刀没停。一嘟噜土豆丝簌簌落进搪瓷盆里，根根细得能穿针。刘婶叹了口气，跟旁边人说："这酒蒙子，又喝迷瞪了。"

张德贵今年四十三，在李庄公社食堂干了七年大师傅。人不爱说话，就爱喝两口。早些年大伙儿还叫他张师傅，后来发现他每天晌午都得抿一盅，慢慢就改口叫酒蒙子了。他也不恼，照旧闷头切菜、烧火、颠大勺。

公社食堂管着二百多口人的午饭。那时节口粮紧，每人每月三十斤，粗粮票和细粮票分开算。早饭是玉米碴子粥就咸菜，晌午难得见点荤腥，八分钱菜金的标准，想买肉得大队批条子。张德贵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马灯挂在灶膛口，先把大锅刷三遍。刘婶说他讲究，他只说了一句话："锅不净，菜就馊。"

大伙儿看不上的，是他切菜那副样子。闭着眼，耷拉着肩膀，刀却快得很。有次公社李主任来视察，当场就变了脸："张德贵，你这是对革命工作不负责！"张德贵把刀往案板上一按，抬起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没辩解。刘婶赶紧打圆场："主任，他就这样，切了二十年菜，手比眼准。"

李主任不信，让张德贵当场再切一盘。张德贵也不说话，从筐里摸出个萝卜，菜刀往空中一抛，接住，落刀。萝卜片飞出去，薄得能透亮，码在盘子里像一队白帆。李主任愣了一下，转身走了。

那年夏天，县里头传下话来，要搞全县炊事比武，各公社推荐一个大师傅参加。李庄公社的干部开了半宿会，最后推了张德贵。消息传到食堂，刘婶第一个不乐意："让个酒蒙子去？咱们公社的脸往哪搁？"

张德贵还是那副样子，蹲在灶台前剔肉。那是大队特批的二斤五花肉，为了比武用的。他用菜刀背把肉皮刮了三遍，又拿温水把肉块洗得发白。刘婶在旁边看着，忽然发现他的手很稳，一点不像喝了酒的样子。

比武那天，县里礼堂摆了二十口大灶。各公社来的大师傅都穿着白围裙，胸前别着红像章。张德贵没有新围裙，穿的是洗得发蓝的旧工装，袖口还烧了个洞。他带的工具也简单：一把菜刀，一块磨刀石，一个铝饭盒。

比赛项目是"大锅红烧肉"，限时两个钟头。肉是统一发的，每人五斤，配料自己带。有的师傅带了酱油瓶子、八角、桂皮，摆了一排。张德贵只带了半碗冰糖和一小包花椒面。

开火以后，张德贵没急着下肉。他先把锅烧得滚烫，倒凉水冲了三遍，这叫"养锅"。别的师傅已经哐哐把肉下锅焯水了，他还在慢条斯理地切葱姜。底下围观的人窃窃私语："李庄公社怎么派这么个主儿来？"

肉焯好水，张德贵把冰糖丢进锅里炒糖色。火不能大，大了发苦；不能小，小了不上色。他一手握锅柄，一手拿铁勺，眼睛盯着锅底，那是刘婶头一回见他这么认真。糖色炒到琥珀色，肉块下锅，"滋啦"一声，香味窜出去老远。他又加了热水、酱油、花椒面，盖上锅盖，转到小火慢炖。

一个钟头后，评委们拿着筷子挨桌尝。张德贵那锅肉摆在最边上，卖相并不出众，肉块切得方方正正，汤汁浓得挂勺。有个穿中山装的评委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两下，没说话，又夹了一块。其他评委也围过来，你一块我一块，半锅肉没了。

公布名次的时候，张德贵得了第一。

刘婶在底下听得直揉耳朵。她跟着公社的人挤到台前，看见张德贵站在那儿，手里攥着一张奖状，还是那副没睡醒的样子。有人问他秘诀，他憋了半天，说："肉要慢慢炖，人不能急。"

后来刘婶才听大队老书记说，张德贵年轻时在保定府国营饭店学过三年徒，切配练了整整一年。后来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被精简回了村。这二十年，李庄公社的人只知道他是个酒蒙子，没人知道他刀底下藏着真功夫。

回村那天，张德贵把奖状压在食堂的玻璃窗后面，照旧每天晌午抿一盅。刘婶再看见他闭着眼切菜，就不再说什么了。有时候她也会跟其他妇女念叨："别小看那个酒蒙子，人家那是真本事，只是不乐意显摆。"

那年年底分红，公社给张德贵多记了二十个工分。他把工分条折好塞进口袋，照样蹲在灶台前，闭着眼，切了一筐土豆丝。窗外的北风刮得呼呼响，大灶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们村里有没有这种看起来不起眼，其实藏着一身本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