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后来被概括成一句颇有戏剧性的故事：日军中将送出六十车装备，陈毅一夜之间成了“大财主”。可在硝烟尚未散尽的1945年，这并不是一份轻松得到的礼物，而是一场关系到部队装备、人员安全和政治较量的孤注一掷。
卢志英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任职，后来转入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前后，他以商人身份活动于上海，先后经营面包、药品等生意，借此接触各色人物。公开身份越普通，行动就越不容易引起注意。
他懂日语，也熟悉音乐。凭借这些条件，卢志英逐渐接近日军和日伪方面的一些人员。在有关回忆材料中，那名与他长期交往的日军将领被称为“保岛中将”，职务和姓名在不同记载中存在差异，但卢志英借助社会关系搜集情报、转运物资的经历，并非简单的传奇渲染。
上海的商铺，是掩护，也是交通节点。药品、军需和经费要进入根据地，往往不能依靠公开渠道，只能通过层层关系转运。一张盖有日军印章的通行文书，有时比一支枪更重要；它能让车辆通过哨卡，也能让药品避开盘查。
有一次，卢志英设法取得一批药品和物资，途中遭到伪政权人员拦截。他没有与对方争执，而是抬出日军方面的名义，声称车辆属于军方调运。对方有所顾忌，才让车队继续前进。
这种做法看似机敏，实则步步惊险。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暴露，等待他的就可能是逮捕和审讯。更困难的是，秘密工作不能只靠胆量，还要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身份、利益和立场。卢志英在交往中谈音乐、谈生意，也谈局势，却始终把真正目的藏在这些日常话题后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的权力格局迅速变化，日军开始考虑缴械和撤离，国民党方面则要求日军把武器、仓库和据点交给自己，不愿让共产党获得任何军事资源。
对新四军来说，时间同样紧迫。日军一旦完成移交，大量装备就会被国民党方面接收，再想取得，难度将陡然增加。卢志英清楚，留给自己的机会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他再次找到保岛。谈话没有停留在琴艺和交情上，而是直接触及战争责任。“日本已经败了，这些武器留在仓库里，改变不了结局。”卢志英说道，“真正同日军作战的人，不能空手接收胜利。”
保岛沉默了很久。卢志英又补了一句：“将军若还记得这些年的交往，就请把这批装备交给该交的人。”
这场交涉并不是单靠私人感情完成的。保岛或许明白，战争已经结束，武器继续留在手中没有意义；也可能意识到，卢志英并不是他以为的普通商人。无论原因有多少，最终他作出了让步。
几天后，满载武器和军需物资的车辆驶向新四军控制区域。六十辆车的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小。陈毅接到消息后，既看到装备补充的价值，也知道这批物资背后牵涉着秘密交通线和无数人的风险。朱德听闻此事，带着一贯的幽默说道：“老陈，这回可成了大财主。”
一句玩笑，点出了现实处境。部队缺枪少弹时，几十车装备足以缓解燃眉之急；但这些武器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一箱物资都经过了筹措、伪装、运输和接收。对前线而言，它们意味着战斗力；对地下工作者而言，却可能意味着暴露后的牢狱和牺牲。
卢志英没有等到胜利后的安稳生活。1947年，他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逮捕，随后遭到长期审讯和酷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重要机密却没有被撬出。
1948年12月27日，卢志英在南京被杀害，年仅四十三岁。临刑前，他留下“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字。那六十车装备早已融入战场的硝烟，而关于它们如何到达新四军手中，仍从一段段交叉掩护、真假难辨的秘密行动中，显出抗战胜利前后那段历史的复杂与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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