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云南男子已走投无路了，望老年朋友引以为戒，好好爱自己

杨建国坐在昆明火车站外面的台阶上，脚边搁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旧皮鞋。他摸遍全身口袋，掏出一把零钱，数了两遍，六块三。够买一碗米线，不够买一张回县城的车票。他在台阶上坐了半个多小时，看着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有人拖着行李箱跑，有人举着牌子接人，有人蹲在地上吃盒饭。他想起二十多年前，他也来过这个火车站，那时候他三十岁，穿着新买的夹克衫，口袋里揣着五百块钱，准备去深圳打工。

他是云南昭通人，老家在山里，地少，种不出钱。年轻时跟人出去打工，在东莞进过厂，在深圳搬过砖，在昆明送过水。后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回了老家。老婆是隔壁村的，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他挣的钱都寄回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儿子上学他供，女儿出嫁他给嫁妆。老婆说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说应该的。后来老婆病了，癌症，他把攒了半辈子的钱拿出来治病，还是没留住。老婆走的时候跟他说：“老杨，你以后对自己好点。”他说好。但没做到。

老婆走了以后，杨建国把剩下的积蓄拿出来，给儿子在县城付了首付。儿子说：“爸，你以后跟我住。”他去了，住了三个月。儿媳妇嫌他抽烟，嫌他脚臭，嫌他吃饭吧唧嘴。儿子夹在中间，不吭声。他自己搬出来了，在县城租了个单间，一个月三百。他找活干，去工地看大门，一个月两千。干了两年，工地停工了，老板跑了，欠了他三个月工资。他去要，要不到。再找活，没人要了。五十三岁，看大门都嫌老。

女儿嫁到了大理，日子过得一般。他给女儿打电话，说想去住一阵。女儿说：“爸，我这边房子小，婆婆也在，住不开。”他说没事，就问问。挂了电话他坐在出租屋里，看着墙上的裂缝。房租还有半个月到期，卡里剩八百多。他算了算，吃饭一天二十，能撑四十天。四十天以后呢。他不知道。

他来昆明是想找活干。听老乡说昆明有工地招人，他来了。到了才发现，工地招的是小工，要搬砖，他搬不动了。腰不行，膝盖也不行。他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没人要他。有个包工头看了他一眼，说：“大叔，你回去吧，这活你干不了。”他说：“我能干。”包工头摇头走了。他坐在劳务市场的台阶上，看着那些比他年轻的人被一车一车拉走。他觉得自己像一件过时的旧家具，摆在路边，没人看一眼。

今天是房租到期的日子。他早上从县城坐大巴来昆明，车票三十八，他兜里只剩六块三。他本来想找老乡借点，打了三个电话，两个没接，一个说手头紧。他坐在火车站台阶上，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得广场上的地砖发亮。他想起老婆走的那天，医院走廊里的灯也是这么亮。他想起她说“对自己好点”。他对自己好吗？没有。他一辈子都在给别人。给老婆，给儿子，给女儿。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儿子不接他电话，女儿说住不开。他谁都不怪。他们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他只是不知道自己的日子在哪儿。

旁边有个捡瓶子的老太太，七十多了，背驼得厉害，手里拎着个黑袋子。她看了杨建国一眼，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他。“空的，能卖一毛。”杨建国接过来，说了声谢谢。老太太问他：“你也是没地方去？”杨建国说：“有地方去，没钱回。”老太太说：“我一天捡瓶子能卖十几块。你要是不嫌丢人，跟我捡。”杨建国看着她。她脸上全是皱纹，指甲缝里黑黑的，但眼睛很亮。他说：“我五十三了。”老太太说：“我七十四了。捡了八年。”杨建国把那个空瓶子捏在手里。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大娘，你教我怎么捡。”老太太笑了。“不用教，弯腰就行。”

那天下午杨建国跟着老太太在火车站附近捡瓶子。弯腰，捡起来，放进袋子里。一个下午捡了四十多个，卖了四块八。老太太分了他两块。他攥着那两块钱，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两个馒头，就着火车站的免费开水吃了。老太太坐在他旁边，啃自己带的冷馒头。她说：“你明天还来不？”杨建国说：“来。”老太太说：“那行。明天我带你去南窑，那边瓶子多。”杨建国说好。天黑了，老太太走了。杨建国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把蛇皮袋枕在头底下。他想，明天捡瓶子，后天捡瓶子，捡到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但他今晚有地方睡，明天有地方去。他闭上眼睛。火车站的广播在报站，声音很响。他听不清说的是哪儿。他翻了个身，把蛇皮袋盖在肚子上。夜里的昆明有点凉。他想起老婆说的那句话。对自己好点。他想，等攒够了车票钱，他回老家去。把老屋修修，院子里种点菜。一个人过。不指望谁。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