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天，大同市惠民西城小区，几位居民凑在一起买了一双皮鞋，准备送给市长耿彦波。鞋并不昂贵，钱也是大家一元一元凑出来的。有人打趣说：“给市长送鞋，是不是要送他走？”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耿彦波真的调任太原。
这双鞋后来成了一个象征。它没有出现在正式文件里，却比许多口号更能说明问题：耿彦波常年往工地跑，鞋面沾灰，鞋底带泥，开会、检查、走访，几乎都穿着同一类旧皮鞋。他的工作方式，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
耿彦波在山西基层起步时，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判断。1993年，35岁的他出任灵石县委书记。当时煤炭产业被视作地方发展的重要支柱，投资见效快，财政压力也能暂时缓解。可他盯上的，却是灵石县静静矗立了数百年的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规模庞大，建筑群历经数百年形成，修缮需要投入大笔资金。那时旅游业远没有后来成熟，许多人觉得，把钱花在老宅子上，既不能立刻增加产量，也不能马上改善生活，实在不划算。
质疑声并不小。
耿彦波没有简单复制乔家大院的做法，而是试图把文物保护、地方文化和旅游发展结合起来。修缮过程中，资金、拆迁、工程质量都带来压力，反对者甚至认为他是在给县里增加负担。2000年他离开灵石时，民间还流传过送花圈的说法，足见当时矛盾之尖锐。
但时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王家大院于2002年被评为国家四级旅游景区，2006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若当年只看眼前账本，这处建筑群很可能继续衰败；若把文化遗产看成一笔需要耐心经营的长账，判断便会完全不同。
2008年，耿彦波调任大同市市长。彼时的大同同样面临资源型城市转型难题，煤炭产业留下的环境压力、老城区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古城格局破损，彼此交织。改造不是修一条路、刷一面墙，而是牵动数以万计居民的生活。
拆迁因此成为最难处理的一关。有人舍不得祖屋，有人担心补偿，也有人担忧所谓古城只是新建筑。耿彦波推动整体规划，修复城墙、改善道路、整治环境，同时安排居民搬迁。工程推进得很快，争议也随之而来。
有人批评“拆真建假”，认为部分新建建筑缺少历史依据；也有人指出，民居风格与大同本地传统并不完全一致。古城复建究竟是文物修复，还是城市建设，边界一度十分模糊。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城市更新越急，越需要对历史尺度保持克制。
耿彦波承受的压力，最终落到了工地上。他习惯早起，简单吃点东西便去现场，遇到问题直接找施工人员和相关部门沟通。大同市民常能看到他蹲在路边，查看排水、道路和建筑细节。有人形容他像一头老黄牛，“耿黄牛”的称呼也由此流传开来。
2013年转任太原市市长后，他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城市改造。交通、生态、文化设施、旧城更新同步推进，太原不少片区一度尘土飞扬，居民出行也受到影响。有人说城市像被重新拆开，抱怨自然不少。
可在暴雨积涝、供暖紧张等具体问题面前，耿彦波往往直接介入。2016年太原供暖出现困难时，他多次联系有关单位，要求尽快处理。电话打到对方明确解决方案，他才放下心来。这样的作风效率很高，却也容易给人留下强硬甚至急躁的印象。
他并非没有休息。只是长期高强度工作，使身体频频发出警告，家人也曾劝他减少工作量。会议中临时查看地图、连夜处理现场问题，在他的任期内并不罕见。那双皮鞋，正是在一次次赶往工地的路上，逐渐失去原本的光泽。
2015年，关于大同改造的纪录片获得关注，耿彦波的名字也走出山西。赞誉和批评同时增加，说明这场城市实验已经超出一座城市本身。有人认可它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也有人始终对复建方式存疑。
2019年初，耿彦波辞去太原市市长职务，随后担任山西省政府参事，参与能源转型等方面的咨询工作。离开一线岗位后，他曾到博物馆参观、练习书法、观看戏曲。2021年至2022年间，仍有群众在晋商博物院认出他，称呼依旧是那句“耿市长”。
职位会变，称呼却留了下来。那双沾满灰尘的皮鞋，也没有被当成纪念品收藏，而是留在许多山西人的记忆里，和一座座被重新规划过的城市道路重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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