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16日，白俄罗斯一处被森林包围的营地里，俄罗斯武装党卫军第一旅的官兵突然调转枪口，杀死身边的德军人员，随后携带武器进入森林。带队的人，正是原苏联红军上校弗拉基米尔·吉尔。
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德鲁日纳”旅。严格来说，他们起义后首先投奔的是白俄罗斯游击队，而不是直接进入苏联红军序列。标题中的“投奔苏联红军”，更多是对其最终归向的概括。
吉尔1906年出生于维尔纳省维莱卡一带，1926年参加红军，先后在骑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到苏德战争爆发前，他已经担任苏军步兵师参谋长，军衔为中校，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职业军官。
1941年夏，苏军第229步兵师在德军推进中被包围，吉尔随部队被俘，关押于战俘营。对许多被俘军官来说，摆在面前的并不是简单的“忠诚还是背叛”，而是饥饿、疾病、虐待与死亡。吉尔最终选择了为德军效力，这一步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德方把他和一些前苏军军官送往德国境内进行甄别、训练，随后又将一批战俘编成武装部队。1942年，这支队伍逐步扩充，穿着缴获或改制的军服，在波兰东部和白俄罗斯地区执行警戒、清剿等任务。
“德鲁日纳”旅表面上服从德国指挥，实际成分却十分复杂。有人出于求生，有人想借机获得食物和武器，也有人确实接受了德国宣传。吉尔本人还使用过“罗季奥诺夫”这一化名，试图与过去的身份拉开距离。
问题在于，这支部队参与过针对游击队和平民的暴力行动。村庄被搜查，人员被抓捕，青壮年被强行带走。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后来即便反正，也很难立即得到游击队的信任。枪口调转容易，旧账却不会凭空消失。
白俄罗斯游击队很早就注意到伪军内部的矛盾。他们通过传单、喊话和秘密接触，向这些人传递一个信号：只要带着武器反正，就有机会重新为苏方作战。游击队还提出“用鲜血赎罪”，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十分直接。
1942年11月，德鲁特河附近一支负责守桥的伪军连队发动叛变，杀死部分德军后进入森林。这个消息在旅内产生了影响。有人开始议论：“德国人真的会让我们获得所谓的新俄罗斯吗？”也有人担心：“投过去，会不会同样被清算？”
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德军在东线的颓势更加明显。吉尔看到了这一点，旅内的不满也随之增加。德国方面认为这支部队已经犯下太多罪行，不可能再回到苏联一边，因此对其控制并不松懈，却低估了战场形势带来的动摇。
1943年8月16日，吉尔与白俄罗斯游击队代表秘密接触，双方商定了起义条件。除白俄移民后裔等人员外，其他官兵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宽宥，并继续作战。当天夜里，吉尔召集部队，公开指责德国只想占领和奴役俄罗斯土地。
他对官兵说：“德国人不会给我们真正的祖国，只有把枪口转回去，才有活路。”这番话未必能洗清过去的责任，却击中了许多人的现实恐惧。随后，旅中大批官兵杀死德军联络人员，携带武器投向森林。
当天参加起义者约有一千多人，后来又有数百人加入，但也有人逃回德军控制区。由此可见，这次行动并不是整齐划一的集体觉醒，而是恐惧、观望、悔恨与求生欲交织后的结果。
起义后，部队改称第一反法西斯游击旅，吉尔继续担任指挥员。白俄罗斯游击队派出干部和战斗人员加强该旅，同时对其内部进行审查，陆续发现潜伏人员。对于刚刚反正的部队而言，武器可以立即使用，信任却需要靠战斗一点点换来。
吉尔也明白这一点。1943年9月16日，他被提升为上校，并获授红星勋章。旅中不少官兵获得奖章，但这些荣誉并不意味着过去被抹去。游击队员记得他们曾经做过什么，普通村民也记得那些被带走的人。
1944年4月，德军在白俄罗斯发动代号“春假”的大规模清剿行动，目标是摧毁波洛茨克—列佩尔游击根据地。第一反法西斯游击旅与其他部队一同陷入包围，森林、沼泽和封锁线组成了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突围持续到5月初。部队虽然冲出了包围圈，却付出惨重代价，人员损失约九成。5月14日，吉尔在战斗中阵亡。这支从党卫军编制中反正的部队，成立不到一年便基本覆灭，所谓“半年后全军覆灭”，指的正是从1943年8月起义到1944年春夏之交的结局。
吉尔的评价因此始终复杂。他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归入“英雄”或“叛徒”的单一形象：他曾是苏军军官，后来为德军服务，又在战争后期率部反正，最终死在与德军作战的战场上。战后，苏联方面为其家属补发了部分红军军官待遇，但这并不等于替他全部经历作出辩护。
他的命运，恰好暴露出东线战争中伪军问题的残酷一面。很多人不是从一开始就抱定某种信仰，而是在战俘营、饥饿、强迫和战场压力中不断选择。可一旦选择留下痕迹，哪怕后来重新调转枪口，也很难回到最初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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