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三差五就有人翻出耿彦波在大同的那笔500亿旧账,有人说他当年砸了五百亿留下一堆烂债,拍屁股走了。也有人说他给大同挖了个金窖,造福后代。吵了快二十年,到底这笔钱收回来了没有?今天咱们不站队,掰着实账说清楚。
很多人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这个500亿。它根本不是全砸在古城修复上的真金白银,是当年大同“一轴双城”规划的整体概算,一边建御东新区,一边修老城,两块加起来算的总盘子。
真说修古城墙、四大寺庙、代王府这些核心项目,业内公开资料也就几十亿的规模。剩下的钱,都花在大规模拆迁安置、市政道路管网、御东新区土地一级开发,还有学校医院这些公共配套上了。
钱的来源也不只有借钱,地方财政自筹一部分,土地出让金出一部分,还有政策性银行贷款,加上争取到的上级专项资金,是多方凑出来的建设资金。
2013年耿彦波调任太原的时候,大同市政府公开的显性负债,主流披露的区间在130亿到200亿元之间,根本不是网上传的“欠下500亿”。说白了,500亿本来就是市级公共建设的总概算,不是谁个人做生意的本金,拿“投多少就得立马回本多少”的生意逻辑套城建,本身就说不通。
单看政府财政账上的一次性现金回流,500亿这个数到现在也没收齐。原因其实挺简单。
大同古城的城墙、牌楼、护城河这些,都是典型的公共文旅资产,绝大部分区域免费对公众开放,本身就不靠门票赚规模化收入。哪怕是云冈石窟这种顶级IP,门票收入和百亿级的建设盘子比,也算不上量级匹配的现金流。
这些年大同的旅游总收入数字看着挺亮眼,节假日古城民宿餐饮全爆满也是实打实的景象。但很多人没搞懂统计口径的门道,旅游总收入算的是全市所有餐饮、住宿、零售商家的总营业额,大部分钱都进了本地经营者的口袋,不会直接落到市政府的财政账上。
政府真正能收进来的,只有土地出让金、税收,还有少部分景区的运营收入。想靠这几块几年之内凑齐500亿现金,客观上根本做不到。
当年留下的历史债务,大同这些年一直在稳步处理。山西省和大同市一直争取国家的债务置换额度和专项化债资金,把原来的高成本融资换成低成本的地方政府债券,每年慢慢偿还本息。
按照财政部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划分,大同早就从早年的偏高风险区间退出来了,现在已经进入债务可控的范围。欠账都是有序消化,不可能一下子就清零。
换个角度看,把这笔投入放到城市资产的长周期账本里算,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大同的标签就是“煤都”,跟着来的就是重污染、资源依赖、产业结构脆弱这些负面印象。耿彦波离任之后的十多年,大同前后几任班子沿着文旅带动转型的路子一直走,慢慢把云冈石窟、大同古城、恒山悬空寺这些牌子擦亮了。
到现在,大同已经稳稳成了华北地区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从北京坐高铁最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客源基础比十年前扎实太多。
当年的御东新区就是一片空地,现在已经成了政务、文化配套聚集的新城区,土地早就沉淀出了可观的估值。古城周边的商业物业和住宅价格,比2008年的时候也有了明显抬升。对一座城市来说,这些不动产的增值和文旅无形资产的沉淀,就是当年巨额投入换回来的长期资产。
更实在的变化在就业和税源上。每到节假日大同古城里摩肩接踵,从鼓楼到华严寺一带的商铺几乎家家满座,本地餐饮、住宿、文创、演艺这些服务业催生了大量工作岗位。
这些持续的经济活动带来的税收,才是这笔投资真正回流到公共财政的渠道,只不过这个过程是细水长流,不会出现一下子入账大笔资金的热闹场面。
说句公道话,这段城建历程里的争议,咱们也不能捂着盖着。当年大规模拆迁复建的模式,早年就被相关部门关注批评过,古城原有的部分历史肌理确实被改变了,这个代价必须如实承认。
工程推进节奏太快,也曾经留下施工中止、拖欠拆迁款、居民安置矛盾这些问题,都是后面几届政府慢慢梳理平复的。古城选择免费开放的模式,本来就注定政府很难从景区拿到直接现金流回报,这是先天的机制限制。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当年投的500亿现在收回来了吗?按做生意的算法,账面上确实没有一次性收回五百亿现金,债务也是逐年化解不是一步清偿。站在城市战略转型的角度看,大同早就摆脱了单一煤炭依赖的老路,拿到了云冈加古城这张稀缺的文旅名片,城市资产十几年持续增值,转型的答卷已经写了大半。
至于最终值不值,恐怕还要交给下一个十年来回答。至少到现在,大同这座城市,看起来比十几年前要有底气得多。
参考资料:大同市人民政府 大同市文化旅游相关公开资料;《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制度逻辑与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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