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在东北战场组建。此时的杨国夫，已被确定为纵队副司令员。此后数年，六纵司令员几度更替，副司令岗位也出现过轮换，唯独杨国夫长期留在原职，成了这支部队中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物。
六纵成立时间不算最早，却常被部队称为“老大哥”。原因不在纵队本身，而在所属第十六师的历史渊源。这个师的前身是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部队谱系中又保留着红军时期和北伐、南昌起义时期的历史印记。
这样的部队，作战传统深厚，干部构成也比较复杂。有人擅长带兵冲锋，有人长于参谋调度，还有人善于在关键时刻抓住战机。六纵后来在东北战场承担重要任务，与这批干部的组合不无关系。
有意思的是，六纵的司令员调整比较频繁。陈光担任首任司令员，后来由洪学智接任，之后又由黄永胜负责，洪学智还曾再次回到这一岗位。指挥班子的变化，说明东北战场用兵并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安排。
杨国夫却一直坐在副司令员的位置上。
与他搭档的副司令员，先后有曹里怀、梁兴初和李作鹏。曹里怀还兼任纵队参谋长，承担了相当多的指挥和组织工作；梁兴初后来担任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接替这一岗位后，也在战场上逐渐显露出指挥才能。
四位副司令员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照。杨国夫在六纵副司令员任上持续时间最长，却没有像另外三人那样走上军长岗位。曹里怀后来担任第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成为第三十八军军长，李作鹏则担任第四十三军军长。
梁兴初的提升，和东北战场上一场硬仗密切相关。1948年10月至11月的辽沈战役中，他指挥第十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面对国民党军主力进攻，部队承担了极其艰苦的阻击任务。黑山一线的战斗，使梁兴初的指挥能力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
1949年全军整编后，梁兴初调任第三十八军军长。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万岁军”，其前身正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主力之一。梁兴初能够从六纵副司令员转到更重要的军级岗位，与此前长期积累的战场表现有关。
曹里怀的道路也有类似之处。他原是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后调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十七军的主要基础来自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而梁兴初正是这支部队的重要领导者。不同纵队之间的干部调动，实际上也是根据部队任务重新配置指挥骨干。
李作鹏的任用，则带有另一层意味。六纵南下后，他接任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四十三军的前身正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换句话说，他从六纵副司令员转任军长，属于对原部队情况非常熟悉的干部接续。
有人因此疑惑：杨国夫资历并不浅，为什么没有得到同样的提拔？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职务高低。东北野战军的干部使用，往往更看重当时的战场需求。纵队司令员可能调整，副司令员也可能转任其他部队，职位变化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能力排名。能不能在某一阶段承担最紧迫的任务，往往比资历本身更重要。
林彪在东北用将，有一个明显特点：谁能打硬仗，谁就可能被推到关键位置。第一纵队的万毅后来由李天佑接替，第三纵队由曾克林转到韩先楚，第四纵队也经历过胡奇才、吴克华等人的调整。钟伟甚至从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员，正是因为他在战场上敢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胡奇才由纵队司令员改任副司令员，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能力下降。由于身体状况和作战任务的现实限制，指挥位置必须考虑能否持续承担高强度工作。部队南下后，他更多承担地方和后方方面的任务，这同样是组织安排的一部分。
杨国夫后来常被一些人称作“夏伯阳式人物”，说的是他有较强的战场经验和带兵能力，却没有沿着军长、兵团领导的路线继续上升。这个评价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现象：战争年代，能打仗并不必然意味着职务一路上升。
六纵四位副司令员的去向，恰好说明了东北野战军干部使用的复杂性。曹里怀、梁兴初、李作鹏先后成为军长，并不意味着杨国夫逊色于他们；杨国夫长期留在六纵副职，也体现出组织对其经验和稳定作用的认可。不同岗位，同样承担着东北战场最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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