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东北战场硝烟未散，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内部有一组颇耐人寻味的搭档：司令员钟伟后来授少将，麾下第34师师长温玉成却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一个是纵队司令员，一个是下属师长，军衔结果却出现了反差。
这并不是简单的“官职高低”问题。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评定依据相当复杂，既看职务，也看革命资历、历史贡献、指挥能力和建国后的战功。温玉成的经历，恰好把这些因素集中在了一起。
温玉成出生于江西兴国。15岁参加红军时，他还是个少年，却很快在战火中成长。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期间，他长期处于一线，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19岁的温玉成已经担任团政委。
湘江战役中，温玉成所在部队承担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那一仗异常惨烈，部队伤亡很大。温玉成不仅要组织战斗，还要维持部队秩序、鼓舞士气。战后，朱德对他的表现给予肯定，这段经历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极重要的一笔。
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部队进行混编。温玉成被调往红四方面军，担任懋功独立营政委，负责警卫和组织工作。后来，他随部队三过草地，面对粮食短缺、伤病蔓延等困难，仍完成了任务。
1937年，温玉成担任红五军团骑兵团政委，参加西路军西征。高台战斗中，西路军遭遇强敌，红五军团损失惨重，军团长董振堂牺牲，温玉成腿部负伤后被俘。
他没有就此结束军旅生涯。趁看守疏忽，温玉成设法逃出，拖着伤腿沿途乞食，经过一个多月辗转，终于回到革命队伍。这样的经历，不只是履历上的一行字，更意味着长期的考验和生死关口。
抗日战争时期，温玉成任新四军第六师第18旅政委，后兼任旅长，参与开辟澄锡虞、江高宝等敌后根据地。后来广为人知的京剧《沙家浜》，其故事背景便与这支部队在江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有关。
抗战胜利后，温玉成奉命进入东北。东北民主联军初创阶段，他率领一个“架子团”前往阿城地区。所谓架子团，就是各级干部基本配齐，战士却十分缺乏，到了当地还要继续招兵、整训和扩充。
条件很苦。温玉成一面剿匪，一面筹建部队，半年左右便把队伍发展到三个团、五千多人，后来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他担任师长。部队建立不靠现成基础，能在复杂环境中迅速形成战斗力，足见其组织能力。
有意思的是，温玉成与钟伟的交集，正是在东北战场形成的。钟伟担任第12纵队司令员，温玉成则负责第34师。钟伟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温玉成则以快速机动和连续追击见长，两人的指挥风格并不相同，却都敢于承担风险。
长春战事期间，温玉成率部多次快速往返，牵制沈阳方向的敌军，使其难以北援。长春解放后，第34师又转战铁岭、鞍山一带，接连俘敌。十几天内，部队歼灭和迫降敌军两个师，行动速度之快，在东北战场颇为突出。
天津战役中，温玉成没有选择敌军重点防守的大路，而是利用护城河冰层尚未完全融化的时机，从防守薄弱处突破，再向两翼展开。经过一昼夜激战，第34师攻入城内，俘敌四千余人。战后，该师改编为第49军第145师，温玉成继续担任师长。
这也解释了为何同为师长，温玉成的军衔评定高于王奎先、沈启贤、王兆相等人。几位师长都战功卓著，但温玉成既有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的资历，又经历西路军苦战，东北战场同样有突出表现，革命经历的完整性和特殊性十分少见。
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朝鲜战场。1950年10月，温玉成已担任第40军军长，率部从安东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第40军在两水洞与敌军交战，歼灭敌步兵营和炮兵中队，打响志愿军入朝后的首次战斗。彭德怀评价说，第40军首战打响了志愿军参战的第一枪。
此后，温玉成率第40军参加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以及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准备，直至朝鲜停战后回国。第40军在朝鲜作战期间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温玉成也成为少数全程参与抗美援朝作战的军长之一。
1955年授衔时，温玉成40岁，被授予中将军衔；钟伟以及第49军另外三位师长，则被授予少将军衔。军衔并非单看某一时期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对长期革命经历、战场贡献和所任职务的综合评定。温玉成的经历，正是这一评定原则下形成的特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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