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约瑟夫·费迪南德·约德尔于1890年5月10日出生于巴伐利亚维尔茨堡，父亲约翰内斯·约德尔是一名炮兵上校。约德尔于1903年至1910年在巴伐利亚军队的军校就读，1910年以候补军官身份加入巴伐利亚炮兵部队。1913年，他与伊尔玛·冯·布利翁结婚，岳父是一名上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德尔于1914年至1916年在西线担任炮兵连指挥官，两次负伤，其中一次大腿重伤。1917年他在东线短暂服役于匈牙利炮兵团，1918年任西线总参谋部军官。1919年，约德尔被纳入凡尔赛条约限制下的十万员额陆军，1921年接受指挥助理培训，1923年在柏林开始总参谋部培训。
1923年，约德尔结识了阿道夫·希特勒。1925年，他进入驻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师总参谋部。1932年，他被调往柏林，在路德维希·贝克领导的部队局作战处任职。1933年约德尔晋升中校，1935年随着国防军扩编，他出任新设立的“国防处”处长，该处隶属帝国战争部。
1938年至1939年间，约德尔短暂担任林茨的炮兵指挥官。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被任命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下属的国防军指挥局局长，该机构于1940年改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一职位上，约德尔成为希特勒在总体战争指挥方面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纽伦堡审判判决书对约德尔的角色有明确认定。判决书指出，虽然约德尔的直接上级是凯特尔，但在作战事务上他直接向希特勒汇报。从严格军事意义上说，约德尔是战争的“实际策划者”，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战略和作战指挥负有责任。
约德尔在审判中为自己辩护称，他是一名宣誓服从的军人而非政治家，其参谋和计划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其他事务。他说自己签署或草签命令、备忘录和信件时是代表希特勒行事，且常常是在凯特尔不在场的情况下。他承认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希特勒，但声称自己经常试图通过拖延来阻挠某些措施，例如他抵制了希特勒关于对被击落的盟军“恐怖飞行员”实施私刑的要求。
1938年2月13日和14日，约德尔的日记记录了希特勒指示他和凯特尔通过模拟军事措施对奥地利保持军事压力，这些措施达到了目的。当希特勒决定不容忍舒施尼格举行公投时，约德尔将已有的参谋计划“旧草案”带到了会议上。3月10日的日记显示希特勒下令准备“奥托方案”，约德尔在该指令上草签。约德尔于3月11日发出了补充指示，并于同日草签了希特勒的入侵命令。
在策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中，约德尔非常活跃。根据《施蒙特笔记》的记录，约德尔在其中的第14、17、24、36和37项条目上草签。约德尔承认他同意陆军总司令部关于“事件”必须在X-1日下午2时前发生的意见，并称事件必须在天气良好的固定时间发生。约德尔还与宣传专家就“即将到来的共同任务”进行了磋商，包括德国违反国际法、敌方利用这些行为以及德方的反驳，约德尔认为这一“任务”特别重要。
慕尼黑协定后，约德尔写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出局……元首的天才和他甚至不惜世界大战的决心再一次不战而胜。希望那些怀疑者、弱者和犹豫者已经转变并且将保持下去。”苏台德占领后不久，约德尔前往一个部队指挥岗位，直到1939年8月底才成为OKW作战参谋长。
约德尔于1939年12月12日与希特勒、凯特尔和雷德尔讨论了入侵挪威的问题，他的日记中充斥着关于准备此次进攻的迟记条目。约德尔解释说他关于希特勒仍在寻找“借口”的评论意味着希特勒在等待关于英国计划的可靠情报，并为入侵辩护称这是先发制人的必要行动。他的证词表明，从1939年10月起，希特勒计划通过比利时进攻西方，但对入侵荷兰一直犹豫到11月中旬。
在1941年6月7日的纽伦堡审判庭上，苏联副首席检察官波克罗夫斯基上校就约德尔的角色进行了质询。波克罗夫斯基问约德尔是否否认自己是凯特尔的副手，约德尔回答：“当凯特尔不在总部时，作为惯例，每当元首有话要对OKW说时，他首先与我交谈，因为我是级别最高的军官。”当被问及是否可以说约德尔在希特勒、全体军官团和整个德意志帝国军事机器眼中实际上是凯特尔的代理副手时，约德尔回答：“在个别情况下，当元帅不在且事情不重要时，是的；但到了重要事情上，我可以随时通过电话联系到他，因此我几乎从未代理过他。”
约德尔签署了多份具有法律后果的命令。1941年6月6日的“政委命令”规定被俘的苏军政治委员应被枪决。1942年10月28日的“突击队命令”规定被俘的盟军突击队员应被立即处决。约德尔还签署了1941年10月7日关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命令，尽管该命令并未明确提及摧毁城市。
1942年起，约德尔负责指挥针对西方盟军的所有作战行动，从北角到北非的战争指挥均在其管辖范围内。他对总体战争指挥的专业批评虽然恶化了他与希特勒的个人关系，但并未改变他无条件的忠诚。1943年，约德尔获得了纳粹党的金色党徽。1944年，他晋升为大将，同年他的妻子去世。
1945年5月6日，约德尔抵达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法国兰斯的总部。希特勒自杀后成为德国总统兼最高统帅的邓尼茨海军上将授权他签署西线德军的投降书。艾森豪威尔坚决要求约德尔签署包括东线在内的各战线全面无条件投降书。5月7日凌晨2时41分，约德尔在兰斯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苏联方面认为兰斯的投降仪式不正式且苏联代表未获充分授权。5月8日夜，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了第二次投降仪式，凯特尔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签署了正式的无条件投降书。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约德尔提出了全部四项罪名的起诉：共同策划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1946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法庭作出判决，认定约德尔犯有全部四项罪行，判处绞刑。约德尔的辩护律师埃克斯纳博士在辩护中提出了一个论点：在战争时期，谋杀和叛国意味着前线的立即崩溃和帝国的终结，难道应该要求被告高呼“正义得以伸张，祖国虽亡犹荣”吗？法庭驳回了这一辩护。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时年56岁。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撒入伊萨尔河的一条支流。约德尔在绞刑架上用了18分钟才断气。
约德尔死后，关于其罪责的争议并未平息。1953年2月28日，慕尼黑主审法院重新审理了约德尔在纽伦堡被指控的四项主要罪行，最终认定他无罪，并将自1946年收押的财产归还给他的遗孀。负责审理纽伦堡审判的法国庭长亨利·德·瓦布尔当众宣布，1946年对约德尔的判决是错误的，此时约德尔已经死了将近七年。
这一平反决定发生在冷战爆发、美苏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西德法院的这一裁定在法律上仅涉及国内财产归还问题，并不具有推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效力。约德尔在OKW作战参谋长任内所签署的一系列命令，包括政委命令和突击队命令，构成了纽伦堡法庭对其定罪的核心证据。他在侵略战争策划中的实际参与程度，从《施蒙特笔记》中的草签记录到他本人战时日记的详细条目，均有档案文献作为支撑。约德尔的历史评价因此始终处于两个层面之间：一方面是国际军事法庭基于大量文件证据作出的有罪判决，另一方面是战后德国国内司法机构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作出的重新认定。对约德尔在第三帝国军事决策体系中角色的严肃评估，需要以纽伦堡审判中呈交的原始文件和他本人的战时记录为基础，而非以战后的政治性裁定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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