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上海法租界附近，德国商人思迪芬和妻子刚推开家门，院中一个身影立即转身逃窜。思迪芬年轻时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反应很快，扑上去抓住了对方的手臂。可那人力量惊人，挣脱后翻墙而去，只留下一只白手套上的汗毛。
夫妻二人进屋清点，发现一千多万旧币和八百多美元不翼而飞。案情很快送到上海公安局，负责侦办的是章维彪。此人出身旧巡捕系统，曾跟随名捕黄宪宗办案，对上海街巷、码头和旧租界的情况十分熟悉。
章维彪察看现场后，判断这不是普通窃贼。保险柜被打开，门窗没有明显破坏，院墙和楼顶之间也留下了翻越痕迹。对方既懂开锁，又有极强的攀爬本领，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长期作案的惯犯。
线索出现在那根汗毛上。章维彪用放大镜反复观察，发现汗毛呈棕黄色，粗硬而有光泽。他由此推断，嫌疑人很可能不是中国人。这个判断并不轻松，上海当时人员复杂，外国侨民、旧巡捕和各类流动人口交织在一起，查找一个没有明确身份的飞贼，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把目光投向了留在上海的白俄群体。经过多年生活，不少人已陷入困顿，其中有人靠小偷小摸维持生计。章维彪换上便装，混入外侨聚集的灰色场所，盯住一名手里突然出现大量美元的惯偷。
“钱是从哪里来的？”章维彪试探着问。
对方承认刚在外滩抢过一名外国船员，却矢口否认入室盗窃。审查结果很快证明，此人只是另一起案件的嫌疑人。章维彪没有急于下结论，转而追查美元的流向，因为那八百美元总要有人兑换。
当时，新中国对外汇实行严格管理，私下兑换活动屡禁不止。章维彪再次乔装，连续几天在交易活跃的地方观察，很快发现三名用美元换取黄金的人。可带回审查后，仍然没有结果。两条线索相继中断，案件陷入僵局。
转机发生在圣诞节。徐汇区一座大教堂举行弥撒，英国主教李约瑟中途返回住所时，听见隔壁房间传来轻微的凿击声。他没有贸然推门，而是先叫来仆人并通知警方。众人合力冲入房间时，窃贼已经察觉异常。
此人逃跑时十分冷静，竟用抹布擦拭可能留下指纹和脚印的地方。被堵上天台后，他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踩上围栏旁的电线，沿着狭窄线路向另一侧移动。楼下的人惊得不敢靠近，只能看着他借助特殊的身体技巧脱身。
不过，一阵风吹落了他的帽子。章维彪拿到帽子后，发现样式十分特殊，像旧上海工部局警员常戴的风帽。帽里还缝着三个汉字：“拉吉波”。这个名字，让沉寂多日的案情重新出现了突破口。
章维彪随即调阅旧工部局档案。几天后，身份终于查清：拉吉波是英印混血，1935年来上海担任巡捕，曾受过特殊身体训练，尤其擅长瑜伽和攀爬。过去的职业经历，使他熟悉警戒规律，也知道外国人居住区哪些地方最容易下手。
然而，档案尚未查完，拉吉波又闯下大案。1950年1月，他潜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偷走一只装有重要文件的密码手提箱。当时中英双方正围绕英国领事机构撤离问题交涉，这起盗窃立即被英国方面大肆渲染，甚至指称有人以窃取文件为目的，借机攻击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案件性质骤然改变。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要求尽快查明真相；公安部长罗瑞卿也赶赴上海督办。章维彪面对的已不只是一起入室盗窃，而是牵涉外交影响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
外国旧巡捕大多已经离开上海，章维彪只能从留下的中国警员中寻找熟人。几经查访，他找到三名认识拉吉波的人，其中耿清湘还是拉吉波的旧友。耿清湘回忆，拉吉波曾托他寻找住处，还让他准备木签和箱子，似乎早已为藏匿物品做准备。
公安人员根据这一线索布置抓捕。那天，耿清湘来到拉吉波暂住的房门前，照约定敲门。拉吉波没有察觉埋伏，开门的一刹那，几张渔网从两侧同时撒出，将他的双臂和身体牢牢缠住。
这个曾在楼顶电线上行走、数次从追捕中脱身的飞贼，终于被生擒。密码手提箱和此前案件的赃物，也随着审讯逐步查明去向。上海公安局随后将案情整理上报，曾经让多国侨民惶惶不安的“洋飞贼”案，就此落下了关键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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