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江西广昌驿前镇贯桥村南面的高虎脑，红三军团第四师师政委陈阿金和师参谋长张翼，都把人生最关键的一段路留在了这里。一个倒在阵地上，一个从战场脱离，后来竟在同一片乡土上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高虎脑并非寻常山地。群山如屏，古道穿行其间，万年亭附近地势险峻，是中央苏区东南方向的重要屏障。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压向苏区核心区域，红军只能依靠山地、工事和近战，抵挡装备占优的对手。
战斗开始后，飞机轰炸接着炮火覆盖，步兵以密集队形连续冲击。红军缺少重武器，便把阵地修得更深、更坚固，等敌军逼近后再用步枪、手榴弹和刺刀反击。炮声震动山谷，阵地前沿很快变成反复争夺的血战场。
陈阿金负责的正面阵地承受了最猛烈的压力。他没有停留在后方发号施令，而是不断到前沿观察敌情，组织部队贴近对手作战。这样做风险极大，却能缩短双方距离，削弱敌军炮火优势。红军数次打退冲锋，阵地始终没有轻易丢失。
但战场并不只看勇气。敌军凭借兵力和火力，从多个方向迂回，红军支点被炮火摧毁，机枪弹药也逐渐耗尽，援兵受到阻拦。鹅形阵地失守后，周边高地相继被占，红军阵地陷入三面压力，只能向南转移。
就在撤退与防守交织之际，陈阿金被炸弹击中，头部、胸部和上肢多处受伤，牺牲在万年亭附近。按照有关回忆材料，他是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也是这场战斗中牺牲的主要指挥员之一。红军方面随后在《红星报》刊文悼念，称其为战斗中的英雄和工人中的楷模。
陈阿金原名陈建金，江苏阜宁人，早年参加工人运动，曾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回国后，他在红军大学任教，兼任学生连指导员和机炮大队政治委员，后来转入作战部队担任团政委、师政委。他既能训练干部，也能在火线上指挥，这种经历使他成为红军中少见的复合型干部。
与陈阿金同乡的张翼，原名张志俊，曾在淮阴师范学校就读，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参加红军后，他从事过兵运工作，参加过百色起义和右江根据地的建设，也经历了中央红军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从履历看，两人都受过教育，都担任过师级职务，差别并不在起点。
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万年亭撤退途中。张翼选择叛逃，成为红军方面记载的失节干部。此后，他写下自首材料，并以自己的名义散发劝降文字，试图动摇红军官兵。这样的选择，不仅意味着离开队伍，也意味着主动站到了曾经战友的对立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翼凭借受过军事教育的经历，先在国民党方面担任教员，后来回到阜宁一带组织武装。他以抗日名义招募人员，兼并小股武装，收缴民枪，设置税卡，向商户摊派，还发生过绑架勒索等行为。队伍由数百人逐步扩充，名义上从团发展到旅，实际控制的武装达到数千人。
有意思的是，张翼虽然拥有枪械和人马，却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基础。队伍成分复杂，扩张更多依靠强制和利益拼接，内部缺少共同信念。这样的武装看起来声势不小，遇到更有组织、更有纪律的力量，便很难保持持久战斗力。
1940年，新四军在苏北发展过程中，张翼与黄克诚再次发生关联。黄克诚当年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正是万年亭战斗中的主要指挥者之一。面对旧日部属，张翼的部队与新四军少有正面硬拼，偶有接触也很快收缩，这种反常态度，多少反映出他对红军战斗力的忌惮。
张翼后来又与韩德勤发生矛盾。韩德勤对其拥兵自重早有戒心，双方关系不断恶化。1940年黄桥战役前后，韩德勤方面以召开会议为名将张翼控制，随后把他押往兴化戴窑一带处决。一个曾经的红军师级干部，最终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于自己依靠和争夺的那套武装关系之中。
陈阿金牺牲后，安葬在万年亭附近山坡。张翼则在数年后走到生命尽头。同乡、同级、同在一支队伍，曾经拥有相近的出发点，最后却留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录：一人的名字与阵地相连，另一人的结局则写在叛逃、拥兵和内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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