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8日，江西瑞金，寒意已经透进旧屋的门缝。邓小平走进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门前那棵大榕树还在，屋舍和街道却早已变了模样。县里的同志迎上来，说：“您是瑞金的老县委书记。”他点点头，目光停在树下，往事一下子被唤醒。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瑞金，担任县委书记。那时的瑞金，既是革命根据地，也是矛盾和困难集中之处。受“左”倾错误影响，干部顾虑重重，群众对政策疑惑，生产秩序迟迟难以恢复。

他没有急着坐在屋里听汇报，而是到各区走访，挨家挨户了解情况。谁家缺粮，哪里停产，干部有什么顾虑，都一一记下。处理问题也不绕弯子，能纠正的立即纠正，能解释的当面解释。时间一长，群众开始称他“包公”。

瑞金的难处，不只是思想和秩序。盐，是更实际的考验。中央苏区不产盐，外部又实行严密封锁，食盐常常有价无市。刘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粮食不足，油盐更少，有时只能用硝盐应付。

盐看似寻常，断了却会直接影响人的体力和健康。为解决燃眉之急，群众挖硝土、熬硝盐，连伤口处理也常常只能依靠简陋的盐水。1933年，杨振德为给周恩来筹盐挖硝土时，还因土墙坍塌遇难。这样的细节，后来一直留在邓小平的记忆里。

因此，他在瑞金、会昌工作时，格外重视生产。党团员带头开荒，恢复农业，同时设法发展纸张、农具、药材、石灰等生产，打通与外部地区的贸易渠道。办法并不漂亮，却很管用：老百姓先得吃上饭，苏区的工作才有根基。

这段经历，使他后来看到盐矿时格外敏感。1972年11月12日，他从南昌出发，先到樟树参观工厂和江西盐矿。车间里水汽弥漫，工人们长时间站在盐锅旁作业。他握住工人的手，说：“以后实现机械化，就好了。”

那天中午，他在清江县招待所吃了四菜一汤，饭后照章付费，留下的票据写着：伙食费0.64元，粮票6两。饭桌上，干部介绍全县工业产值只有2600多万元，邓小平听后没有批评，只说：“你们县的潜力大得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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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非客套。几天后，他沿赣南旧地继续走访。12月5日到兴国、于都，听到当地水土流失严重、群众生活仍然困难，神情逐渐凝重。兴国人民曾倾力支援红军，他记得这份情谊，也更清楚老区不能只留下纪念性的旧址，生产必须真正发展起来。

12月7日到会昌，他抚摸着苏维埃政府旧址旁的大榕树，说当年常在这里读书看报。听说附近周田发现了盐矿，他立即前往察看。这个盐矿由江西地质人员在1970年勘探发现，后来查明储量可观。对一个曾经为食盐发愁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有着特殊分量。

井冈山之行，同样让他看到现实的压力。11月的山区已经寒冷，不少群众仍穿着单裤。当地干部谈到收入和口粮时，话说得很谨慎，邓小平却没有追问太多。卓琳问起老乡生活，现场一时安静下来。贫困摆在那里，谁也无法用几句好听的话遮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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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金糖厂，他又注意到工人仍用手工包装，原因是担心机器上马会造成失业。邓小平认为，不能把保护岗位理解成拒绝技术进步，工人可以通过学习转到新的岗位，工厂也要逐步提高机械化水平。这个判断，落脚点仍是生产效率和人的培养。

听取瑞金汇报时，他肯定县办工业已有基础，却指出农业发展不够。随后说：“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至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这不是对革命老区的责备，而是实地比较后的冷静判断。战争年代留下的困难，不能靠功劳簿解决；国家要强起来，必须让农业、工业和技术一起向前走。

1973年新年后，邓小平得到可以回京的消息。一个月后，他乘火车北上。那次江西之行没有停留在旧址凭吊，而是从盐、粮食、机器和农民收入这些具体问题出发，重新丈量了一个国家的家底。瑞金榕树下的旧日记忆，也因此和车间里的蒸汽、田间的贫困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