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重庆街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许多人欢呼，却也有人连夜收拾行李。那些曾经替日军带路、搜集情报、维持伪政权的人，知道真正的清算即将开始。
“日本人走了，咱们怎么办？”
这句话，在当时并不只是普通百姓的议论，也是许多伪职人员心里的恐惧。八年全面抗战中，日军推行“以华制华”，扶植伪政权，拉拢地方势力，招募警察、翻译、保甲人员和情报人员。所谓“百万汉奸”，并不是一个能够精确对应的统计数字，而是对庞大投敌群体的概括。
这些人的身份差别很大。有汪精卫政权中的高级官员，也有伪军军官、警察和特务；有被金钱引诱的地方势力，也有因生计、胁迫或个人野心而替日军做事的普通人。身份不同，罪行轻重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战后处置也因此形成了复杂局面。
抗战尚未结束，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开始建立惩治汉奸的制度。陕甘宁边区在1939年制定相关条例，把通敌、刺探军情、破坏抗战、组织武装袭击等行为纳入刑罚范围。情节严重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财产也会被没收；受胁迫、主动自首、及时提供情报者，则可能得到从轻处理。
这并不是简单的“见人就抓”。战争环境下，判断一个人是否主动投敌，必须看其具体行为。有人替敌人带路，导致村庄遭到袭击；有人掌握伪警察力量，参与抓捕抗日人员；也有人只是被强行征用，后来寻找机会逃回。若不区分情形，既可能放过真正的罪犯，也可能误伤被迫卷入战争的百姓。
根据地还逐步建立公安保卫机构，负责侦察、审讯和防范渗透。晋察冀等地的锄奸工作，往往与军事行动连在一起。日军占领村镇后，常通过伪县政府、警察所和地方维持会控制基层社会，抗日武装要想保存力量，就必须及时清除这些耳目。
日本宣布投降后，局面陡然变化。伪军和伪职人员失去了靠山，许多人被当地抗日武装和民众控制。有人主动投案，交代曾经参与的事情；有人换上便衣逃回乡下；还有人携带枪械，试图凭借旧部继续占地自保。至于那些伪政权中的大人物，则很难凭一句“受命办事”逃脱责任。
汪精卫本人在1944年11月死于日本名古屋，没能等到战败后的法庭。陈公博、周佛海等南京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后来分别接受审判。陈公博于1946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周佛海则因在抗战末期提供情报等因素，最终被判处死刑，后获减刑，1948年病死于南京狱中。
溥仪的经历更为特殊。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后，他出任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溥仪在准备逃往日本途中被控制，之后被移交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战犯接受改造，1959年获得特赦。这个结局说明，同样背负投敌名声的人，因身份、行为和历史条件不同，处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后，也展开了大规模逮捕和审判。1945年秋冬，各地伪官员、伪军骨干和情报人员相继落网。1946年以后，南京等地的审判持续进行，部分伪政权首脑被判死刑，许多中层人员被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但现实远比判决书复杂。国民政府在接收地盘时，曾吸收部分伪军和地方武装，以维持秩序、补充兵力。这些人一度被重新编组，甚至继续掌握枪械。对百姓而言，昨天还替日军办事的人，今天突然换了番号，难免引发强烈不满。后来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化，许多失去利用价值的伪军又被清查。
真正数量庞大的基层人员，未必都走上法庭。有的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有的改名换姓外逃，有的回到乡村，靠隐瞒过去生活。可法律处罚之外，还有一层社会审判。村民记得谁替日军搜粮，谁指认过抗日志士，谁在伪警察所里动过刑。这样的记忆，很难凭一纸释放证明消失。
1949年以后，人民政权接管各地，旧伪政权档案成为清查的重要依据。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治理行动中，部分曾经投敌、充当特务或继续危害社会的人再次被审查。对于普通伪职人员，则往往结合罪行、悔罪表现和现实危害分别处理，并非所有人都遭到同样惩罚。
所以，战败后的汉奸并没有集体消失。他们之中，有人被逮捕处决，有人长期服刑，有人逃亡隐姓埋名，有人被短暂收编后再次遭到清查，也有人因罪行较轻或证据不足回到民间。战争结束了，审判却持续了多年；枪声停下之后，档案、证词和乡民记忆，仍在追问每个人曾经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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